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過萬的流水線畫工，不想再畫梵高了

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月入過萬的流水線畫工，不想再畫梵高了，歡迎閲讀。

1890 年 7 月 27 日，文森特 · 梵高來到一片玉米田，用左輪手槍朝自己開槍，結束了他短暫而絢爛的 37 歲人生。

但他不會想到，自己的遺作在一個世紀後，讓一條面積僅 0.4 平方公裏的深圳城中村成為全球最大的油畫村。一群以仿制他的畫為生的人，也因為《中國梵高》紀錄片屢次登上熱搜，并走向精神覺醒之路。

作者 | 花瓢白

編輯 | 朱人奉

題圖 | 《中國梵高》

但凡看過《中國梵高》紀錄片的人，都很難忘記那一群在光線昏暗的出租屋裏臨摹梵高名畫的流水線畫工。

在炎熱的夏天，他們光着膀子，蓬頭垢面地趕工至深夜，然後橫七豎八地席地而睡——畫布攤開就是床，卷起來就是枕頭。

作為紀錄片的主角之一，趙小勇或許是其中最富超現實主義色彩的人。1972 年，他出生于湖南邵陽，因為家境貧寒，初中一年級辍學後只身來到深圳闖蕩，睡過橋洞、做過小工、當過學徒，幾經輾轉才于 1996 年落腳大芬村，成為一名畫工。

在出租屋畫梵高的趙小勇。（圖 /《中國梵高》）

在大芬油畫村的鼎盛時期，趙小勇一次可以接到類似 5000 張梵高《鸢尾花》這種大單。據當時世界行畫批發商麥克維達的調查，美國市場上流行的油畫行畫 70％來自中國，其中 80％產自深圳。靠着這個行當，頭部畫工可月入過萬。

但《中國梵高》這個紀錄片改變了趙小勇。從荷蘭的梵高美術館回來後，他不甘于只做臨摹工作，希望創作自己的作品，一度陷入 " 月亮與六便士 " 式困境。

今年 1 月，趙小勇終于在深圳開了人生第一場原創展，嘗試剝離那個舊日的身份。但他很低調，畫展設在一個人流量不大的產業園内，在工作日顯得有點冷清。

趙小勇原創展現場。 ( 圖 / 新周刊記者攝 )

我決定去大芬村找趙小勇見一面。我很好奇，從畫工向藝術家轉型，生活會發生哪些變化？這會是一場與現實脱節的美夢嗎？

" 我不是梵高 "

趙小勇來了，嗓音聽起來像是喝了一夜的酒。雖然已經 53 歲，但他人顯得年輕，身上套着一件燈芯絨西裝和一條牛仔褲。

他似乎保留了過去做畫工的習慣，睡到中午才起來，把午飯當早餐吃。在過去那些瘋狂接訂單的日子裏，趙小勇通常從下午開始畫畫，一直忙到次日清晨。他比當代年輕人更早知道趕稿和 DDL 是怎麼回事。

但趙小勇覺得這些辛苦不足挂齒。" 畫畫比做民工或做建築的輕松一點，而且自由嘛。"

他不是一個拘謹的受訪者。采訪時間比原約定晚了一個小時，他坦言自己睡過了頭。聊着聊着，他又突然開始翻箱倒櫃，打着手電筒到處尋找一條從魚缸中消失的觀賞魚。他覺得它一定是從水裏蹦出來逃脱了，或者被老鼠之類的小動物叼走了。

這種散漫和随性，或許是因為習慣了面對公眾和來訪者。《中國梵高》走紅後，很多人專程跑到大芬村，來參觀這個被阿姆斯特丹畫商稱為 " 梵高博物館 " 的趙小勇工作室。

趙小勇現在的工作室。（圖 / 新周刊記者攝）

迄今，趙小勇的工作室仍藏在村民樓深處，門口挂着兩張海報：一張是《中國梵高》紀錄片的劇照，另一張是 " 趙小勇藝術展 " 的展覽信息。趙小勇并不排斥 " 中國梵高 " 這個标籤，但感覺他更渴望表達另一個主題—— " 我不是梵高 "。

