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誰在“制造”窮人？，歡迎閲讀。
圖片來源：新華社
與 20 年前相比，如今，一份工作的穩定性是變強了還是變弱了？
媒體上，有關 " 數字遊民 " 的報道描繪了這樣一幅未來圖景：人們可以不必再專注于同一份工作，只要有足夠的能力，在數字化的助力下，身處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為分散在各中心城市的公司貢獻智慧。
往近了看，" 斜杠青年 " 受到熱捧，靈活就業者被納入公共就業服務範圍，頻繁跳槽成為工作方式，無論從哪看，長期做同一份工作的人似乎變少了。
但在此前出版的《利潤悖論》一書中，倫敦大學學院經濟學教授、歐洲經濟協會副主席簡 · 埃克豪特列出了一組異于 " 體感 " 的數據顯示，每份工作持續時間出現實際上明顯上升。就業人口換工作的概率從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的 3.8% 下降到了今天的 2.9%；企業每年更換員工的比例，也從 80 年代的 30% 下降到了 20%。
作者 : 簡 · 埃克豪特 出版社 : 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年 :2022-12-25
埃克豪特告訴我們，那個在他記憶中，企業因員工忠誠而頒發 " 金表 " 的年代似乎又回來了。但新時代的 " 金表神話 "，背後卻隐藏了一個更殘忍的現實：勞動力市場活力下降，令底層勞動力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其最終的結果是，窮人更難擺脱身為 " 窮人 " 的命運。
要改變窮人的現狀，就要找到問題的根源。為何社會流動性會變弱？面對這個被不斷叩問的命題，埃克豪特的研究将矛頭直指大型公司——正是由于大公司市場支配力的增強，造成了經濟社會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窮人的 " 宿命論 "，則是其造成的一個可能并不算直接，卻最難以破解的難題。
新型窮人的 " 誕生 "
在論著《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中，利茲大學社會學教授齊格蒙特 · 鮑曼曾發現一個令人惋惜的現象：窮人正在被社會不斷 " 異化 "。窮人最新被冠以 " 底層 " 的稱謂，與過去有機會向上攀登的 " 下層 " 相比，他們 " 被排除在體系之外，沒有任何機會，也無法被重新接納 "。
鮑曼描寫了這樣一個 " 四面楚歌 " 的 " 新窮人 " 形象。他們失去了賴以立身的工作自豪感，面對消費社會對 " 無能力消費者 " 的抛棄，還遭受對其不利的社會價值體系 " 審判 "：堕入 " 底層 " 是個人選擇問題，是因為 " 心理或行為上的疾病 "。而工作則是社會将一系列壓力傳導給窮人的直接途徑。
埃克豪特也注意到工作變化對 " 窮人 " 的塑造。他發現，各行各業開始出現越來越嚴重的 " 明星效應 "。整個市場都在争搶最優秀的人才，并且以不成比例的高工資作為籌碼。其結果是，即便是對全世界收入最高的 1% 人群，其總體薪酬水平的增長主要來自排在前 0.01% 的人的收入增長。
市場上各式各樣的 " 錦标賽 " 越來越多，由此孵化出來的 " 超級明星 " 數不勝數，勝者獲取的獎勵比之前更加豐厚，而反過來，資源愈加向由 " 超級明星 " 所編織的星系集中，" 失敗者 " 更難被看見——低收入人群的工資一直停滞不前，在 GDP 中所占的份額也不斷下降。
為何只有少數 " 明星 " 能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在埃克豪特看來，關鍵在于少數 " 赢家通吃 " 的公司占據了市場的主導權，它們将人才之間可能只是很小的能力差異放大，使最賺錢的公司願意花費一切代價獵尋最出色的高管。
這些公司還創造出了新的工作結構，将原來僅存在于公司内部的收入差距擴散至整個行業：外包。
一次通過電話取得手機維修服務時，埃克豪特接觸到一位高級技術顧問埃琳。她擁有兩所不同大學的學士學位和一所大學的社會學碩士，并且已經成為最高級别的技術顧問。然而，她通過咨詢所獲得的工資僅比美國工資中位數的一半高出一點，成本遠低于手機品牌商為買家更換手機的費用。
由于外包經濟的結構化特征，讓諸如埃琳的工作者失去更換工作的機會。如埃克豪特分析，使用外包服務的企業，可以通過讓多家采購公司彼此競争，壓低外包服務的價格，并且讓公司總部的 " 超級明星 " 和外包公司的 " 低技能員工 " 失去相互轉換的渠道，充當兩極分化的 " 穩定器 "。
" 巨型 " 公司的原罪
如今的工作為何會變得難以為繼？提供工作的企業為何能 " 理所當然 " 地創造 " 窮人 "？埃克豪特給出的解釋是，部分巨型公司擁有過于強大市場支配力。
過去，以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 · 鮑利命名的 " 鮑利定律 " 曾指出，在英國，無論技術如何變革，經濟結構如何調整，勞動收入份額從未產生變化，占 GDP 的比值穩定維持在 2/3 左右。然而，埃克豪特發現，自 1980 年起，鮑利定律似乎失效，這個數字從 65% 一直下降到 2017 年的 59%。
減少的那部分勞動收入去哪了？
