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科技經驗：别再用「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看芯片戰争了，歡迎閲讀。
如果對方錨定「殺敵一千」換來的長遠收益是避免将來「自損一萬」，他還會可惜那「自損八百」的代價嗎？
文 | 佘宗明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近年來，在某些話題上，諸如此類的字眼總會高頻閃現。
這些天，拜登政府正醖釀着繼續加碼對華芯片出口限制，「殺敵自傷論」再度泛起。
7 月 17 日，美國三大芯片巨頭英偉達、高通和英特爾的 CEO 齊聚華盛頓，跟國務卿布林肯、商務部長雷蒙多、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布雷納德、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等拜登政府高官會面，反對收緊對中國的芯片出口限制。
同日，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敦促政府停止采取更多對華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美國三大芯片巨頭英偉達、高通和英特爾的 CEO 正一起遊説拜登政府。從左到右分别為：英特爾 CEO 基辛格，高通 CEO 安蒙，英偉達 CEO 黃仁勳。
看着這新聞，很多人又擺出了「被我説中」的預言家 Pose。
説美國加大芯片封鎖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有問題嗎？當然沒問題。
數據就擺在那：中國是全球電子產品制造中心也是全球最大芯片消費市場，近幾年每年進口量占到全球芯片產量的 70% 以上。
英偉達的總營收中，中國市場貢獻了約 20%；英特爾的全球銷售總額中，中國市場銷售額占到了約 1/4；高通的總營收中，中國市場占比更是高達 60% 以上（高通是唯一一家獲得美國監管機構授權向華為銷售移動芯片的公司）。
需求這麼旺盛，有幾個芯片巨頭心甘情願失去中國市場？
可以預見，拜登政府的「最嚴封鎖令」一旦按下啓動鍵，那出現的局面必然是：今晚趙公子的消費，由全場買單。
拜登政府就是那個「趙公子」。
饒是如此，在當前局面下仍以「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立論框架看芯片戰争，不免有些簡單了。
冀望美國三大芯片巨頭的遊説能讓拜登政府回心轉意，也是心懷僥幸。
説白了，「殺敵自損論」，仍是将芯片問題置于商業利益本位的視角下打量。
可時至今日，芯片問題早已演化成一場戰争——這不是比喻，而是實指。
是戰争，就意味着，它更多的是關乎政治，而非經濟。
在戰争視野中，「自損八百」未必能構成「殺敵一千」的阻卻因由。
當三體人下定決心要不惜代價用智子鎖死人類科技進步時，你跟他們説「那樣代價很沉重」注定是徒勞，他們想的也許是「我先鎖死再説」。
01
「2022 年有兩個日期将被歷史銘記，一個是俄烏衝突更新的 2 月 24 日，另一個就是 10 月 7 日。」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人工智能專家格雷戈裏 · 艾倫説。
10 月 7 日，是美國商務部產業與安全局（BIS）發布出口管制新規（EAR）的日子，新規内容主要就是限制對華芯片出口。
在許多人看來，俄烏衝突是戰争，美國對華芯片封鎖則是競争，二者對應的時代鏡框分别是戰争年代與和平年代。
可事實上，大國們在芯片問題上的博弈，也是一場戰争。某種程度上，這是跟熱戰有别的更為現代的戰争。
這類戰争的引線，通常是政治、國力、價值觀上的衝突日益凸顯，安全則是最常用的名義。
▲專欄作家亞歷克斯 · 帕爾默在《紐約 - 時報》上發表的《這是一種戰争行為：解碼美國對華芯片封鎖行動》，引發多方熱議。
眼下已經打響的這場芯片戰争，脈絡已清晰可見：它最早可追溯至 2018 年美國禁止福建晉華電子購買美國芯片制造設備，随後 5 年裏，美國兩屆政府陸續出台了八條針對中國的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為幾類：