做原創的初心，要追溯到 2014 年夏天那一趟歐洲之旅。面對梵高美術館裏的真迹，他仍記得那種感覺是 " 淚腺被頂得滿滿的，説不出話來，人呆了很久 "。

如此臨摹二十年，才驚覺自己的 " 失敗 "。畫了十多萬幅畫，其實比不上梵高美術館裏的一幅作品。他發現書本印刷的名畫圖片筆法粗犷，但真迹的筆觸是細膩且柔和的。書上的色彩也是失真的，特别是真迹在放置 100 多年後，呈現出一種腐舊的美感，" 我永遠臨摹不出畫裏面那種年份感。"

而且，趙小勇一直以為，自己的畫被運到荷蘭這樣的藝術之都之後，會被放在一個正規的畫廊裏賣，結果只是被擺放在一個紀念品商店，整張畫布裸露在空氣中，并沒有裝框，擠得密密麻麻任人挑選。沉沉的失落感，讓他一晚上沒睡着。

第一次直面梵高真迹的趙小勇。（圖 /《中國梵高》）

除了荷蘭，他還去了法國奧維爾墓園。那是他距離梵高最近的一刻。在梵高的墳墓前，他點燃了三根煙，然後衝着廣袤的田野大喊了一聲 " 梵高！" 這一聲被收錄在紀錄片中的回響，仿佛穿越了時空，激蕩了無數人的心。

回到中國之後，一種澎湃的激情在趙小勇的胸膛翻湧着。他覺得，哪怕一年畫出一幅自己的作品，也算是成功。為了畫原創，他嘗試過很多方向，曾背着畫板回湖南老家，給年邁的奶奶畫肖像，畫下趙家古村的幽靜小巷和豐收的季節。

他也試過逃離大芬村，在一時衝動之下跑到寧波和别人合夥開了一家畫廊，但進展并不如意，待了三年後敗興而歸。

最後，他決定從身邊最熟悉的事物着手。依靠回憶，他畫了一組過去的畫室寫照，是他和畫工們每天在油畫堆中一起吃飯，喝啤酒，打麻将，彈吉他，照料襁褓中的嬰兒和調皮的孩童。

趙小勇畫的畫室系列之一。 ( 圖 / 新周刊記者攝 )

這是趙小勇最喜歡的一組原創。在他看來，那代表着一個時代，是大芬油畫村二三十年間的變遷。五彩缤紛的畫面背後，是艱苦的歲月和逼仄的生活。

他還畫下了很多 " 趙小勇和梵高故事 " 系列。在想象中，梵高與他在咖啡廳深夜小酌，在星空下指導他畫畫，和他到田野去郊遊和寫生。他甚至還畫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畫面，就是自己拎着水果籃去探望剛割完耳朵的梵高。可以看出，趙小勇早期的繪畫還是有梵高的影子，但後期在慢慢摸索自己的風格。

妻子的" 星空 "

在工作室等待趙小勇時，我最先見到的其實是他的妻子早春。她性情温和，手腳麻利，娴熟地泡紅茶，燙洗杯子，招呼每一位進店的客人。如果對方是專門為丈夫而來的，她就提議先去村裏逛逛再回來：" 小勇老師一會兒就到 "。

很多遊客以為早春是趙小勇的助理或經紀人，但其實早春也每天作畫，只是如今倆人的工作方向完全不同：妻子畫臨摹，丈夫做原創。

早春是趙小勇收的第一個學徒。她是江西贛州人，十五六歲就來到深圳打工。1994 年，她入職了一家台灣老板開的工廠，專門做樹脂類工藝品。一開始，别人都覺得她堅持不久，因為她沒有美術功底，只會上色。但早春很喜歡這個工作，一幹就是三年，哪怕加班是家常便飯，最忙的時候要幹到深夜 2 點，然後早上 7 點半又掙扎着爬起來上班。

