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我們準備好與“極端天氣”共存了嗎

今天小編分享的健康經驗：新的一年，我們準備好與“極端天氣”共存了嗎，歡迎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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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采訪内容來自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博士、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Green Peace）東亞分部 " 氣候風險項目 " 負責人劉君言。

氣候的變化會加劇傳染病、過敏症等一類病症，最近國内冬季寒潮來臨，氣温驟降，對心腦血管、呼吸系統等都有顯著的影響。

氣候變化對健康的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氣温變化所帶來的健康風險。

舉個最直接的例子，2021 年我們和國家氣候中心的專家合作研究并撰寫了《中國主要城市區網域氣候變化風險評估及未來情景預測》報告，關于中國主要城市區網域的氣温風險的評估，報告中特别關注的就是極端高温熱浪和極端暴雨這兩類事件。

北京夏季的持續高温，給户外工作者的工作和健康都帶來了異常的挑戰。户外長時間高温作業，更容易引發熱射病。

我們注意到比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這樣的城市區網域，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極端事件的頻次和強度不斷增加。再比如杭州，60 年以來，杭州地區出現過 429 次高温，2000 年後就占到了 41%，即 170 多次。

另外一方面是濕度帶來的變化，以北京為例，北京的熱一般是幹燥的熱，但是近些年濕度也在不斷增加，這種高温疊加高濕的情況，就會使得熱射病發病幾率快速上漲。而高温熱射病對某些人群有格外顯著的影響，一類是户外工作者，2023 年北京有一位導遊因為高温熱射病離世。

另外還有很多雖然沒有發生死亡事件，但是實際工作需要長期暴露在高温環境下，諸如建築工人、快遞員、外賣員等職業；還有一類是生活在北京胡同區網域的老年人，胡同裏的房子雖然層高比較高，相對來説會比較陰涼，但現在胡同裏有很多棚户建築類的非正式住宅，這些住宅不僅室内高温而且降温措施很少，熱射病發病的幾率很大。對于本身對高温天氣不是那麼敏感的老年人來説，熱射病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在氣候變化下，氣温波動的波峰和波谷都在提高，波峰是高温熱浪，波谷是極端寒潮，寒潮對心腦血管疾病的影響更為顯著。急劇的温差變化影響血管的收縮，有基礎疾病的老年人對這種巨大温差變化的适應能力很差，患病的風險也就更高。

同時，一些傳染性疾病也在增加，比如很多蟲媒傳染病，最典型的就是登革熱。1970 年代，全球登革熱僅集中于一些區網域，但是現在由于全球平均温度的變化，蟲媒傳染病的傳播媒介，比如蚊蟲等，有了更廣闊的活動區網域，活動的時間也會更長，這就導致了登革熱傳染的範圍變得更廣、影響更大。

這兩類健康風險是我們在氣候領網域尤為關注的，更不用説災害性事件。我們常聽一句話叫 " 大災之後必有大疫 "，暴雨、洪澇之後，都會導致一些列的環境污染和疫病蔓延。氣候變化風險最大的一個特征就是復合性，不僅僅是單一的災害，而是會和其他一系列的環節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復合性的風險。

2023 年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是 4 月份北京的沙塵暴，北京已經很多年沒有經歷過這麼嚴重的沙塵暴了。

那段時間我們在甘肅做一個關于 " 氣候變化對西北的區網域的影響 " 的項目，我們到達民勤縣的第一感受就是 " 震撼 "。民勤位于騰格裏和巴丹吉林沙漠中間的一片綠洲上，那邊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資源去做防沙治沙，讓日漸消失的綠洲重新恢復，在國内是很有标志性的。我們和當地的氣象以及林草部門人員溝通的時候，了解到近些年以來防沙治沙的工作尤為艱難。

甘肅武威市民勤縣，這裏的防沙治沙工作已經持續了多年；流沙以固沙植物為中心形成一個個小沙丘，使它們向綠洲侵蝕的速度被迫減緩；但是氣候變化造成的春旱有可能影響固沙植物的生長，對已取得的固沙成果造成威脅。

