今天小編分享的理财經驗：蔣超良與交行股改上市往事，歡迎閱讀。
2 月 21 日周五的晚上，收到了一位久未聯系的朋友的微信，是轉發蔣超良被查的官宣消息。
這位朋友是前交通銀行中層，上一次聯系，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在《第一财經日報》擔任編委分管财經新聞，他在交行公關部門任職。有天早上，他打來電話，說嚴重抗議。原來是一财一篇報道中提及 " 四大行 " 如何如何，交行如何如何。他說，應該并稱 " 五大行 " 如何如何。
" 四大行 " 是早已有之的叫法，" 五大行 " 的說法也不為無據，後來又有了 " 六大行 " 的說法。那麼，這些說法都是怎麼出現的，該以誰為準呢？
這件事，跟前交行董事長蔣超良還頗有幹系。本文不涉及此次蔣超良被查事由，僅回顧其任職交行期間的一些往事。
蔣超良與交行 " 升咖 "
中國的銀行，除了作為中央銀行的中國人民銀行之外，分為政策性銀行與商業銀行。前者如國開行（後更新為開發性金融）、進出口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後者一般分如下幾類：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商行，外資（法人）銀行，民營銀行，村鎮銀行，農信社等。
這些說法更多是約定俗成，比如浦發銀行既是國有控股又是商業銀行，但一般不會被稱為國有商業銀行；而許多大行和城商行改制後也是股份制了，但都不會被歸于股份制銀行之屬。
其中，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最早專指工、農、中、建四家，" 四大行 " 由此而來；後來，交行也加入此行列，于是有了 " 五大行 " 之稱。再後來，郵儲銀行完成商業化轉型和股改上市，加入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之列，" 六大行 " 出爐并延用至今。
交行跻身大行之列，有一個過程。交通銀行成立于 1908 年，最初是為了贖回京漢鐵路等實業而成立的，屬于官商合辦，總部最早在北京，後随時局變化先後遷上海、重慶。還有一個分支，遷到了台灣，後來整合并入兆豐銀行。
現在的交行實際是 1987 年重新組建而成，當時是作為股份制銀行的試點，以區别于工農中建這四家國有獨資銀行。其總部在上海，亦與 " 四大行 " 有别。那時候，交行樂于強調其股份制銀行的身份，顯得更為市場化。
當逐漸有了招行、浦發、民生、中信等股份制銀行後，交行的地位變得有些微妙。其資產規模恰好處于 " 四大行 " 和其他股份制銀行之間，跟上下都隔着一段距離；其政治地位亦然。
2003 年銀監會成立，分設監管一二三四部，一部管國有大行，二部管股份制銀行。交行當時歸口二部，仍屬股份制銀行。
2004 年，蔣超良以湖北省副省長調任交行董事長，肩負起交行改制上市之責。交行的上市，亦是為 " 四大行 " 上市試點鋪路。當時，決策層确立了國有大行改革思路，但對 " 四大行 " 直接上市多少有些顧慮。
從蔣超良的行政級别來看，此時交行已是副部級，跟 " 四大行 " 一樣；但蔣在湖北副省長之前是央行行長助理，而 " 四大行 " 一把手多由央行副行長出任，其間仍有微妙差别。而且 " 四大行 " 董事長一般都是候補中委，而蔣超良當時不是。
伴随着蔣超良到交行，2004 年下半年，交行整個體系啟動了 " 行政化更新 "。當年交通銀行昆明分行首先改名為交通銀行雲南分行，并确認雲南分行行長為正廳級，與 " 四大行 " 省分行行長級别相同。
銀行的分行設定，" 四大行 " 都是按行政區網域設省分行的——中行偶有例外，比如山東的省分行曾長時間設在青島。股份制銀行更多是依據經濟區網域來布局，其分行命名多采用城市名稱，尤其是省會城市命名的分行，通常承擔着省分行的職責。交行從分行層面行政化更新，進一步向國有大行看齊。
2006 年，交行從銀監會監管二部調至監管一部，其地位亦随之變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自此，交行 " 升咖 " 成功，" 五大行 " 的說法開始流傳。可以說，蔣超良是交行跻身 " 五大行 " 的關鍵人物。
此次監管類别調整有其深意。當時，國有商業銀行改制上市進程順利，外資銀行紛紛參股中國的商業銀行，乃至成為一些股權較為分散的銀行的第二大股東。如匯豐作為交行的戰投，一度持股 19.9%，使得财政部趕緊通過國有股權劃撥等方式增持交行，拉大與匯豐的股比差距。浦發也有類似情形。
從更為宏觀的背景來看，随着銀行改革的深化，當時國有股權在整個銀行體系中的比重是持續下降的。增持交行，将之歸為國有大行，意在維持國資對整個銀行體系的控制力。在外資法人銀行開閘之後，這個任務變得更為重要了。
自蔣超良開始，交行領導人也進入了金融層面領導人的輪換序列。這是中國金融行業的一個慣例：央行副行長出任國有大行董事長，國有大行董事長出任當時的銀證險 " 三會 " 主席，國有大行董事長、行長互相換崗 ······
比如蔣超良後來從交行董事長轉任國開行行長、農行董事長；時任交行行長張建國到建行當行長；時任工行副行長牛錫明調任交行行長。2012 年，時任交行董事長胡懷邦成為候補中委；次年，胡懷邦調任國開行董事長。這種輪換可以視為對交行在國有大行體系内地位的一種确認。
交行曾是國有大行股改上市的 " 探路先鋒 "
" 升咖 " 的背後，是交行在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上市中所起到的 " 試驗田 " 作用。
2006 年，我曾作為《财經》雜志上海站負責人，兩次與同事專訪時任交行董事長蔣超良。
