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教育經驗：黃益平：創新驅動型增長，歡迎閲讀。
以管理創新助推現代化進程，以使命擔當引領高質量發展。2024 年 11 月 29 日，由 MBAChina 和經理人雜志聯合主辦的 "2024 年度中國商學院發展論壇暨教育盛典" 在北京召開。本次盛典以 "現代化進程中的管理智慧與擔當" 為主題，三百餘位專家學者現場參會，分享最新教育理念和實踐經驗，共同研讨中國商科教育的未來發展。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作為主題分享嘉賓出席本次會議，并發表題為 "創新驅動型增長" 的主題演講，講述了新發展模式下，商學教育轉型的重要見解與前瞻思考。
以下為主題演講全文：
各位同仁，大家好！非常高興能夠參加此次盛典，也非常榮幸在這樣一場商學教育的盛會中與各位院長、教授一起交流探讨。借此機會，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平時較為關注的話題。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發展階段，由傳統的要素投入型增長正逐步轉向創新驅動型增長。因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一重大轉變對我國商學教育體系帶來的深遠影響及啓示。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整體表現呈現出一種相對疲軟的狀态。雖然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表現尚可，但到了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的步伐有所放緩。盡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振經濟，但到了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的增速再次出現下滑。這種現象的出現，我認為可能有多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由于疫情的影響，家庭、企業和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承受了較大的壓力。其次，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政府在某些行業中實施了專項整治政策，這些政策可能會對企業家的信心產生一定的影響。此外，地緣政治矛盾和衝突的存在，使得國家安全成為國内外經濟決策中的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并未表現出強勁的動力。
自 9 月末起，政府已連續發布多項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雖然市場還在猜測這些政策是否足以應對當前局勢，但我個人認為，從貨币政策的角度來看，這些政策展現出了空前的力度，财政政策已實現了重大轉向。
10 月 12 日，财政部藍部長在會議上強調，中央政府目前仍有非常大的舉債和提高赤字的空間，這樣的表态在過去其實是非常少見的。此前，我國的财政政策一貫秉持 " 積極但相對穩健 " 的基調，要為長期規劃留足空間以備必要時的調控。然而，這次政策的風向标已明顯轉向。大家看 10 月份的高頻數據會發現，如社會融資規模、貸款餘額增長率、城鎮就業失業率、制造業 PMI，以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被視為貼近經濟脈搏的關鍵指标，皆顯露出回暖迹象，較之 9 月份已呈現出明顯的改善。如果這種趨勢得以延續，我覺得第四季度的經濟表現将優于前三個季度。
當然，還有諸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美國大選結果出爐，新任總統特朗普的執政方針尚未明朗，其政策方向存在較大的不确定性。但有兩件事是我們比較确定的：一是特朗普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者；二是他對全球碳減排與綠色轉型持否定态度。在這兩件事情上，他的政策方向是較為清晰的。近日，他在公開場合宣稱計劃對墨西哥及加拿大商品征收 25% 的關税，對中國進口商品則拟征 10% 的關税。此前更有言論説要對中國產品施加高達 60% 的關税。到底會增加多少，我們是不确定的，但貿易的壁壘無疑将顯著升高，尤其在美國市場非常明顯，這将對我國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表現造成比較大的下行壓力。
所以，我們的政策需要繼續加大力度，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特别是做強國内需求。這将使我們在面臨外部衝擊時，具備更強的抵御與緩衝能力，有效化解潛在衝擊，這是我們短期内可見且應主動采取的策略調整。然而，更為嚴峻的考驗是中長期的挑戰，不僅僅是周期性經濟疲軟，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已經發生結構性的改變。
大概五年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合作開展了一項名為 " 中國 2049" 的聯合研究項目。顧名思義，這一研究旨在探讨未來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尤其是相對于過往四十年将會有哪些顯著差異。
我們歸納出三大關鍵轉變：
第一，低成本競争優勢漸失，如今我國的人均 GDP 已接近 1.3 萬美元，正逼近高收入經濟體門檻。
