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學校，變成“教育集團”？，歡迎閲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身邊的中小學越來越多地變成了 " 某某教育集團附屬學校 "？
一副 " 做大做強、再創輝煌 " 的樣子。
可以説，這背後有教育領網域正在下的一盤大棋，但事實情況其實遠比我們所看到的更復雜。
今天我們聊聊這件事。
集團化漫延
河北的保定市到北京的直線距離大約是 140 公裏。
保定的文化很發達，三百多年直隸總督署在這裏，古代文人眾多，1896 年誕生了直隸省（河北省）第一所新式小學堂——保定蒙養學堂。
100 多年後，這所學堂的名字叫 " 河北保定師範附屬學校 "，簡稱 " 保師附校 "。
保定市再往西 140 公裏，就進到了峰巒疊嶂的太行山區。
2017 年 4 月，保師附校将貧困地區阜平縣的龍泉關學校、白河學校、阜東小學納入集團化管理。
正是在這個月，保師附校教育集團正式成立，集團轄市區内三所分校，地市内阜平、涞水、順平、雄安新區七所分校。
在很多人還沒搞明白 " 教育集團 "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它就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在漫延了。
比如在北京，一個朝陽區就已經組建 21 個中小學教育集團，實現了公辦中小學資源全覆蓋。
作為教育界的宇宙中心，海澱區是北京市基礎教育階段規模最大的區，全區有中小學 178 所，幼兒園 223 所，中小幼職在校生超過 41 萬人。
到今年年初，海澱區已形成 42 個教育集團、覆蓋近 150 所中小學，全區中小學生實現全部在集團校或優質學校、特色學校就讀。
海澱區設立集團化辦學專項支持經費，每年将拿出 2 億多專項資金支持集團化發展。
大背景是北京市教委在 2018 年發布《關于推進中小學集團化辦學的指導意見》，明确鼓勵中小學跨區集團化辦學。
就在上個月，廣東省教育廳公示了第一批廣東省優質基礎教育集團名單，總共 70 個，其中來自深圳的教育集團就有 18 個之多。
放眼到全國，教育部在今年年初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 2023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其中就提到，全國共有 1.6 萬個義務教育階段教育集團和 1.5 萬個城鄉學校共同體。
教育集團化辦學，似乎成了勢不可擋的潮流，究竟有怎樣的背景和内涵？
先解決有沒有的問題
1999 年，張藝謀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上映。
這部作品，讓張藝謀斬獲國内外電影大獎，也引發全社會對農村教育的關注。
故事講述了在河北貧困農村裏，水泉小學的高老師要回家看望病重的母親，十三歲的女孩魏敏芝被田村長從鄰村找來代一個月課。
高老師千叮咛萬囑咐，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讓魏敏芝每天準确點清人數，一個都不能少，等他回來。
不料學生張慧科為了掙錢給家裏還債，跑進城裏打工了。
魏敏芝得知情況後，獨自一人踏 上了進城尋人之路。
是的，一個都不能少。
《一個都不能少》劇照
從 1980 年到 2000 年，國家對教育的發展有一個基本的認定，叫作 " 窮國辦大教育 "。
那時的工作目标只有兩件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簡稱 " 兩基 " 任務。
史詩級的事業真的不容易，彼時政府的财力照顧不到所有的學校。
用很多地方校長總結的話來講就是：" 城市教育政府辦，農村教育農民自己辦。"
1980 年代，農民基本都要繳納一項 " 教育費附加 "，錢上交到村裏，只是用來給 " 村小 " 聘請民辦教師。
很多村小就是在這個階段興辦起來的，農民家裏有錢就出錢，有力就出力，算是讓農村的基礎教育勉強沒落下。
公元 2001 年 1 月 1 日，中國宣布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略目标。
當然，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的程度難以想象，但只能先集中精力解決 " 有沒有 " 的問題。
其實一直到現在，" 控辍保學 " 都是教育界第一政治任務，也就是要保證每一個義務教育階段的适齡兒童，必須人人都要上學，不能有一個辍學的。
高中階段的學生要求是不能有因貧困原因、上不起學而辍學的。
集團化之後的保師附校教育集團龍泉關分校執行校長楊俊芳，上任後第一件事，也還是要去走遍每一條溝，每一個村，到每一個建檔立卡的學生家裏家訪，也是出于這個要求—— 600 多個孩子，一個都不能少。