當時，交行在不到兩年間完成财務重組、戰略引資、赴港上市一系列重大突破，成為國有大行股改上市的 " 探路先鋒 "。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國有銀行一度面臨嚴峻局面，甚至有 " 技術性破產 " 之憂。為了化解危機，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2004 年 6 月，交行在國有銀行中率先實施财務重組，通過增資擴股、集中處置不良資產等方式優化資本結構。交行的财務重組模式（如引入社保基金入股、發行次級債等）成為其他國有銀行改革的參考模板。
2004 年 8 月，交行與匯豐銀行籤署戰略合作協定，成為首家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國有大行。匯豐以 17.47 億美元購入交行 19.9% 股權，創下當時外資對中資銀行單筆投資紀錄。
2005 年 6 月，交行率先登陸香港聯交所，成為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内地商業銀行。業界普遍認為，交行的成功增強了決策層對全面推行國有銀行改革的信心。其發行定價、投資者溝通、公司治理等經驗為後續中行、建行等國有大行上市提供了重要借鑑。
2006 年 6 月 9 日，在上海交銀大廈，蔣超良接受我們的專訪，講述交行成功赴港上市一年來的思考與努力。
彼時的蔣超良意氣風發，直言不諱。他說，上市路演時曾被問到，既是黨委書記又是董事會主席，是否 " 角色多元化 "，有無衝突？" 我的回答是沒有衝突。我們黨委會代表大股東利益，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蔣超良說，在國有控股企業中設立黨委，是中國公司治理必須承認的一個現實。" 我們設計的公司治理架構中，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黨委會渾然一體。" 他同時強調，黨委會的運作與發揮作用，必須在法律框架内，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也包括不能違背公司章程；黨委會不幹預經營、也不參與經營。
他認為，公司治理中黨委發揮作用有國際先例，如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包括淡馬錫在内，其執政黨人民行動黨設有相關機構。
我們的報道《交行破繭中》發表後，我與上海本地金融高層人士溝通時，對方主動提及蔣超良的專訪，說關于中國式治理結構那部分令其印象深刻。
當時，業界與學界對這個問題存在一些争議。金融圈高層其實更流行 " 喝紅酒，講英語 "，對國際上公司治理結構的一些規範奉為圭臬，對中國特色的認識還處于探索階段。蔣超良的堅定立場與清晰闡述，确實引人注目。
2006 年 9 月，交行再一次成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中的亮點，我也因此再度與《财經》雜志同事一起專訪蔣超良。
此前，交行行長張建國調任建行行長，蔣超良極力主張，新行長由交行内部遴選產生。
此次交行遴選行長并未設候選人；凡部門主管、分行行長以上級别者均有被推選資格，只原則性列有幾個條件，包括年齡、學識水平、管理經驗、道德操守等，提名範圍甚至不限于交行内部。交行内部遂戲稱之為 " 海選 "。
8 月上旬，交行 30 多個分行行長與數十位部門主管齊聚上海交銀大廈，共約 80 人參加了此次推選。推選方式為無記名投票，一人一票。
當時，國有大行的人事變動多由行政力量主導，因此，交行此番 " 選秀 " 從一開始便備受矚目。對此，蔣超良反復強調，作為 H 股上市公司，交行所有的程式要符合法律。" 有鑑于此，交行按公司治理的一般原理行事，由董事會選聘行長。"
遴選結束後，蔣超良稱其立刻與匯金、社保、匯豐等股東進行了溝通。綜合多方意見後，确定了李軍作為候選人，提交董事會評估。李軍最後成功當選，成為國有大行中少見的通過内部 " 海選 " 產生的行長。這一做法，無疑值得在國有銀行發展史上記上一筆。
借着了解新行長的機會，我向交行内部多位中高層側面了解蔣超良本人的性格特點與工作作風。敬業與強勢是高頻的評價，" 有時脾氣很大 "，" 批評起人來很嚴厲 " ······ 與業界流傳的 " 霸道 " 一線之隔。問及本人，他并未否認，而是強調都是為了工作。
從履歷看，他當年作為中國人民銀行派往廣東的 " 救火隊長 "，主導處理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破產案；到交行負責為國有銀行股改上市探路，所面臨的均為復雜局面，其強勢作風估計也是被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
離開交行之後的蔣超良一度仕途順暢，屢獲擢升，但在湖北省委書記任上遭遇新冠疫情。疫情的發展超過所有人預計，也中斷了其上升勢頭。
如今，蔣超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消息傳來，但詳情尚未披露，尚不知與其交行往事是否有關。在等待調查結果的過程中，這一事件也再次彰顯了黨和國家堅決打擊腐敗的決心與力度，無論何人、身處何位，只要觸碰法律紅線，都将受到嚴肅查處。（本文首發于钛媒體 App，作者｜胡潤峰，編輯｜劉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