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我們能化危為機嗎？，歡迎閲讀。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号：元淦恭説 （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題圖來自：AI 生成
美國在上周發動了針對所有貿易夥伴的 " 關税戰 "。美國在現有對華關税的基礎上，對華繼續加征 34% 的關税，特朗普上任以來累計加征税率已達到 54%。4 月 4 日，中國政府宣布了對等反制措施，對所有美國商品加征 34% 的關税。
關于特朗普這一輪關税戰的實質，輿論場上大體有三種看法。
其一，特朗普是違背經濟學常識的任意而為，就是要兑現競選承諾，推動制造業回流，實現 "MAGA" 自給自足的理想。
其二，特朗普政權 2018 年就發動了對華貿易戰，這一輪 " 關税戰 " 是美國系統性對華遏制政策的一環。表面上看，美國對所有貿易夥伴都加征了關税，本質上是要掀桌子重塑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貿易體系。
其三，特朗普只是 " 在商言商 "，就是開出一個要價，讓全世界跟他談。誰都可以跟他談，只要談得好那美國的關税水平自然會降下來。
如果第一種看法成立的話，美國就是要自我孤立自己搞一套。中國很難和美國談，也沒有必要和美國談。
第二種看法有點意思。不過問題在于，如果只是為了孤立中國，堅持拜登政權的路線，繼續拉攏西方盟友來針對中國搞供應鏈 " 去風險化 "，不也可以嗎？為什麼要搞出一個大得多的動靜來呢？這豈不是為了一碟醋包了一桌餃子？
當然，有人分析，這是因為特朗普政權對華遏制的态度更加堅決，更大規模的貿易戰，對華遏制的效果更強，對中國的衝擊效果更大。
要之，如果這種看法成立，關税戰就是衝着你來的。這意味着你和美國根本沒得談，人家跟誰談都不會跟你談。
當然也有人持第三種看法，認為特朗普對所有貿易夥伴都是一樣的，包括中國在内，所有國家和美國其實都有得談。由此衍生的結論自然是，中國可以不急于反制，跟美國談就好了嘛。
總之，如果你認為美方的意圖是前兩種，那中國的選擇都是反制。這也是決策者的選擇。
從本質上説，中國自美進口的無非三類商品：第一類，美國壟斷供應的高附加值產品（如英偉達的高性能顯卡）；第二類，有其他競争對手可供應的高附加值產品（如波音飛機）；第三類，美國有價格或效率優勢的非高附加值產品（主要是農產品）。
中國之所以選擇立即加關税，道理不復雜。第一類產品美國本身也不想賣給中國，實際上也在不斷限制賣給中國，也是中國搞國產替代的重點領網域；第二類產品，不買美國可以買别家，對美國商品加關税，客觀上有利于歐洲、日韓對華出口同類產品，也可以擴大 " 統一戰線 "；第三類產品，不買美國大豆買巴西的，也是個統戰更多國家的手段，壞處是一邊加關税一邊找替代，可能提高進口成本，但現在國内本來就面臨通縮，也可以容忍一點輸入性的通脹。
由此來看，中國的反制其實是很自然的。
但是，跳出貿易戰、關税戰，我們要更關心的，是更宏闊的圖景。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國，但卻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國。中國之所以仍然相當依賴外貿，原因之一正是内需不足。
從 1998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到 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再到 2018 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中國曾經屢次遭遇外貿衝擊。中國祭出的手段都是 " 擴大内需 "，但所謂的 " 内需 " 卻并非全是消費，更多的是投資，主要是地產 + 基建。
這種手段在過去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基建不足、人口正增長疊加高速城鎮化。而現在，支撐這種模式的宏觀條件已經不復存在。要再擴内需，不能再主要靠投資了，真的得靠消費了。
只要擺脱投資依賴的慣性，把用于投資端的許多資源挪到消費端，中國就還有巨大的需求潛力。邏輯很簡單，關鍵是要下定決心。
當前，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有大約 2.5 億的差值。去年的三中全會《決定》已經明确提出，要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決定》公布後國務院第一時間就印發了《深入實施以人為本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但是到現在來看，農民工市民化的速度還遠不夠快。
同時，全國有超過 1.7 億居民養老金領取者，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但居民養老金的待遇太低了。
2024 年，中國城鄉收入比是 2.34:1，也就是説農村人均收入是城鎮的大約 43%。照這個比例測算，居民養老金比較合理的标準和區網域内最低工資挂鈎，設定為最低工資的 40% 到 45% 左右，這樣的話，全國多數地區的居民養老金應該上調到 800 到 1000 元的水平。
還有另外一個計算方法。針對最困難的群體，中國有 " 最低生活保障 " 制度。理論上説，" 低保 " 标準應該就是維持一個人生活的最低限度，" 居民養老金 " 既然是 " 養老金 "，無論如何不應該比低保還少。
但事實上，現在居民養老金的标準遠遠低于低保。四川省農村低保的最低标準是 580 元 / 月，但今年普漲 20 元之後居民養老金的最低标準才 183 元 / 月，居民養老金的标準只有低保的三成。所以為什麼一直以來農村造假領低保的現象屢見不鮮？因為 " 低保 " 相較養老金其實都成了 " 高保 "。
居民養老金和 " 低保 " 形成倒挂，這意味着目前的居民養老金是不足以覆蓋農村老人基本生活的，他們要麼繼續勞動，要麼依靠子女接濟，或者土地轉租等等，才能湊上滿足基本生活的差額。如果把居民養老金漲到 " 低保 " 水平，實際上老人子女的消費能力也可以釋放出來。
而且，如果要全面推動 " 農民工市民化 "，讓在城市務工的人員定居，且把孩子帶到身邊，許多農村老人也可能搬到城裏去，如果不提高他們的養老金，他們進城的壓力就更大了。
" 國内大循環 " 要真正循環起來，消費是重中之重。
其實，國内消費不足，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已進城但未市民化的農民工消費遠低于一般城市居民，農村老年人消費遠低于城市退休人員，這兩個群體加起來有四五億人，他們的消費力不夠，很多產能就無法在國内消化，而只能依賴出口。
如果我們通過系統性的改革，再造四五億人的更高的消費需求，中國就可以邁過 " 世界第二消費國 " 到 " 世界第一消費國 " 的門檻。消費内需真正起來了，那還用怕被别人用貿易戰、關税戰拿捏嗎？
結構性改革總是困難，很多改革都是壓力倒逼的產物。
中國正在面臨一場極限考驗，但願我們不要浪費這一次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