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新能源裝機難達預期，全球碳中和進度條告急？，歡迎閲讀。
最近，人們對于氣候危機的焦慮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10 月中旬，國際能源署（IEA）發布《可再生能源 2024》旗艦報告，預計到 2030 年，全球将增加超過 5500GW 的可再生能源裝機，但即使如此，仍無法完成 COP28（第 28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設定的可再生能源裝機（相比 2022 年）增長三倍目标，碳中和進程不容樂觀。
而在 10 月 12 日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 2024 年年會上，中國氣候變化事務原特使解振華直言，目前全球温度（較工業化前水平）已經升高 1.45 ℃了，《巴黎協定》設定的将温升控制在 1.5 ℃目标看起來很難實現，我們應該盡快研究如何增強氣候适應能力。
10 月 17 日，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發布《2024 全球碳中和年度進展報告》，其中同樣提及可再生能源裝機增速仍低于目标的現實和全球實現碳中和的壓力。
零碳努力成效幾何？
根據《2024 全球碳中和年度進展報告》的統計，截至今年 5 月，全球共 151 個國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相比 2023 年同期又增加了 18 個國家（主要為發展中國家）；其中，120 個國家以法律或政策檔案的形式确立了碳中和目标的法律地位，86 個國家提出了詳細的碳中和路線圖。即使在尚未明确發布碳中和目标的國家中，也有超過 90% 已經設定了碳減排目标。
雖然碳中和規劃的覆蓋面愈發可觀，但 " 説到 " 并不代表 " 做到 "，從行動和效果來説，全球碳中和的壓力和難度不可小觑。
就在近一年來，所有更新碳中和目标的地區和城市中，有 19.4% 的目标（20 個）出現退步，這些地區和城市主要集中在南亞和歐洲，其中過半位于發達國家（共 11 個城市，占比 55%），例如，英國政府将汽油和柴油汽車停售時間從 2030 年推遲到了 2035 年；德國則推遲了供暖系統完全使用温室氣體中性能源運行的實施時間；還有部分發達國家退出了國際氣候金融合作倡議。而發展中國家雖然雄心指數普遍較高（用于判斷發布的碳中和目标是否在 2 ℃ /1.5 ℃目标下的全球排放空間内的指數），但實際降碳、減排過程中卻面臨着資金壓力、民生保障、發展與降碳之間的矛盾等諸多難題。
能源是全球碳排的主要來源之一，占比一度超過七成，發展可再生能能源，推動能源系統轉型也是各國碳中和計劃的最重要一環。但無論是 IEA 的報告，還是清華大學的報告，都提示，以全球當前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來看，實現 COP28 提出的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概率教低，後者測算得出的數據略高于 IEA，認為到 203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能達到 5800GW 至 9200GW 左右，但也僅僅是 2022 年的 1.7-2.7 倍。而在目前可再生能源裝機排名前六的國家中，僅中國在 2030 年可再生能源裝機有望達到當前水平的 3.5 倍，其後的美國、巴西、印度、德國和日本，按目前速度計都難以超過 2.5 倍。
在技術方面，雖然可再生能源發電、電動汽車、綠氫等零碳技術研發、部署持續提速，但距離實現氣候目标所需規模仍有較大差距，尤其綠氫、CCUS 等技術的規劃產能可能還需要至少提升一倍以上。此外，全球氣候投融資進展遲緩、部分國家上調關鍵可再生能源產品關税，以及上文所述目标退步、言行不一致等情況的存在，讓全球碳中和以及温升 1.5 ℃目标面臨很大困難。
氣候治理怎樣提速？
關于如何進一步推動各國碳中和進度，提升氣候治理速度和效果，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黨委書記、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中心主任王燦在報告發布會上表示，近年來全球碳中和承諾與行動持續推進，但執行差距依然很大，亟需加強技術、政策、資金支持，建議各國加強信息披露和技術與資金需求評估，促進碳減排技術和氣候資金在全球的有效擴散。此外，他還表示，各國發展階段不同，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快的降碳節奏需求，需要充分尊重各國碳中和路徑的多樣性，國際社會尤其需要 " 共同但有區别 " 的行動。
對此，報告中也提及，各國行動進展不均，尤其在氣候投融資和技術創新方面差距較大，脱碳進度差異也很明顯，認為單一的零碳路徑無法适應各國資源禀賦、發展階段、法律體系和技術路線的差異，針對不同類型的國家，需要采取差異化的碳中和措施。
全國人大環資委委員、國家發展改革委、生态環境部原司長李高則提到，明年是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大年—既是巴黎協定達成十周年，也是中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 "3060" 目标的五周年，包括中國在内的各個國家都将提出新一輪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标（NDC），屆時的情況将對人類能否如期實現碳中和，将温升控制在目标之内起到關鍵作用。
氣候工作基金會中國區主任張曉華認為，目前全球清潔能源發展速度很快、成就顯著，各主要經濟體金融支撐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建設也有所進步，但近期，在產業領網域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歐美在新能源領網域的貿易壁壘，這些措施雖然可能在短期内緩解一些國家的制造業、工人就業和貿易問題，但中長期來看對能源轉型是非常不利的，亟需國際社會重視、解決。中國石油大學教授鄭馨竺也認為相關貿易壁壘會阻礙清潔技術擴散，增加轉型成本的，與全球綠色發展的大趨勢背道而馳，想要加大氣候治理的速度和成績，就需要解決眼下的這些阻礙。
對于氣候治理的前景，也有更加樂觀的聲音，能源創新中心高級顧問何東全就認為，近年來可再生能源在裝機數量的增長和成本的下降方面，已超過了大多數人的預期，以制取綠氫的關鍵設備電解槽為例，這一環節的成本兩年之内下降了 80%，其速度是所有預測中的學習曲線都跟不上的。人們也有理由期待可再生能源技術、產業在未來帶來更多驚喜。實際上，報告中也提到，光伏、風電在 2023 年的增速遠超歷史均值，如果未來各國能加強產業扶持政策和技術進步水平，那麼可再生能源三倍目标仍有實現機會。
減污降碳如何協同？
發展風電、光伏、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的确能夠大力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但如果忽視新能源產業鏈上潛在的環境風險，那也将得不償失。
在報告發布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理事長王金南着重強調，要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
王金南解釋稱，減污與降碳協同推進的依據在于，環境污染物與温室氣體排放具有高度同根、同源、同過程的特點。只有在政策制定層面打破傳統的單一治理思維，我們才能更好地實現環境質量的綜合提升和碳排放的有效下降。
但在落實層面，這種需要精細化措施的協同推進也面臨許多難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説，尤其如此。钛媒體 APP 也了解到，我國部分城市在推進新能源發展，大舉上馬相關戰略礦產項目時，卻忽視了其環境危害，锂、錳、钴等對江水、土壤造成損害的例子已經出現，數量愈發龐大的風電、光伏、锂電池退役後如何妥善處理，也成為了環保領網域的一大難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江桂斌此前也曾提醒，發展新能源對于實現碳中和非常關鍵，但也要防範其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生态環境風險，以锂電池為例，目前我國有關锂的環境賦存數據十分缺乏，環境濃度劑量下锂離子暴露和慢性效應缺乏深入研究，其潛在污染風險不小，相關工作還亟需提升。
王金南也認為，在我們實現碳中和的道路上，還需突破關鍵技術，強化目标協同、多污染物協同、部門協同、區網域協同和政策協同。他還透露，我國生态環境部正在考慮設立減污降碳系統治理相關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以支撐降碳與減污一體謀劃、協同推進。
（本文首發于钛媒體 APP，作者｜胡珈萌，編輯｜劉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