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分享的互联网经验：化工巨头3M，为“放毒”赔付百亿美元，欢迎阅读。
文 | 吕雅宁
编辑 | 苏建勋
面对铺天盖地的环境污染诉讼，全球化工巨头 3M 公司终于做出回应。
当地时间 6 月 22 日， 3M 宣布公司同意支付最低 105 亿美元，最高 125 亿美元的和解金，以解决数百起与 " 永久化学物质 "（PFAS）有关的水污染索赔问题。
PFAS 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的总称，它之所以被描述为 "永久化学物质"，是因为 PFAS 难以在环境中自然降解。近年来，PFAS 在美国各地的饮用水、土壤和食品中被发现处于危险浓度，甚至与人体肝脏损伤、免疫系统减弱和某些癌症等疾病有关。
根据協定，3M 公司将在未来的 13 年内向美国公共供水系统提供资金，用于测试和处理 PFAS 污染。
虽然 3M 公司此次达成和解協定，但不意味着他们承认污染责任。3M 声称，如果该協定未获法院批准或某些条件未得到满足，公司准备在诉讼中进行辩护。
事实上，不只是 3M 公司一家，同样受到污染指控还有杜邦等全球知名化工公司。由于 3M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就率先开发了 PFAS 化学品，并不断扩大这一化学物质的应用，这也使其处于此番舆论风暴的中心。
面对诉讼危机，3M 公司在去年底表示计划退出 PFAS 的生产，并努力在 2025 年底前在其产品组合中停止使用 PFAS。
当前，防治 PFAS 污染已成全球性议题，知名化工巨头都开始巨轮转向。而对于不可逆转的 PFAS 危害而言，金钱之外的解决方案依然尚不明朗。
图源：无毒先锋
PFAS，一旦造出则永生不灭
大众对于塑料等白色污染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某些特定化学品的危害，还未能引发足够重视。
事实上，这类物质的影响范围已远超想象，PFAS 就是其中之一。
PFAS 是一种庞大的化学物质群体，常见的有 5000 多种化学品。因具有防水、防油脂、减少摩擦力和高热稳定性等特征，常被用于各种工业制造当中，如今在日常生活中也无处不在。
如果要追根溯源，PFAS 源于二战时期美国的 " 曼哈顿计划 "， 一位化学家将黄绿色的有毒气体氟气通过了一个碳弧，创造出几乎无法被破坏的碳－氟键（C-F 键），PFAS 因此诞生。
随后不久，跨国公司 3M 公司买下这名化学家的技术专利，并从从国防领網域迅速拓展应用到石油化工、电器、建筑等民生领網域。
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PFAS 已广泛用于多种消费者产品，包括灭火剂、不粘锅、清洁喷雾、防水运动用品、防污地毯、化妆品等，甚至还出现在日常快餐包装中。
如同硬币的一体两面，PFAS 独特的化学性质一方面带来无限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则使其迈入 " 毒海深渊 "。
PFAS 的难以降解性成为一切争议的原罪。
由于 PFAS 拥有极难被破坏的碳 - 氟单键 ( C-F 键 ) ，使其难以光解、水解、被生物降解或被动物体代谢。当 PFAS 被人体吸收后，首先在体内与血清蛋白结合，然后沉积在肝脏、肾脏和睾丸等身体各个脏器中无法排出，甚至增加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和高血压、糖尿病和慢性肝病，以及某些类型的癌症，如肾癌和睾丸癌的风险。
无毒先锋行动发起人毛达向 36 碳表示，PFAS 的环境半衰期可达百年，这种几乎不降解的特性决定了它带来的危害将至少延续好几代人。
他谈到，作为一种典型的内分泌干扰物，PFAS 超出了传统观念 " 剂量决定毒性 " 的认知范围，不仅极微量的暴露就可能带来健康风险，而且还要考虑人体接触的敏感时期，导致所谓的安全水平更加难以预测。因此PFAS 的存在本身就有很显著的不可控风险。
PFAS 进入人体的途径。图源：无毒先锋
虽然 PFAS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被生产，但其毒性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才公开，这背后更与化工巨头们的故意隐瞒嫌疑有关。
今年 6 月 1 日，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 UCSF ) 教授团队在《全球健康年鉴》期刊发表文章声称，他们分析了 PFAS 最大制造商——杜邦和 3M 的内部檔案，这些檔案披露他们已经意识到其中的危害，但几十年来却隐瞒并推迟政府的监管。
3M、杜邦等化工巨头都因为 PFAS 污染争议而接连陷入诉讼。
2022 年 11 月 10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部门宣布，将起诉杜邦、3M 与其他 16 家化工企业，这些企业长期隐瞒化工产品污染环境和危害公众健康的事实，并要求它们补缴清理污染的费用。
根据美国加州总检察长罗布 · 邦塔的说法，加州 3900 万人口中有大约 98% 的人，体内血液都能检测到 PFAS 残留，这种物质还广泛存在于加州的饮用水源、湖水、河流、野生动植物中。
2022 年 12 月 20 日，在种种舆论压力之下，3M 表示计划彻底退出 PFAS 物质生产，并努力在 2025 年底前在其产品组合中完全停止使用 PFAS。