直接對中國科技企業斷供，打擊對象包括華為、海康威視等；
限制中國半導體生產制造企業獲得先進的生產設備與材料，限制對象包括中芯國際、長江存儲等；
限制國外芯片企業在中國投資，幾乎所有芯片巨頭都囊括在内。
還有幾個标志性節點和事件是：
2022 年 8 月，美國芯片法案正式生效，法案核心内容有兩點，一是提供 520 億美元财政補貼和税收優惠，鼓勵在美國本土建設芯片企業；二是限制和阻止芯片企業在中國技術更新和增加產能。
去年起，美國主導，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參與的「芯片四方聯盟」漸次成型。
截至今年 6 月底，美日荷三大芯片設備制造國家均采取了對華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如果你 5 年前告訴我這些規則，我會告訴你，這是一種戰争行為——我們肯定是處在戰争狀态。」在《這是一種戰争行為：解碼美國對華芯片封鎖行動》中，《紐約 - 時報》專欄作家亞歷克斯 · 帕爾默引用了美國高級半導體分析師缪斯的話，直指這就是「An Art Of War」。
戰争中終有攻防。從今年 5 月禁止在「關鍵國家基礎設施」中使用美國存儲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產品，到 7 月初明确 8 月 1 日起對镓、鍺實施出口管制，中方的應對被視作已邁出反制的步伐。
02
俄烏衝突，芯片封鎖，這兩場「戰争」，為孫立平教授所説的「大拆解」提供了現實注解。
在他看來，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是建立在主要經濟政治體相互依賴的基礎上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三重依賴分别是：
歐洲對俄羅斯能源和資源的依賴
歐洲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中國、俄羅斯對美國西方高科技、高端設備和金融體系的依賴
而今，這三重依賴正被一層層拆解。
大拆解，體現在經濟維度就是逆全球化，體現在政治軍事維度就是顯性或隐性的戰争。
近年來，美國以「友案外包」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就是大拆解的表征。
只不過，在脱鈎斷鏈的雙刃劍也刺傷了美國自身肌體的背景下，美國将口徑從「脱鈎」軟化為「去風險」。
可也得看到，美國松開封鎖的目錄中，并不包括芯片。
前些天訪華的美國财長耶倫，7 月 17 日接受采訪時就説，拜登政府正在設計的對華投資限制措施不會是「寬泛控制」，而是「針對性狹窄」，主要側重于半導體、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等領網域。
▲美國财務部長耶倫稱，拜登政府正在設計的對華投資限制措施不會是「寬泛控制」，而是「針對性狹窄」。
為什麼美國有意為摩擦烈度降頻的同時，卻執意在芯片封鎖上加碼？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這是未來中美競争勝負手中的勝負手。
在今天，如果説，有哪樣技術能對應《三體》中的智子，那恐怕非芯片莫屬。
所有電子產品都離不開芯片，量子計算與 AI 等尖端技術也離不開芯片。沒有芯片，iPhone 運行不下去，ChatGPT 也成不了「Chat 獨秀」。
克裏斯 · 米勒在《芯片戰争》一書中就表示，在大國競争背景下，芯片和貿易、科技、資本等一樣，成為戰略競争的重要内容。
他斷言：芯片創造了現代世界，各國的命運取決于它們駕馭計算的能力，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争很可能由計算能力決定。
由于芯片供應鏈代表了未來競争制高點，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芯片產業布局上發力。
英特爾 CEO 基辛格説：過去 50 年，石油儲備的位置決定了地區局勢，而未來 50 年，芯片工廠建在哪裏更為重要。
03
許多人依舊是拿商業視角看芯片問題，卻沒看到芯片從來都不只是個經濟問題。