早春是趙小勇的第一個學生。 ( 圖 /《中國梵高》 )

也是在這家工廠，她認識了趙小勇。趙小勇當時是個技術工，會做一些彩繪，後來又決定跟着一位老鄉的哥哥在大芬村學畫畫，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早春便辭職跟了過來。

那時候，大芬村的油畫產業方興未艾，早春就從零基礎開始跟丈夫學畫畫。油畫一旦畫壞了就賣不掉，成本很高，趙小勇就從鋪底色教起，" 比如説有 100 張《向日葵》，就不停地在上面鋪底色，再慢慢學調顏色。"

這是他帶徒弟的方式。在他看來，畫工不需要天賦，只是一門可以復制的手藝。和其他流水線畫工不一樣，趙小勇是給每個徒弟分派一張圖，有人專門畫《夜間的露天咖啡座》，有人專門畫《向日葵》，一年四季都只畫這一幅，只要這個訂單來了，就全歸這個人。所以，一些畫工幾乎十年間都畫同一張畫，畫吐了也得繼續。

早春被分到的是梵高的《星空》。一開始，她的筆觸很生硬，趙小勇就跟在後面一張張收拾，調整層次和細節。早春一邊看書一邊苦練，很快就出師了，用趙小勇的話來説是 " 畫得快又畫得好 "。

在趙小勇工作室裏，挂着一張他指導妻子畫《星空》的原創畫。 ( 圖 / 新周刊記者攝 )

盡管訂單越來越多，但因為價格低廉，夫妻倆的日子捉襟見肘。那時候是 1998 年，倆人連結婚都沒有擺酒，和其他人合租了一套兩房一廳的農民房，月租五百塊錢。當時的大芬村還被稱為 " 大糞村 "，因為地勢低窪，高處的污水全往村裏流，每逢夏天臭氣熏天。

而且，那個年代的畫室也沒有空調，一方面是費用太高，另一方面是油畫的油層很厚，空調吹不幹，只能用電風扇，所以再炎熱也只能硬扛着。

結婚之後，早春的一雙兒女相繼出生。她既要帶孩子，同時還得兼顧畫畫，" 那時候很能熬，眼睛都要閉起來了，快要睡着了，但手上的畫筆還在動。"

除此之外，早春還得做無窮無盡的家務，買菜、做飯、搞衞生，小孩幾點醒來，她就得幾點起床。廚房位于工作室一角，早春最忙的時候要做 9 個人的飯菜，因為在過去的大芬村，很多畫室都是家庭作坊，趙小勇把弟弟、小舅子、叔叔等都召來了，一大家子全擠在工作室裏生活。

早春常常一邊帶小孩，一邊畫畫。 ( 圖 /《中國梵高》 )

但早春覺得有錢賺就挺好，幹活的衝勁很大，從未離開大芬村。在《中國梵高》紀錄片中，早春不太同意趙小勇出國去看梵高的真迹，多次勸阻。但她告訴我，其實她是同意他去荷蘭的，只是心疼錢。那一趟 " 梵高之旅 "，趙小勇花了差不多五萬塊，這對普通人家來説不是一筆小數目，而且倆人當時剛剛在深圳買了房。

" 那時候我也想去啊，但是兩個人去就要 10 萬，去不起呀。" 早春説。她也想去開拓一下眼界，但一聽到要用這麼多錢就退縮了。

早春至今仍沒去過荷蘭。但她對這趟旅程充滿想象，覺得如果現在要去的話，要再囤一點錢，因為得一家四口一起去。

所以，早春既是趙小勇的工作夥伴，也是像幕後管家一樣的角色。在趙小勇的原創作品中，也能看到不少妻子的身影。他創作的第一幅寫實照，就是妻子在畫《星空》的模樣。早春第一眼看見這畫時，心想：" 哎呀，我就長那樣？" 覺得有點醜，厚厚的藍色套頭衫顯得她很胖。但後來看順眼了，早春又很喜歡這個作品，一直舍不得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