首先，防沙治沙工程只是去控制一部分地表的沙源，近幾年随着温度上升，蒸發量也随之增加，使得這裏更加幹旱。别的地方的梭梭樹可以活 50 年，但民勤的梭梭只能活 20 年不到，種一批死一批的情況也很常見，這説明光靠防沙制沙工程去徹底消滅沙塵暴是十分不現實的。

以蒙古國為例，這幾年春季外蒙的沙源地的影響特别大，一方面是因為由于工業產業的開發導致植被生态被破壞，生态系統快速退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春季的幹旱，春季比預期來得更早，但地表的植被還沒有完全生長出來，春季回暖帶來的大風就會将塵土揚到高空之中再傳輸過來，沙塵暴也就在我國北方地區不斷增加。

張掖市高台縣祁連酒廠葡萄種植園，村民在為春季葡萄萌發做準備工作。氣候變化還對河西走廊的釀酒葡萄種植業造成影響，春季的晚霜凍會讓剛剛萌發的葡萄新芽凍傷，嚴重影響葡萄產量。

還有今年的高温，6 月 22 日那天，北京南郊觀象台氣温飙升至 41.1 ℃，是有觀測記錄以來歷史第二高。而且不光温度高，濕度也高。這種高温疊加高濕的環境特别危險，高温健康風險的指數其實不僅僅要看温度，更要看濕度，每增加 10%，危險系數會呈指數型的增長。

首先我們先理解 " 極端 " 這個概念，在氣象方面，包括氣象局氣候中心會有一套根據歷年數據形成的标準體系去判斷什麼是極端。縱觀過去六十年，極端天氣出現的概率很低，基本低于 5%-10%。

但現在我們會發現這些 " 百年難得一遇 " 的極端情況出現得越來越頻繁，這是因為我們現有的标準其實已經跟不上目前氣候變化的趨勢了。

特别是在 2000 年這個拐點之後，極端氣象氣候事件的發生頻次快速增長。未來的氣候還會變得多極端？頻次和強度變得有多快？我們現在這種線性推演的方法很難推算出準确的結果。

在泰國東北部四色菊府拉西薩萊縣農翁區，村民使用船只進出村莊。與此同時，洪水淹過的稻田和農田水深超過 3 米。根據德國觀察的 2021 年全球氣候風險指數報告，泰國被列為全球第九大最脆弱國家，也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舉個例子，2021 年，我們在做城市群氣候風險報告的時候，珠三角和長三角我們都做了極端暴雨的數據預測，但是京津冀的做不出來，近 60 年來，京津冀極端暴雨的頻次并不高，所以我們無法獲得準确的數據，結果 2023 年就來了一次極端暴雨。

2021 年，我們發布的《與 " 洪 " 共存——中國主要城市區網域氣候變化風險評估及未來情景預測》報告有很多讨論，一些人覺得報告内容太過悲觀，明明已經提倡了積極面對，為何還要 " 與洪共存 " 呢？但這是必須要面對的現實——我們要與洪水共存很久。

我們目前的一個大缺口，就是我們該如何更好地為未來的災害做好準備。2023 年洪澇災害之所以在北方受到特别關注，就是因為北方面對洪澇災害的基礎設施和應對能力沒有做好應災準備。

2023 年 10 月登陸的台風海葵，帶來的強降雨是香港 140 年有記錄以來最嚴重的水災。

我們對氣候變化有特别多的未知，尤其是它的危險性。我們知道它會快速發展，也知道它會呈指數性增長，但是我們對很難預測到未來極端事件會在哪裏何時發生，大家的應災能力也相對薄弱，基礎設施也還未做好準備。

關于氣候變化的應對，可以注意到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社交媒體的叙事，都集中在兩點：一個是強調政府和政策的作用，另一個強調的是個人，比如倡導節能減排、綠色生活等。但是國家和個人之間留下了一片巨大的空白，這個時候就需要社區來填補。