第二，曾經享受的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老齡化的現實，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由升轉降。
第三，全球化市場環境正遭遇挑戰，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斷出台，特别是在我國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歐美市場，其投資和技術領網域的限制也在不斷加劇，類似美國的 " 小院高牆 " 政策頻繁出現。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經濟将面臨的最大挑戰無疑是發展模式的轉型更新，這對我國未來的發展道路構成了嚴峻考驗。
過去，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由于成本較低，我們能夠通過模仿和學習來迅速發展。但如今，随着中國的發展水平提高，成本也随之上升，國際市場的開放程度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勞動力的供給也不再持續增長，我們必須從依賴低成本優勢轉向依靠創新驅動。能否實現創新？這對我們來説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從積極的方面來説，我們當然能創新。我們從 1978 年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到今天接近高收入經濟水平，這些都是通過創新取得的成就。但創新的過程相對簡單，更多的是學習。我們曾經跟随亞洲四小龍學習低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生產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擁有了強大的競争力。但随着中國日益接近國際經濟技術的前沿，我們需要學習和創新的東西也越來越接近時代前沿，學習的對象逐漸減少，這對我們來説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美國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 · 波特教授專注于研究國家創新能力，他認為有兩個關鍵因素會決定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第一是人才和研發經費。第二是這些投入對創新產出效率的影響因素，比如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國家開放程度、知識儲備以及民營企業活力等因素。
這對我們來説，其實有着眾多的挑戰。盡管我國擁有一大批優秀科學家，并在某些領網域如人工智能等已接近世界前沿，被普遍認為是全球第二，但我們并不清楚我們與榜首之間的差距到底多大，這種差距是在逐漸拉近還是在不斷擴大。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并需要付出切實的努力加以解決，才能保證持續的增長。
所以，下一個階段的經濟發展能否持續，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是否能實現創新驅動增長。我們已經有了一些不錯的例子，比如 " 新三樣 "，我們做得還不錯。去年九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時，邀請我和幾位學者共進午餐。她提到，許多美國的意見領袖都認為中國經濟即将衰退，形勢岌岌可危。而今年四月，美國财長耶倫來訪北大國發院時則表示，中國在 " 新三樣 "，尤其是電動車領網域的大規模發展，搶占了美國的市場份額。這兩種觀點可能都不夠準确，前者認為我們沒有創新能力，中國的發展是沒有機會的。後者卻覺得我們勢不可擋，會奪走他們的飯碗。我認為真相介于兩者之間，我們确實面臨着巨大的挑戰，有許多工作亟待完成。對于這一挑戰，我相信各位專家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比我更加深入。
我想簡單分享一下，這一增長模式的變化對商學教育的啓示。最大的啓示是我們需要培養怎樣的人才，未來當商學院學生畢業步入社會後，社會最迫切需要的技能是什麼。我最近見到了德國央行的前行長，他告訴我一個有趣的現象，德國的職業教育體系一直很成功，制造業中有許多百年企業經營得很好。然而，現在德國的職業學校中，有 80%，甚至 90% 的學生都是外國籍，本國的年輕人卻不願去這些學校。我問他，那些本國的年輕人現在都在做什麼呢？他説他們更願意去創業公司，而不是去大公司或者去政府。
這一現象讓我有所思考，根據智聯招聘最近的數據，我國的年輕人畢業後，有 40% 以上的人想去國有企業，10% 以上的想去政府，加起來接近 60%。這讓我有些擔憂，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啓示。過去那種學會一項手藝就能吃一輩子飯的日子可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未來需要什麼技能，我們也説不好。
北大國發院裏有幾位同事專門研究人工智能對就業市場的影響，早期的研究顯示，容易被機器取代的主要是低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但現在情況不同了，高技能人士也開始面臨被替代的風險。這對商學院而言是個全新課題，我們需要思考未來的教育方向，以及我們應該培養學生具備哪些能力，以适應未來社會的需求。
北大國發院一直在積極地探索和調整，力求培養出符合未來社會需求的學生。我們有個傳統，就是來這裏學習的學生都是要認真學習的。大家如果在商學領網域有一定了解，可能會聽説國發院的名聲之一就是要真正地在這裏學習。但關鍵在于學什麼？
我認為要學習三樣東西：