從誕生起，它就經常跟政治問題攪在一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蘇星球大戰掀起。為了降低宇航器上的電路尺寸功耗，美國貝爾實驗室于 1948 年發明的晶體管開始被派上用途，這成了芯片產業最早興起的肇始。
在被大規模商用和民用之前，芯片產業滿足的是軍用之需。
從阿波羅計劃到民兵Ⅱ号導彈制造，美國用半導體技術提高了國防和軍事中的精準制導能力。
20 世紀 90 年代的海灣戰争，之所以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場現代化戰争，也與此相關：它擺脱了二戰時的鋼鐵洪流，在芯片技術支撐下，美國的戰斧巡航導彈得以對伊拉克精準打擊，兵不血刃就赢得了戰争。
芯片戰争貫穿了冷戰始末。美國當時對蘇聯陣營的芯片出口管制極為嚴格，BIS 每年需處理約 10 萬個出口許可證（作為對照，90 年代是 1 萬個，如今又增加到了 4 萬個）。用一句話形容，就是「限得死死的」。
先是對蘇，後是對日。七十年代，日本政府發起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突破瓶頸計劃（VLSI），日本芯片產業發展勢頭迅猛，一度趕超美國。
當時日本的 DRAM（動态随機存取存儲器）芯片因故障率不足美國的 1/4，在市場上大受歡迎。
硬剛剛不過的美國芯片企業們不爽了，指責日本市場保護、政府補貼、廉價資本和知識產權盜竊等問題。
此後美國政府介入，牽頭成立半導體制造技術聯盟（Sematech），向日本施壓。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卡斯帕 · 温伯格在美國電子協會講話時説，芯片作為國防基礎的科技創新，如果建立在依賴于其他國家的基礎之上，無論該國有多麼「友好」，對美國而言都是不可承受的。
1986 年，《美日半導體協定》籤署，日本被要求開放半導體市場；美國還扶持起了韓國芯片產業，牽制日本。
▲ 1986 年，《美日半導體協定》籤署，日本被要求開放半導體市場。
自此以後，美國恢復芯片霸權。即便芯片產量排名在 1993 年恢復登頂後又下滑了，可美國控制了芯片生态、工業軟體、關鍵設備、下遊應用等環節，幾乎每個尖端芯片設備中，都有美國的技術工具、設計軟體和知識產權。
所以説，芯片亦武器。
04
30 年前，狙擊日本；30 年後，圍堵中國。TMT 觀察家衣公子曾比較過兩場戰事的異同。
相似之處是：昔日的日本，現在的中國，其時都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都是由下遊消費品切入往上攻，抓牢關鍵產品（索尼 - 華為）重構芯片產業鏈，芯片產業發展都有產業政策支持。
不同之處是：日本當時已是芯片強國，鼎盛時世界前十大半導體企業六家是日本的，其中日本 NEC、Toshiba（東芝）、Hitachi 包攬前三。中國大陸的芯片產業，在全球尚未跻身塔尖。
更大的差别是：那時候日本還是美國盟友 ……
對美國而言，意識形态的差異，綜合國力的競争，都是它如今矛頭東指的理由。
前些年，互聯網產業是中美科技博弈的主要角力場，互聯網產業蓬勃發展，必然會帶動算力的發展。
美國田納西大學創新計算實驗室實驗室統計顯示，截至今年 6 月，中國在全球超級計算機 500 強中占據 134 個席位，美國占了 150 個。
在互聯網跟 AI 技術上，中國是大國中唯一能跟美國掰掰手腕的。
問題在于，幾乎所有為中國最先進項目提供動力的芯片，都與美國技術密不可分。
按亞歷克斯 · 帕爾默的説法，自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将華為列入實體名單後，美國就發現，自己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是個尚未利用起來的強大杠杆。
無論是芯片設計軟體，還是芯片制造工具，都在美國或盟友把控的，因此美國揮起了長臂。
從力度上看，美國秀出了「外國直接產品規則」：不管你的晶圓在哪制造、從哪運輸、有無經過美國國界、是否用了美國原產零部件，都算是跟美國沾邊，都不能運到中國去。
戴老板就總結道：高端芯片的研發，基于的是一套全球技術供應鏈，比如要做 5nm SoC 芯片，需要跟 ARM 買内核，跟 Candence 或 Synopsys 買軟體，跟高通買專利，跟 TSMC（台積電）協調產能 …… 只要做這些動作，就會進入到美國商務部 BIS 監管的視野之中。