社區是我們聚集生活的一個區網域，也是我們精神和生活上所依賴的一個區網域。城市的更新需要時間，但災害随時可能發生，這中間就需要社區發生作用。社區的參與和響應對于災害的應對尤為重要。不同地區面對不同的災種都有不同的響應方式和應對措施。

比如杭州在 2017 年的時候做了第一本社區氣象災害地圖，邀請社區和本土的 NGO 組織合作，通過對致災因子、社區脆弱性與暴露性這三個指标的分析，對于工程類和非工程類這兩種防災減災能力的評估，做了一個災害風險的分級。

但這個地圖到目前為止也只在一個社區去做了試點，因為社區除了要做氣象的災害的評估之外，還要不斷地更新地圖，讓居民在災害來臨時自己知道如何應對。還有廣東也在做一個參與式和訪談式的社區災害風險評估，來提高居民的應災意識。

2023 年 12 月 20 日，綠色和平 " 極端天氣響應工作坊 "，劉君言與國内多家民間救援組織交流如何在極端天氣頻發的情況下提升綜合救援能力。

社區自身擁有一個自救互助的網絡體系是更加關鍵的，在災害來臨的時候，能盡可能調動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物力去挽救生命。

我們剛剛做的氣候風險響應工作坊首先邀請了很多的社會組織和地方社會組織，比如綠色浙江、杭州市生态文化協會等一起加入進來研究風險氣候、社區級别的風險評估和災害應對該怎麼做。

其次也邀請了很多做社區營造和基金會的夥伴加入我們，讓社區進行改造加入氣候的視角。而且基金會也給社區提供了一定的經費來幫助他們去做響應工作。但這一切還只是剛開始進行嘗試，我們也不過是摸着石頭過河。

經過疫情這幾年，大家心中對于未來，甚至當下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目前氣候的變化更加加劇了大家心中的這種不确定性，我們将其稱為氣候變化抑郁症症候群。面對這樣一個如同龐然大物的危機，對于我們能做什麼這件事大家都會感到迷茫和無力。

從個體上來説是兩重的 " 與我無關 "：第一重 " 與我無關 "，是我不知道這跟我有什麼關系；第二重 " 與我無關 "，是我不知道做什麼可以有效地去應對它。這就是造成現在大部分人有氣候變化抑郁症的一個典型過程。

所以對于我來説，我會想是什麼讓我繼續從事這份工作？其實是看到更多夥伴的加入，參與到氣候變化這樣的公共議題中來，我也能從中獲得能量和滿足感。

新疆天山一号冰川的冰舌末端，攝影師正在紀錄冰川消融的影像。

我們有個同事 2023 年在京津冀暴雨的時候就哭了，因為河南暴雨的時候我們就提了很多關于應急響應機制的問題，從預警到應急響應有一個巨大的缺口，但是城市建設和應災意識都沒有跟上。2021 年到現在，暴雨的悲劇再次重演。

但其中能給我們提供精神力量的就是很多在前線救援的這些行動者的故事，還有人衝在前面，我們就覺得，我們還可以再接着幹下去。

還是在于人本身。這也是我做氣候風險項目的一個初衷——要把氣候這個話題拉回到人本身。當我們讨論氣候變化，要麼在談論綠色低碳發展、能源系統變革，要麼在談論氣候變化在科學層面上的影響，但這兩種叙事都不足以打動普通個體，很難讓個體感受到自身行動的有效性。既然如此，那我們就把氣候變化和人本身結合起來，重新去看它和人的關聯在哪裏。

人本身與氣候變化的關聯，和我們現在已有的社會經濟結構、文化結構等息息相關。氣候變化的議題永遠不能脱離人本身去談，一個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家的轉向不能僅靠一輛馬車去拉動，只能是集體的共同努力來推動。而很多人開始認識氣候，其實是從日常生活的變化開始的，所以我們要從社區開始，從人的日常生活開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