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科學經驗：繃不住了，放開落户了，歡迎閲讀。
以下文章來源于非凡油條 ，作者豆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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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宣布除杭州市區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浙江户口所附着的社會福利含金量較高，因此備受廣大網友的關注。浙江放開落户是因為其内生增長力弱，對人口要素需求較高。在人口負增長的背景下，放開落户逐漸成為各地區 " 搶人 " 的主要手段。作為我國的人口管理政策，户籍制度已經歷多次改革，新一輪户籍制度改革以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标，以放寬落户條件為路徑，着力實現新型城鎮化。
浙江搶人放大招，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近日，浙江省政府官網公布《浙江省推動落實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 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實施方案》（下稱《實施方案》）。
《實施方案》表明浙江省除杭州市區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将于今年 7 月 22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具體而言，外地與本地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户标準統一，有合法規定住所的（無論買房還是租房）都可以落户，直系親屬也可以随遷。
也就是説，寧波、温州、紹興等除杭州外的熱門城市，只要你願意都可以随便落户，真正實現省網域級别的 " 來了就是浙江人 "。
杭州地區也優化了落户政策，進一步完善積分落户政策，确保社保繳納年限和連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逐步取消年度落户名額限制。
這是浙江省首個系統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實施方案，也是全國層面走在前列的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的省網域實踐。
為什麼浙江的步子邁的這麼大？首先，浙江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較低，缺乏内生增長力。
根據全國 31 省份 2022 年常住人口數據，在 2022 年全國人口規模負增長的情況下，浙江以 37 萬的常住人口增量位居榜首。
然而，浙江的自然增加人口僅為 0.3 萬人，自然增長率僅有 0.04 ‰。相對于一個 6500 多萬人口的大省來説，3000 人幾乎是零增長。目前浙江人口增量主要來自于外省的人口流入。
雖然橫向比較，2022 年浙江省的常住人口增量位居全國第一，但縱向對比，浙江省的人口增量跳水已經非常明顯。
前些年，浙江省的常住人口增量為每年 100 萬左右，但在人口見頂之下，急降到了 37 萬。
為了解決人口發展的隐憂，此次《實施方案》是未雨綢缪，針對這一問題集中發力。
其次，浙江作為民營經濟活躍的大省，需要大量的人口來保持經濟的發展。
一方面，人口淨流入可以為浙江的制造業、服務業和創新產業提供豐富的人力資源，為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的更新提供堅實的支撐。
另一方面，還可以帶來巨大的市場需求，令浙江具有龐大的内需市場。人口的增長意味着更多的消費需求和購買力，有助于推動各個行業的發展。
此外，放開落户限制還可以有效提高城鎮化的質量。
城鎮化率分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兩者之間存在户籍限制。《實施方案》放寬了落户條件，将有效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進而縮小兩者的差距，促進人口流動。
《實施方案》還提出了主要目标，明确到 2027 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要從 2022 年的 73.4% 提高到 76%。
作為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取消落户限制将發揮示範作用。同時也表明了共同富裕的導向，首要的就是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确保遷移人口在公共服務上享有平等權利。
多地放開落户限制，户籍制度改革步入深水區
其實，以省份為部門全面放開落户條件的，浙江并非首個。
此前，貴州、四川、内蒙古、海南、廣西等地紛紛提出全面放開落户，2020 年以來，江蘇、山東、河南、甘肅等地也提出全面放開落户。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我國至少已有 18 個省份放寬了落户限制。過去 10 年，1.4 億農村人口在城鎮落户。
2022 年 7 月 12 日，國家發改委印發的《" 十四五 " 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全面放開放寬除個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主要分為三個層次。
一是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二是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 300 萬 ~500 萬的Ⅰ型大城市人口落户限制；三是鼓勵城區常住人口 500 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取消年度落户名額限制等。
以浙江省 2022 年的數據為例，11 座地級市，其中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下的有 3 座；300 萬 ~500 萬的Ⅰ型大城市僅湖州市；超過 500 萬的有 7 座，杭州是唯一一座人口超過千萬的。
可以發現，在國家政策推出之前，就已經有地方在放開落户限制了。幾十年以來，中國的户籍制度改革一直有着自下而上、由地方試點到全國推廣的累積式改革特征。
2011 年以前，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得各個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巨大，這一階段的户籍制度改革基本打通了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的一系列制度壁壘。
2012 年至今，處于新一輪改革階段，我國正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時至今日，户籍原有的限制要素流動的功能已經喪失，勞動力在全國大範圍地跨區網域流動成為常态。
但是，户籍依然綁定着公共服務和社區福利。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各種不同水平的公共服務和社區福利都是按照户口來提供的。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的巨大變化，城鄉居民收入也都有了較大增長。
但同時也出現了城市之間、區網域之間、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即使是在農村之間，發展也是不平衡的。