1986 年通過的《義務教育法》明确規定了義務教育的分級管理體系。
2001 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要求義務教育 " 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 "。
這使得縣一級政府作為基礎教育管理的責任主體、資源中心得以确定。
這裏要提下大背景。
到 2023 年，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 95.7%，比上年提高 0.2 個百分點。有沒有的問題，基本是解決了。
但還有好不好的期待
随着國家整體實力和社會富裕程度的提升，新的教育目标變成 " 大國辦強教育 "。
還是縣級政府扛大梁，但在差距巨大的縣網域經濟面前，雖然都是縣級部門，但山裏的阜平和江邊的昆山比起來，不能説是差距很大吧，至少也是天壤之别。
距離省會石家莊直線只有 95 公裏的阜平山區縣城，2023 年地區生產總值只有 64.1 億元，排全省倒數前 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29101 元，農村方面只有 14436 元。
過去，中小學校中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還是軟體系統、教學方式，基本上沒有跨區網域流動的。
當一縣之内無法滿足人們對優質基礎教育的需求時，縣網域之間、縣市之間甚至跨省的行政轄區之間，演變成内部競争市場，上演 " 人往高處走 " 的戲碼。
太行山裏的人，根本擋不住旁邊城市的虹吸。
再舉個例子，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在調研時發現，某地處發達省份但縣裏經濟相對落後的 P 縣中學，生源大部分來自農村，可市裏高中和外地的民辦學校不斷從 P 縣吸納優質初中畢業生生源，讓 P 縣師生集體流失，常住人口進而跟着出走。
2016 年，P 縣中考前 100 名學生中僅有 15 人留在本縣就讀高中。
這就成了一個嚴重的民生問題。
公立教育的集團化制度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就是要解決教育不均衡，解決 " 好不好 " 的問題。
所謂集團化辦學，主要是靠行政力量的推動，兼顧雙方學校的意願，将一所名校和若幹所學校組成學校共同體（名校集團）的辦學體制。
特點是以名校為龍頭，在教育理念、學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術、教育評價、校產管理等方面統一管理，實現管理、師資、設備等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
目标就是促進優質均衡、實現共同發展、堅持資源共享和激發辦學活力等。
某種程度上有點像日本的 " 老師輪崗制度 "。
當年也是為了解決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日本政府讓中小學教師不會在一個地方待太久。
到 20 世紀末，他們中小學教師每年的流動率接近 20%，同一行政區網域内流動的教師占 55% 左右，在偏遠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雙向流動的教師占 18% 左右。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平均而言日本教師大概每 6 年流動一次，而校長的流動較為頻繁，每所學校 3-5 年就更換一次校長。
這使得日本人對教育質量差異方面的擔憂，似乎不那麼嚴重了。
反過來看咱們。
北京的《指導意見》也明确提到，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戰略，積極有序支持優質教育資源到津冀等地區開展集團化辦學。
截止到 2024 年 9 月，河北省已經引入 246 所京津優質中小學幼兒園與該省 370 所學校開展跨省辦學合作，5 所部屬院校對口幫扶該省 10 所縣網域高中。
另外，河北先後組織 250 名中小學校長教師到京津優質學校跟崗學習。
京津冀部分學校合作信息
這樣的事情，做了就比不做強。
今年 3 月份教育部的新聞發布會上，重慶市九龍坡區謝家灣教育集團總校長劉希娅提到一個重點。
他們在國家級貧困縣重慶市豐都縣辦了一所小學，全方位地輸出了謝家灣學校的課程、管理和教育教學理念。
一年多後，家長及社會各界滿意率達 100%，豐都縣教育的民調滿意度在重慶市提升了 26 個位次，人口流失率降低了 70%。
沒錯，人口是一切發展的根本，是弱勢地方政府積極擁抱名校集團的關鍵原因。
還有集團化的民辦高中