第一，學習知識。但知識的種類如此繁多，我們要具體學習哪些知識呢？北大國發院是國家高端智庫，我們的優勢在于有一群國内外知名的學者，他們能給學生提供他們的洞見和分析。因此，對于我們的學生來説，除了學習商學的基礎知識之外，他們最能受益的應該是對社會、經濟、政策，甚至是商業運營機制的深刻理解。
第二，掌握學習的能力和分析問題的方法。在我看來，這一點可能比單純吸收現成的觀點更為重要。因為事物總是在變化，今天的知識明天可能就不再适用，但如果你掌握了學習的能力，并擁有良好的分析框架，就可以自己用這些工具去應對新的環境。
第三，學習國發院獨特的文化。不久前，我們與林毅夫、易綱、海聞和張維迎等創始教授進行了一次交流，讨論國發院的獨特文化。最終歸納成了四句話："家國情懷，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我想表達的是，學生們來到國發院，能夠學到我們前輩學者們治學做事的态度，是最關鍵的。
以上是面對當前的新形勢，我對商學教育可能會面臨的一些變化以及國發院自身做出的努力嘗試，做的簡單分享。如果有不當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各位。
關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NSD）是北京大學的一個以經濟學為基礎的多學科綜合性學院，前身是林毅夫等六位海歸經濟學博士于 1994 年創立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随着更多學者的加入以及科研和教學等方面的拓展，2008 年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簡稱國發院）。
國發院在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教育經濟學、人口學等多個學科領網域擁有國内外知名學者，除林毅夫、易綱、海聞、張維迎等創始人之外，還包括周其仁、宋國青、曾毅、闵維方、汪丁丁、姚洋、黃益平、盧鋒、劉國恩、徐晉濤、李玲、雷曉燕、傅軍等。學院秉承北大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學風，高度關注中國的現實問題，致力于學術與現實的結合，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國進步。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國發院已經形成了集教學、科研和智庫于一身的綜合性學院，成為北大構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教學方面，國發院已經形成政、商、學三大教學體系。在學術教育方面，國發院的經濟學碩士和博士項目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畢業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生力軍；經濟學雙學位 / 輔修項目經過二十多年的錘煉，已經成為北大的一張重要名片。從 2017 年秋季起，國發院開始招收經濟學（國家發展方向）專業大學生。在商學教育方面，國發院旗下的 BiMBA 項目始于 1998 年，MBA 和 EMBA 教育以學術導向和嚴謹的教學彰顯于世，學員評價長期處于國内領先地位；EDP 項目以高端定制企業内部培訓為主，廣受社會的好評。在政府行政和經濟管理教育方面，國發院承辦國家重大工程——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專門培養發展中國家的中高級官員。
在科研方面，國發院在國内外的人均學術發表處于國内領先行列，教師的學術論文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經濟學雜志》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經濟學期刊》（Economic Journal）、《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等國内外著名學術雜志上，并產生了一些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為中國經濟學界提供一個重要的學術交流平台。
在智庫建設方面，國發院秉承 " 小機構、大網絡 " 的理念，聚合北大乃至全球的研究資源，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新農村建設、土地問題、國企改革、電信改革、股市治理、人口政策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等諸多重大問題上，產生了一批有影響力的政策建議，并被政府所采納。經過多年的耕耘，國發院已經成為中國高校智庫當中當之無愧的領軍者，2015 年入選國家首批高端智庫。國發院擁有 " 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 "、" 格政 " 和 " 國家發展論壇 " 三個智庫品牌活動，并牽頭組織 " 中美經濟對話 " 和 " 中美衞生對話 "，在中美民間外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 BiMBA 商學院在國内商學教育裏當屬翹楚，依國家智庫，鑄商界領袖。BiMBA 商學院的 MBA 項目是北京首家中外合作 MBA，國際特質鮮明，同時深得北大人文底藴，獨具國家智庫高度。自 1998 年辦學以來，BiMBA 以北大國發院的教學為基礎，不斷連接全球優質商科教育資源，致力于為學生提供最國際化也最懂中國的管理教育。
注：以上内容根據黃益平教授現場演講錄音整理，未經本人确認。
圖文 | MB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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