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科學經驗：日本全力挽救生育率，失敗了麼？，歡迎閲讀。
以下文章來源于非凡油條 ，作者冰糖葫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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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媽媽的覺悟
2021 年 4 月，自民黨青年局的 5 位男性議員搞了一個事情，那就是嘗試在身着模拟孕婦服的情況下，體驗孕婦媽媽一天的生活。
直接從名字上看，有人會覺得不就是多個大肚子，我出門背個包是不是也能算作有過體驗了？
确實，當雙肩包裏裝滿了紙書時，你會感受到知識的厚重壓在你的雙肩上，尤其是當你希望娛樂學習兩不誤，又把電腦塞進去的時候，這份充實感就更加明顯了。
玩笑歸玩笑，議員們的孕婦體驗裝在增加了負重之後，重量上升到了 14 斤，約等于懷孕 7 個月的大小。于是幾位議員穿着西裝，挺着大肚子在超市裏購物；出行時擠進東京的高峰地鐵，為了盡可能地不撞到人，一邊要護着肚子，一邊還要騰出手來保持平衡。切切實實地體驗了一回孕婦的日常。
雖然孕婦體驗只有一天，但是 10 幾斤的肚子也讓男媽媽們體會到了現實的滋味。參與活動的議員們在第二天的見面會上由衷地感慨：
" 雖然知道妻子懷孕的樣子，但以前根本就是理解得不到位。"
" 一想到女性在懷孕時要承受的壓力，還有因為孕期激素水平波動帶來的對身心的影響，心裏就越發生起‘敬意’的心。"
當時還是眾議院議員的小倉将信也在挺了一天的肚子後感慨道：
" 穿着孕婦體驗服站得我腰酸背痛，走起路來都覺得抬不起腳。一直都在想要是能有能歇腳的地方就好了。"
可能是這一次的孕婦體驗确實給他帶來了深刻的印象，小倉在感想中還加了一句：
" 以後有機會的話，要盡可能在自己的議員活動中為支援孕婦的活動多投入一些精力和時間。"
不管這裏説的是場面話，還是真實的、發自内心的感受，現在也到了小倉将信兑現承諾的時候了。時隔一年，2022 年 8 月 12 日，41 歲的小倉将信接替了前任野田聖子，繼任成為了本屆日本政府的新一任少子化對策擔當大臣。
和上屆少子化對策大臣相比，小倉将信顯得缺乏經驗并有些 " 不稱職 "：野田聖子從政近 30 年，從日本郵政大臣到總務大臣，再到最近的少子化對策大臣，沒少在宣傳加強社會對婦女兒童的支持，以及在政策上推動女性參與社會的問題上營造氣氛；
反觀新任少子化對策大臣，從政時間的短暫使得其并沒有提出過多宣傳口号，同時其個人的離婚與再婚，以及還未有子女的家庭狀況，也和 " 少子化對策大臣 " 這個名稱形成了明顯的對照。
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新任少子化大臣反倒是更适合這個位子的人，因為小倉将信的個人情況也正好踩中了日本社會中日益顯著的少子化現象的每一個問題點：年輕一代、婚姻、以及低迷的生育率。
汽車撞牆，知道拐了
自 20 世紀 50 年代日本戰敗投降後，伴随着戰後經濟恢復和社會重建，日本先後迎來了兩次生育高峰。在 1947 年與 1971 年的兩次人口生育高峰中，當年的新生人口數分别約為 270 萬人和 210 萬人。1947 年的總和生育率高達 4.32，第二次嬰兒潮的 1973 年也保持了 2.14 的水平。
如此之高的世代更替水平，帶來的直接結果便是人口總數的快速上升。日本總人口從戰後 1950 年的 8400 萬人增長到 1 億人的水平，只用了 20 年的時間，在随後的 20 年裏，日本人口總數也進一步增長到現代日本歷史的最高點：1.27 億人。
人口總數的持續上升，不免讓人產生一種人丁興旺、未來可期的錯覺：在充滿希望的總人口增長趨勢下，掩藏着已經呈現頹勢的新生人口走勢。
第二次生育高峰過後，一方面，從 1973 年開始日本的新出生人口數就開始逐年下降，1975 年跌破 200 萬人，2016 年跌破 100 萬人；另一方面，象征着世代更替水平的總和生育率，也從 1973 年的 2.14 下降至 2005 年的歷史最低值 1.26，少子化趨勢開始顯現。
同樣也是在 2005 年，日本出生人口數首次低于當年死亡人口數，日本人口總數首次出現負增長。
而小倉将信上任前的 2021 年，也是自 2007 年開始，日本人口總數持續減少的第 11 年。