不過，高中階段就有些特殊了，因為它不是義務教育階段，有着完全不同的邏輯。
2021 年修訂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更加清晰地劃定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教育的邊界，對各類民辦教育加強了嚴格的分類管理。
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辦學，就完全不能碰義務教育系統了。
相比 K9 義務教育階段，高中距離監管更遠，距離資本更近。
因為沒有《義務教育法》的強力保障，高中的辦學水準純粹依賴縣網域經濟條件，不同地區的财政資源投入差别比義務教育更是懸殊得可怕。
但在事情的另一面，因為高中少了硬約束，社會化辦學、公立民辦、資本入局等方式也就應運而生。
在強勁的多元升學需求下，高中學校集團化的背後，是對高考績效的追求和產業化的驅動。
這是不同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另一種景象。
高中通常是一縣之内最高學府，又被當作升讀大學的過渡和預備，極容易用高考升學率來證明品牌實力，争取上級資源，保證合作履約。
最著名的就是衡水中學。
衡水中學始建于 1951 年，公辦性質，是 " 衡水模式 " 的主要締造者。
衡水第一中學在 2014 年 8 月正式使用，是由衡水中學與河北泰華錦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合作投建的民辦高中，現在叫做 " 衡水泰華中學 "。
雖然《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規定 "（義務教育外）其他公辦學校不得舉辦或者參與舉辦營利性民辦學校 "，但因為 " 衡水模式 " 名氣太大，在外界看來他們兩家似乎是一回事，他們在各地開的民辦分校也是一回事——都是 " 衡水模式 " 的翻版。
另一個是已經成功資本化的例子，是起源于四川泸州，2018 年就登陸港股的天立國際控股公司。
2020 年時，這家民辦教育公司就已經實現收入 12.98 億元、歸母淨利潤 3.79 億元，創上市以來新高，其中 K12 學校學費、住宿費是核心創收來源，合計運營着 K12 學校 32 所、學生人數超 5.7 萬人。
2021 年《民促法》及《實施條例》落地後，K9 板塊不能通過關聯交易形式并入上市公司，這家公司就把小初學校從财務報表中剝離，重點開拓營利性高中教育。
2023 财年，天立實現收入 23.03 億元，歸母淨利潤 3.34 億元。
公司創始團隊同樣也是地產背景，是從地產切入教育賽道，順理成章。
妥妥一門好生意。
根據國信證券的分析，民辦高中學校行業體現出玩家眾多、格局分散、長尾效應明顯的特點。
在證券分析師的眼裏，中國高中入讀适齡人群未來 5-10 年還會繼續走高，得益于市場規模體量龐大，龍頭公司在細分賽道上有錯位，競争比較温和，遠沒有進入存量競争階段，發展空間還很大。
基礎教育各階段适齡人口數量（萬人）
這幾年來，我們也都有過這樣的感受：單純從算賬的角度來看，只要某個階段的教育事業能搞成產業，還是很受企業資本所追捧的。
泸州天立高中招生簡章中，學費 + 住宿費約為 3 萬元，考慮物價的變化，資本市場還預測了每年約 5% 增速。
所以，民辦高中本來服務的就是有需要的家庭客户，這樣的家庭，至少在心态上對教育的要求更高。
教育公司估值表 東吳證券，2024 年 2 月總結
硬币的兩面
這幾年全社會對教育的讨論非常多。
調研發現，有些地區操之過急，教育集團化帶來了發展目标單一、教育理念同質化、消滅了傳統和嚴重的教育内卷等問題，還有的名校只是形式上的集團化，管理缺失，并沒有真正把先進理念帶到弱勢地區。
近期的社會事件也讓人擔憂，把學校食堂的問題歸咎于民辦教育的資本逐利，其實也沒有觸及本質。
優質的民辦教育其實不應該被簡單地否定。
在世界範圍内，私立學校提供高質量服務同時獲取營收回報，本質上都不是問題，重要的可能還是事前的規則确定和嚴密的監管體系。
我們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内部不只有經濟因素的差異，還有思想觀念、歷史傳統、民俗文化、治理水平等等的不同。
新中國成立 75 年了，我們已經努力實現了 " 人人有學上 "，但對 " 人人上好學 " 的追求可能會一直在路上。
我們既不能不顧歷史談未來，也不能抛開代價講收益。
不管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非義務教育階段，背景和現實遠比我們看到的要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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