他發現，掌握市場支配力的企業，由于擁有暢銷商品而提高售價。售價提升會帶來銷量下降，企業的產量也會随之降低。企業通過雇傭更少的勞動者，獲得了與過去同樣多的盈利，超額利潤由此被收入囊中。而由于市場支配力普遍存在于各個行業，讓勞動者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被迫接受低工資，這被埃克豪特總結為全行業的 " 水落船低 " 現象。
提高售價并沒有使企業遭遇競争者的挑戰，背後正是 " 市場支配力 " 在發揮作用。埃克豪特提到了多種市場支配力的來源，其中最主要的兩種，一是不斷增加的合并、并購及其所帶來的企業所有權高度集中化，二是信息時代的科技變革下，先進技術為企業挖掘的 " 深不見底的護城河 "。
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通過科技創新獲取市場支配力，不僅并沒有推動經濟進步，反而帶來了倒退。而通過高薪雇傭 " 超級明星 "，以及進行新一輪創新，企業的目的并不一定是尋求發展，而可能僅僅在于加寬現有 " 護城河 "。
由此，勞動者不僅被迫在底薪環境中工作，消費社會下，其還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價格，" 享受 " 企業層出不窮的新商品和服務。
再一次，埃克豪特提到了兩種反直覺的現象。一種發生在線上零售行業，在大多數人看來，以亞馬遜為代表的大型電視櫃内企業，通過供應鏈創新大大縮減了消費者和全球貨物的距離，大大提高了全社會的經濟效率。
但埃克豪特認為，在規模經濟為亞馬遜帶來更低的生產成本的同時，消費者并沒有享受到足夠的好處。" 盡管企業在掌控了市場支配力的同時，也為消費者提供了較低的價格，但如果市場處于完全競争的狀态，那麼這個價格肯定會更低 "。
而在大數據領網域，消費者的損失更為隐蔽。
以谷歌地圖為例。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户能免費使用其提供的服務，似乎完美避免了 " 消費陷阱 "。然而，埃克豪特卻發現，作為 " 零價格 " 的條件，用户提供的個人數據為開發商帶來了大量廣告收入，甚至可能達到應該獲得補貼的程度。而随着數據的不斷沉澱，企業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只會成指數級增長，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對此也無能為力。
鼓勵競争的療法
按照埃克豪特的分析，如果不善加治理，市場支配力只會像 " 雪球 " 一樣，越滾越大，并且會吸納進所有資源，窮人的生存狀況只會更加艱難。
這是一個完全只有巨型企業存在的全景圖。在對埃克豪特的采訪中，他也直言，在目前的狀況下，作為參賽 " 隊伍 " 的企業實際上成為了 " 賽場 " 的搭建方。強勢的隊伍所在的位置本就比弱勢隊伍高，并且他們的目标不是繼續向上攀登，而是向下掃除競争者。就連裁判也被強隊所拿捏，盡管是比賽，但毫無競争可言。
" 我們需要一個中立的裁判。" 他説。那麼，本該作為裁判的政府，處于何種位置？
埃克豪特發現，與原本構想不同的是，一些政府開始自己組建隊伍、或者充當教練。他們意在訓練隊員如何比賽，或者想方設法提升隊員的技術。" 這本該是企業所擅長的，應該留給他們來做。政府真正應該做的是充當管理者，保證比賽的競争性、參與者擁有平等的入場資格，并且确保創新是比賽的真正目标。"
這也是大部分政府推進反壟斷的基本思路，但失敗者不在少數。特别是在市場支配力已經發酵到一定程度時，監管的存在也可能帶來意料之外的激勵，引導企業利用漏洞去掌控更強大的市場支配力，讓情況反而變得更糟。
從現有數據領網域的壟斷問題入手，可能找到一些新的解題思路。
對于大部分企業來説，數據資源已是必須争奪的強大生產力。在埃克豪特看來，利用巨型企業對數據的 " 痴迷 "，可以引導科技公司為生產數據的用户進行某種補償。在應用市場競争足夠激烈的情況下，為了換取數據，企業就會自發地把價格設定在合理範圍内，并提供充足的服務内容或金錢補償。
但這還不是全部。當企業獲取數據後，傾向于增加私密性并據為己有，最終成為建立市場支配力的 " 護城河 "。要填平溝壑，埃克豪特建議政府成立一項制度，強制這些企業将經過匿名處理的大眾數據公之于眾，從而激勵創新。
此外，政府的作用還可以體現在建立監管機制上。他曾提出一種 " 互操作平台 " 的概念，将所有企業都引進這個平台上，從而打破單個企業的市場支配性。在和我們的對話中，他進一步解釋，并非由政府建立某種實體平台，而是設定監管機制，讓要素有自由流通的渠道。
在他看來，這種機制可以首先從一個國家的國内市場開始建立，最佳狀态則是突破國際線、全球适用的行業規範。他也承認，不同國家存在反壟斷治理的水位差。
比如，他提到，在中國，政府對產業能產生更深刻的影響，市場也有望保持更強的競争性，這樣，市場價格更合理，消費者更受益，同時勞動者也能享受更高的工資水平。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要将目光放在整個市場，而非某個單獨企業身上——不需要告訴企業怎麼做，只需要定好市場進入标準，在市場中的企業會自行反饋。
無論如何，正如他在書中所説，" 像氣候變化一樣，市場支配力早就成為一個全球性難題，各國只有攜手前進才能共渡難關；我們必須拿出和登月一樣的決心，以及和曼哈頓計劃一樣的緊迫感。"
每日經濟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