不少研究机构也对中国本土的 PFAS 做过调研，结果甚至更加严重。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曾在《欧洲环境科学》期刊发表研究表明，我国长江流網域一些城市的 PFAS 已经超过欧美机构发布的健康标准，浓度最高的城市依次为：自贡、连云港、常熟、成都、无锡和杭州。
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地区 PFAS 浓度较高主要是由于密集的工业生产活动（尤其是含氟聚合物的生产）和这些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
从长远来看，PFAS 比白色污染危害要大得多，毕竟塑料已有不少替代方案，而 PFAS 这种 " 永久化学品 "，则是除了禁止之外，别无他法。
2019 年 6 月，美国环境卫生中心检测发现某品牌瓶装水中含有 PFAS。图源：视觉中国
禁令背后的多方博弈
全球各国持续收紧 PFAS 的管控，未来将成确定性的趋势。
这也意味着要找到 PFAS 的替代品，将是一场波及各个行业的彻底革新。
目前，PFAS 中的 2 大类物质 PFOS 和 PFOA 已被列入国际社会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除了某些特定豁免用途外，基本已经禁止了这两大类物质在全球市场的流通。2022 年还追加了全氟己烷磺酸（PFHS）。
2023 年 2 月 7 日，欧洲化学管理署公开了针对全氟和 PFAS 的限制草案。这项草案一旦通过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化学品禁令之一，意味着要逐步淘汰数万种 PFAS 化学品，企业必须寻找新的替代方案。
当欧盟提出禁止 PFAS 的草案后，半导体产业界的反对声音最大。例如，半导体制造所需的冷却剂（电子级氟化液）就属于 PFAS 产品。
3M 公司的比利时工厂占到全球半导体冷却剂 80% 的产能。当 3M 公司宣布这家工厂将关闭，努力在 2025 年底前停止在其产品组合中使用 PFAS 之后，立刻引发芯片企业的强烈抗议。
在过去两年中，随着制造商扩大产能，芯片制造中使用的最关键的 PFAS 之一—— PFA 含氟聚合物，其价格已飙升 70%-80%。
但是欧盟一方面鼓励本土芯片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出台禁令限制使用 PFAS，引来芯片供应商的直接警告：这将对半导体供应链造成广泛破坏，因为目前还无法找到 PFAS 的替代品。
类似矛盾还牵扯到更多的利益相关方。
PFAS 在泡沫灭火剂中使用广泛。曾起诉 3M 和其他制造商的律师表示，大多数诉讼都源于美国各地机场、军事基地和其他地点的消防员训练演习，这些演习中反复使用含有高浓度 PFAS 泡沫。
无毒先锋行动发起人毛达向 36 碳表示，在化学物质的使用过程中，多方公共利益很难达成权衡。以灭火器中的 PFAS 为例，如何考虑公共应急与公众健康的优先级，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要关注的方向。
如果要采取 " 一刀切 " 的政策，意味着要找到更加有效的替代解决方案，但目前在某些特殊领網域仍是一项极有挑战的任务。
PFAS 在泡沫灭火剂中使用广泛。图源：IC Photo
PFAS 虽已成众矢之的，但却因为种种原因屡次成为漏网之鱼。
在不少西方国家，已经有政府、环保组织等陆续发布关于 PFAS 的健康忠告，或是关于 PFAS 的诉讼，以警告公众这种化学物质的潜在影响。
毛达认为，目前中国本土企业还缺少本土法规制约，那么企业从自身角度避免使用 PFAS，很大程度上是在进行超越合规的工作，这是根本难点所在。
举例来讲，为调查户外用品中 PFAS 的分布情况，无毒先锋项目团队线上采购了 10 款成人户外防风手套样品，经过第三方检测机构调查显示，这些手套中均含有不同程度的 PFAS 化学物质成分。特别是针对样品中检测出的有毒氟调醇物质，虽然已被中国列入《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但仍缺少法规约束。
另一大阻力在于缺失基础信源，这也让公众难以识别、避免 PFAS 的影响。
反之从需求市场的角度看，消费者也没有必要过度追求产品功能。
毛达谈到：" 产品加入新的功能，往往意味着有新的化学物质成分。或许我们真的不需要每样产品都如此‘高级’，仔细想想，我们真的人人都需要一件完全防水的户外冲锋衣吗？"
从化工领網域到公共应急，再到日常消费领網域，由于 PFAS 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大，妥善协调多方利益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在千行百业绿色转型的路程中，百年化工巨头已经开始巨轮转身。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数以亿计的高额赔偿金，更重要的是推翻原有技术路线后的彻底变革。
3M 的此番巨额赔偿，成为有史以来 PFAS 制造商的最大和解。不过，这将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行业寻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种种矛盾和争议还将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