日本 2021 年的新生人口數再一次刷新了日本人口數據的最低值。2021 年，日本人口出生率為 6.6 ‰，死亡率為 11.7 ‰，新生人口數約為 81 萬 1604 人，死亡人口 144 萬人，人口自然減少 63 萬人，總人口數也從 2020 年的 1.261 億下降至 1.227 億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 -0.3%。總和生育率水平也從 2020 年的 1.33 下降至 2021 年的 1.30，遠遠低于維持人口自然更替的 2.06 的水平。
按照日本總務省原本的估算，2021 年日本總人口數能夠維持在 1.255 億人水平的位置，而在出生人口的減少速度上，日本政府推測 21 年的出生人口能保持在 87 萬人的水平。在能夠保持目前緩慢的人口減少速率的前提下，預計到 2026-2027 年，新生人口數量才會下降至 81 萬人的水平。
但實際的數據表明，日本人口的減少速度遠在預期之上，僅在 2021 年，新生人口數就跌破了 81 萬的關卡，按照這個縮減規模，不用等到 2050 年，只需在 21 世紀的 40 年代中期，日本的總人口數就能夠跌破 1 億人。
壓下葫蘆浮起瓢，人口已經開始減少的現實無法否認，但現在生孩子的速度也開始趨緩。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 " 人口動态統計 " 中對平均初婚年齡和平均生育年齡的數據，2020 年男女平均初婚年齡分别為 31.0 和 29.4 歲，生育第一胎時母親的平均年齡為 30.7 歲，及至生育第二胎時，母親的平均年齡上升到了 32.8 歲。
要知道，40 年前的日本，日本青年在 25 到 27 歲前後就結了婚，不知道現代的日本青年會不會也被父母唠叨 " 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我都把你生出來了 "。
不見棺材不落淚，直到人口負增長的火苗燎到眉毛以後，才想到将少子化問題提上日程。
年輕的新少子化大臣認真地表現着對全社會婦女的共情，但在晚婚晚育和後勁不足的現實面前，只靠演技還是無濟于事的。
生孩子，是兩個人的事
但是對于日本政府而言，在日後每一年都可能會出現的 " 消失一個鳥取縣 " 的人口負增長的現實面前，與其説是要鼓勵國民多生孩子，" 還能不能生出來了 "，可能才是更加現實的問題。
在 2015 年針對家庭的出生動向中有關理想和實際子女數的調查顯示，在 2002 年之前，日本家庭實際撫養子女數都超過 1.8 的水平，而理想子女數則多達到 2.5 以上的水平，1987 年的第九回出生動向調查中，實際撫養子女數達到了 1.93 的水平，理想子女數也一度上升到了 2.67。及至 2015 年的第 15 回調查，無論是實際子女數還是理想子女數都有明顯的下降，實際撫育子女數跌破 1.7，下降至 1.68，而理想子女數也下降到 2.32。
沒有選擇繼續生育的理由有很多，但不同年齡的父母們困擾的事情也各不相同。一只腳已經踏進中年的 40 歲家長們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到 30 歲的年輕家庭則更加囊中羞澀。和全世界的爹媽一樣，困擾日本父母的最大問題還是撫養孩子長大成人的經濟成本。在 2015 年展開的出生動向調查中，幾乎 8 成的青壯年父母都因為 " 帶孩子太費錢 " 的理由而不選擇撫養新的子女。
年輕父母的擔憂不是沒有源頭的。一方面，現階段育兒家庭的父親方依然經歷着每周超過 60 小時工作時間的生活，而母親一方則要面對生育後離職的現實問題。
在總務省整理的、日本家庭對 " 生育第一胎後妻子就職變化情況 " 問題的回答整理中，2010 年到 2014 年期間，生子前有工作的母親占總回答者的 72.2%，但在產子後，繼續就職的女性比例則大幅下降至 38.3%，
這意味着加上生育前本就是無業狀态的近 24% 的女性群體，生育之後沒有工作的女性比例就已經達到了 60%，每 10 個媽媽裏面，就有 6 個人是沒有工作或選擇退居家庭而放棄曾經的工作。
妻子為了家庭放棄事業，養家的重擔自然就落在了丈夫的身上。根據日本總務省公示的日本勞動力調查數據，時至今日，仍有 8.1% 的日本男性每周工作時間超過 60 小時。按照年齡層次具體劃分，長時間工作的主力人群正是 30 歲和 40 歲的青壯年男性，比例分别達到了 9.9% 和 10.4%。
正如日本厚生勞動省開展的 " 工作實态調查 " 中呈現的一樣，當生育了最後一子的家庭被問到 " 确定懷上最後一個孩子後為什麼要辭職 " 時，三成的受訪者給出的回答是 " 我想繼續工作，但是工作和家庭沒有辦法同時照顧 "。
