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攜程為什麼要給員工發生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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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 金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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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趨勢

6 月 30 日，攜程集團宣布，推出針對全球員工的生育補貼政策—— " 程二代程長禮金 "。

2023 年 7 月 1 日起，入職滿 3 年的全球員工，不論性别，每新生育一個孩子，将獲得每年一萬元的現金補貼，發放至孩子滿 5 周歲後終止。

自 2015 年 12 月起，攜程集團同時發布了孕期交通費、生育禮金和生育醫療補貼等福利，并在此後陸續增加了孕婦躺椅、輔助生育以及母嬰室等 10 餘項福利。在此次生育補貼政策出台前，攜程年均在生育福利上的投入近 800 萬元。

據統計，2022 年對比 2015 年，攜程員工年新生兒家庭占比增長 147%，其中二胎占比增長 329%。

此外，2022 年 2 月，攜程宣布全公司近 3 萬名員工将實行混合辦公制，允許員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遠程辦公。這是中國首家大型公司推出 "3+2" 的混合工作制。

混合辦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僅工作效率沒有下降，而且還大幅提升了員工滿意度。混合辦公的社會效應也很明顯，不僅減少了通勤的擁堵，還有利于環境保護、家庭和諧、緩解高房價和提高生育率。

攜程出台生育友好政策的背景，是中國面臨嚴峻的低生育率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2 年我國出生人口 956 萬人，出生率為 6.77 ‰，雙雙創下 1949 年以來的最低紀錄，并且總人口開始進入負增長。

根據育娲人口發布的《中國人口預測報告 2023 版》，如果沒有出台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中國人口到 2050 年将減少到 11.7 億，2100 年中國人口将降到 4.79 億，占世界比例将從現在的 17% 降至 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 0.89%。屆時，中國就不再是一個人口大國了。

出生人口崩塌必将導致中國年輕人口的規模在二十年後出現嚴重縮減，原本的規模優勢和年輕優勢會出現逆轉，導致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大打折扣。

這和過去幾十年的日本經濟類似，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的某些領網域的科技實力一度超過美國，人均收入高峰時期比美國還高 20%。但是九十年代以後随着老齡化加深，其高科技產業逐步停滞，三十年後已經遠遠落後于美國，人均收入倒退到只有美國的一半，甚至很多產業被中國和韓國趕超。

日本的現在很可能預示着中國的未來，由于我國的生育率已經低于日本，未來我國的少子化和老齡化将比日本更嚴重，科技和綜合國力的倒退程度可能比日本更嚴重。

生育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生育成本過高。根據育娲人口發布的，在中國把一個孩子從 0 歲撫養到剛滿 18 歲所花費的成本平均為 48.5 萬元，相當于人均 GDP 的 6.9 倍，幾乎是全球最高的。

要提升中國的生育率，關鍵是要減輕育齡家庭的生育成本。發放育兒補貼就是減輕生育成本的一項重要措施。

一些北歐和西歐國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勵生育政策，同時獲得了比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國和瑞典都拿出 GDP 的 3%-4% 鼓勵生育，他們的生育率也在 1.8 到 1.9，在歐洲國家中屬于最高之列。

近年來，國内許多地方政府 ( 例如杭州、濟南、武漢東湖高新區 ) 紛紛出台育兒補貼政策。

但我認為，育兒補貼政策應該由中央層面出台更合适：

一是因為大多數地方政府并沒有足夠的财力補貼生育；

二是因為地方政府并不一定是出生率提高的受益者，孩子長大後有可能到外地工作，為整個國家做貢獻但不一定是為本地做貢獻。

生育既是一件家事，也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事。因此，生育成本應由家庭、國家（或政府）和社會共同承擔。

政府财政補貼生育無疑是應該的；而企業，作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應恰當地承擔一部抽成本，畢竟人力資源既是社會的寶貴财富，也是企業發展的核心力量，也符合國家政策支持生育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