從廣度上看，美國主導的「芯片四方聯盟」因形成了去中國供應鏈的芯片「第一島鏈」，被視作堵截同盟。
2021 年的數據顯示，全球 80% 的芯片產能集中在亞洲，其中中國台灣占 22% 左右，韓國約 21%，中國大陸與日本均在 15% 左右，但中國純國產芯片產能只占約 8%。
▲ 2021 年的全球芯片產能分布圖。
為了強化芯片市場掌控權，美國還推動台積電工廠搬到美國——在某些人看來，芯片之于台灣地區原本是「硅盾」，可幫助台灣地區（台灣地區每年半導體產量占全球的 2/3，其中 90% 都是最先進的半導體）憑着高端芯片的重要性獲得安全保障。但這道後盾，正被抽空。
05
戰争打響，就很難驟然止息。
可到現在，還有些人認為，一切都可以歸為商業問題，「自損八百」能讓人家放棄「殺敵一千」的念頭。
拜登政府被曝有意延長三星、SK 海力士、台積電的出口管制豁免期，他們説：看，還是離不開中國市場吧？
美國三大芯片巨頭抗議限制加碼，他們又説：對華芯片封鎖更新，首先感到痛的是美國企業。
在他們眼中，商業利益就是政治決策的原點，看在市場的面子上，再大的政治紛争都得偃旗息鼓。
▲「殺敵自傷論」常被用來分析各種國際大事。
這終究是沒把芯片問題提到「戰争」的層面來審視。
很多情況，該正視就得正視。
克裏斯 · 米勒説：美國政府在芯片方面并不關注商業或經濟，更關注的是安全。
當此之時，渲染「芯片脱鈎副作用顯現，或對美國造成嚴重後果」「×× 比我們更怕芯片戰」，想象對方會因「嚴重後果」而停止封鎖甚至主動求饒，不過是種癔症。
沒錯，英偉達 CEO 黃仁勳説了：中國市場不可替代，「如果我們被剝奪了中國市場，我們是沒有應急措施的」。
亞歷克斯 · 帕爾默也説：若要説哪個國家能夠迎接這樣的挑戰（在國内移植芯片全球產業鏈），那很可能非中國莫屬。雖然在可預見的未來，出口管制會對中國先進芯片制造能力造成重大打擊，但最後可能刺激其實現長期增長。如果中國每年用于芯片進口的 4000 億美元有很大一部分轉而用于國内，其國内芯片企業可能終将迎頭趕上。
但在當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包括吸附在龐大市場上的商業利益帶來的壓艙石效應。
認清現實很重要。
06
芯片戰争，認的是「大拆解」邏輯，而非商業邏輯。
越是這時候，越不能被反智的民粹主義帶着跑。
在網上，有兩種論調頗為常見：
拿「造不出高端光刻機，就是不行」的偏頗結論，輕易抹殺中國在光刻機、EDA 工具、14nm 芯片上的突破；
用「拜拜了！台積電！北大純手工打造 0.85nm 芯片！性能超英特爾 50 倍！」之類的譁眾之論，營造芯片產業大 - 躍進的自我膨脹氛圍。
▲像這樣的浮誇言論，網上一拎一大堆。
在芯片戰争打響的情形下，看到造高端光刻機比造原子彈還難的現實，看到自身技術上的短板，重視基礎科學、注重原始創新，用好 Chiplet 封裝技術、RISC-V 開源框架、FD-SOI 平面工藝、EDA 軟體平台和半導體材料上的既有資源，用好互聯網與 AI 應用場景拓殖帶來的諸多機會，比妄自菲薄或尊大重要得多。
那些骛于虛聲或口嗨的民粹，通常只能誤事。
有些掌故可資借鑑：當年美日芯片公司競争得正激烈時，日本極右翼主義者石原慎太郎寫了本書，名叫《日本可以説「不」》。
石原慎太郎在書中寫道：「無論是中程核武器還是洲際彈道導彈，确保武器準确性的正是緊湊、高精度的計算機。如果不使用日本的半導體，這種精度就無法保證。」還揚言日本可以硬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合著者中還有「索尼巨子」盛田昭夫。索尼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盛田昭夫卻兜售「厲害體」，這遭到美方輿論炒作。
一時口嗨換來針對性打壓後，盛田昭夫很後悔，出版《日本可以説「不」》英文版時，他要求把自己的那部分删掉了。
時下流行的「殺敵自傷論」，同樣帶有些許口嗨的成分。
不少用「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看芯片戰争的人，不是心存幻想，就是有所誤判——
✎作者 | 佘宗明
✎運營 | 李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