經濟、時間和精力，三個問題像紅綠藍三原色一樣相互重疊。在生養孩子的問題上，20 歲的青年沒有錢，30 歲的壯年沒時間，40 歲的中年沒精力，人人都在錯誤的時間遇到了錯誤的條件。
你説有沒有三個條件都滿足的人？日本的眾多夫婦已經給出了答案：
" 少生孩子，多多加班。"
錢雖好，但不是萬能的
意識到了生育問題的症結所在，日本政府也開始嘗試着手解決困擾日本父母 " 難生又難養 " 的顧慮。
從 1994 年開始，日本政府分别在社會撫養、兒童保育、家庭、就職兩立，以及青年世代結婚、生產、育兒環境支援等多個方面提出了改良政策。
最為立竿見影的，還要提到日本政府少子化對策中的 " 家族關系社會支出 " 這一社會保障支援。
家族關系社會支出是指，政府以支持生育家庭為目的的各種現金或實物支援，包括從新生兒出生時生育家庭可以申請 48 萬日元的 " 出產育兒臨時支援金 "、" 兒童撫養給付費 " 及 " 育兒休業補助金 "，到托兒所、幼兒園免費化，以及針對低收入家庭的 " 從出生開始到 15 歲中學畢業前每月 1 萬到 1 萬 5 千日元 " 的兒童撫養金支援制度，和 " 小中學、私立學校振興費 " 等涵蓋了從搖籃到就學的多方面的經濟支援。
直接撒錢的效果是顯著的，至少在平衡事業和家庭生活的兩立上，日本父母不再像之前一樣手足無措。在前述的日本總務省提供的 " 勞動力調查 " 與 " 出生動向基本調查 " 的數據中，我們看到了 2010 年以來依然有 6 成的婦女和将近 1 成的男性面臨 " 生育即失業 " 以及長時間過勞的嚴峻現實，
不過回看歷史上的數據，日本 20 世紀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間，近 25% 的男性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間超過 60 小時；生子前有工作的婦女只占總體的 6 成，生子後繼續就職的婦女就只剩下了整體的 24%。
現實在一點一點變好，但想要一勞永逸地解決為人父母們的困境并不夠。
一方面，現階段日本社會中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現象仍然存在，而男女勞動參與不平衡帶來的影響也将延伸至每一個具體的家庭當中。在勞動參與上，2019 年全日本社會中女性就職率為 44.4%，其中具有穩定工作的女性正社員的比例為 44%；在薪酬對比上，女性就職者同男性就職者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漸增加。
另一方面，與日本社會中男女勞動參與不平衡同時存在的，還有不斷擴大的非正式就業規模。從 1991 年開始，非正式就業人員的比例開始呈現上升趨勢，及至 2019 年，女性非正式就業群體比例上升到了 57.1%，男性比例也從 8.5% 上升到了 22.4%。
女性在職場參與度的有限性，或明或暗地擴大了男性群體的勞動參與度和就業優勢。這樣的情形放在日本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裏來看，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其影響卻是将男性與事業綁定，并将女性更多地推向非正式就業領網域。
薪酬與工作壓力是正相關的，日本男性以犧牲個人時間換來了工作報酬的增加，但結果卻是無暇顧及事業以外的生活。青年人在談情説愛上分身乏術，中年人在家庭教育上時常缺席，從日漸抬頭的晚婚晚育化傾向，再到逐漸被注意到的喪偶式家教現象，" 生 " 和 " 育 " 如同兩座大山一樣，阻擋在尋找解決人口減少問題的道路面前。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撒錢只是一時之策，對于每一個日本家庭而言，不論是現實的經濟問題，還是日漸被事業奪舍和掏空的身體問題，都不是只靠發錢就能解決的問題。
換句話説，根源不在于器物，而是作為組成社會整體的每一個家庭和個人。
正如同國立人口問題研究所的單身者調查問卷中反映出的結果一樣，不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有三成人耿直地選擇了 " 不想失去單身的自由和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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