而不平衡的經濟格局又導致了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差異化，從而導致户口的 " 含金量 " 也存在巨大差異，落户也成為了各個城市吸引人才流入的關鍵手段。
此次浙江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受到更多的關注，也正是因為浙江户口的 " 含金量 " 更高。
曾幾何時，户口是橫亘在城鄉之間的門檻，各項社會福利都附着在户口上面，户籍制度多年來也一直是國内改革的深水區。
相比于以前，中國新一輪的户籍制度改革更加注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鎮化率，實現居住地公共服務的均衡化和普惠化。
勞動力要素關系城市發展
落户限制政策曾承載了短缺經濟下社會治理的重要使命，相對于經濟社會發展來説，是一個階段性的存在。
在過去的工業化時期，勞動力跟着資本、企業走。但進入後工業化時代，資本、技術等資源流動越來越受到勞動力要素配置格局的影響。
目前，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步伐正在不斷加快，勞動力要素的自由流動，正在成為拓展經濟社會發展空間、營造創新發展環境的必要前提。
同時，随着中國人口進入老齡化和少子化時期，勞動力禀賦愈發具有稀缺性，各地對勞動力和人才的競争将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标配。
人口老齡化加劇，出生率創新低，意味着未來工作的人将越來越少，需要養老的人越來越多。
在這樣的環境下，勞動力要素将與城市發展直接挂鈎，對城市發展產生實際後果。
除了确保城市發展，人口流入還可以帶動當地的消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陸銘等人的一項研究表明，流動人口與流入地户籍人口存在着較大消費差距。
其主要原因在于，沒有户口意味着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可能存在差異，人們在面對風險的時候，需要儲蓄以防不測，而不是拿去消費。
降低落户門檻，讓更多的人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務，免除在城市裏生活的後顧之憂，人們才敢消費。因此，降低落户門檻對于拉動内需也有積極作用。
7 月 8 日第九屆 " 青島•中國财富論壇 " 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蔡昉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蔡昉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經進城的 1.8 億農民工消費意願釋放出來，經過粗略推算大概在 2 萬億以上。
在人口負增長背景下，新一輪户籍制度改革是大勢所趨，既符合了時代發展的特點，又可以促進區網域經濟的内循環。
然而，户籍制度改革近年來似乎陷入了僵局。雖然有各級政府在大力推動改革，但成功落户的關鍵在于相關主體的決策結果。
例如，一個農民在決定是否進城落户時，需要權衡城市户籍的收益、以及放棄農村户籍的利益。
其中最主要的考慮因素是以農村户口為資格權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難以 " 變現 "。
這 " 三權 " 是法律賦予農民的不可剝奪的合法财產權利，但關鍵在于它們的轉讓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農民缺少合法的财產轉讓權，導致農村的土地和房屋無法進入城市市場，極大地減少了農民的财產性收入，使得他們更加無法進城。
因此，要破解中國户籍制度改革僵局，需要推動集體土地制度的配套改革，而最重要的是允許人們自下而上地進行嘗試和創新。
户籍制度改革道阻且長，當行穩致遠
我國的户籍制度深刻影響了城鎮化進程、公共福利分配、就業、消費等，在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
在改革開放之後，户籍制度的負面經濟社會影響越發彰顯，阻礙了公民間的平等，農民和農民工群體無法真正融入城市和享有充分的市民權利，進而抑制了中國城市化率的提升。
自 2012 年開啓的新一輪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以加快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為改革目标，以放寬落户條件為推進路徑。
尤其是 2014 年以來制定的一系列更為深化且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
比如，設定到 2020 年實現 1 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户的目标；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全面放寬農業轉移人口落户條件，等等。
然而，長期以來，城鄉和區網域户籍挂鈎利益差異逐漸固化了户籍利益分化的格局，這種分化的格局成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
這種阻力導致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後性，户籍人口城鎮化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的差距也表明了這一滞後性。
2022 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 65.22%，户籍人口城鎮化率約 45%。
目前户籍制度改革進展緩慢，一方面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滞後，另一方面是城市需要承擔的公共服務成本增加。
一個農民是否進城落户需要做成本 - 收益分析，一座城市是否放寬落户也同樣需要。
事實上，户籍制度改革對于城市來説是收益大于成本的。
收益方面，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人口遷入。不僅能促進居民消費和投資增長，還可以為城市的持續發展提供豐富的勞動力，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益。
成本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在已打好的地基上，額外支出沒有想象中的大。
2020 年一項針對東部地區大中城市落户情況的調研顯示：平均一個農民工 ( 外來人口 ) 進城落户成為市民需要增加政府的支出約為 11 萬元。
其中，養老保險财政補貼是最大支出，占比約 35-45%，随遷子女義務教育和保障性住房其次，占比 1/3，其餘包括城市管理費用、醫療保險等占比約 10-20%。
一方面，在居住證制度和城鄉融合發展背景下，農民工已經享受到部分公共服務，新增落户成本其實很小。
另一方面，養老保險補貼也是由國家、省、市（縣）各級财政共同分擔，并非由城市政府單獨負擔所有成本。
總的來説，户籍制度改革有宏觀背景下的時代必要性，預期未來户籍制度會進一步放寬。但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背後涉及到眾多的利益劃分、眾多的城市和鄉村，乃至所有被納入城市化進程的人們。
如何探索和穩步有效推進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需要政策制定者審慎思考，需要一步一步漸進式地創新。
然而時間也不等人了，畢竟人口已經進入負增長通道，這就意味着地區之間的人口争奪，注定是存量博弈，會愈演愈烈。各地區必須盡快想出辦法把人吸引到自己這裏來，相應的權利也必須配套，不然真沒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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