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科學經驗：我身邊的人，結婚越來越晚了，歡迎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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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專家稱年輕人不生小孩是不對的 " 登上微博熱搜，激起網絡熱議。生育的前提是結婚，中國平均初婚年齡在十年間推後了近 4 歲，晚婚已成為社會趨勢。高等教育擴張客觀上延遲了初婚年齡，同時也改變了年輕人對婚姻的主觀看法。工作高壓力和生活高成本，進一步加劇了婚姻推遲的現象。與其一味對年輕人催生，不如主動适應社會變化，從年輕人的角度出發緩解婚育困境。
專家催年輕人生孩子
問題是連結婚都在推遲
4 月 12 日，關于 " 生小孩 " 的話題連登微博熱搜，包括 " 丁克的我想通了生孩子的意義 "" 什麼原因阻礙了你生小孩 "" 專家稱年輕人不生小孩是不對的 " 等。一時間激起網絡熱議。
這件事情的起因是 4 月 11 日，作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的陳文玲出席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新浪财經之夜，發表出題演講。
她基于經濟學家貝克爾的行為經濟學説，指出 " 年輕人不生小孩是不對的，你沒有長周期的耐用消費品，他的價值是超過你購買其他消費品的價值。"
按照貝克爾在 1960 年的論文《生育率的經濟分析》中所下的定義：" 子女是一種心理收入或滿足的來源，按照經濟學的術語，子女可以看成是一種消費商品，有些時候，子女還可以提供貨币收入，所以子女既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又是一種生產品。"
換句話説，生孩子和養育子女需要付出成本，同時也是一種投資行為。這在大部分人的觀念裏是十分合理的。
而陳文玲的表述顯然與貝克爾的論點有所出入，生搬硬套經濟理論，沒有充分考慮年輕人的困境。關于生不生孩子的事情，情感訴求是第一位的，粗暴量化父母對子女的愛顯得有些不近人情。
生育的前提是結婚，别説生小孩了，現代年輕人在重重壓力下推遲結婚早已是常态。
日前，全國多地民政部門公布 2022 年度婚姻大數據，各地初婚平均年齡基本接近 30 歲。
江蘇省民政廳發布的 2022 年全省婚姻登記數據顯示，最近五年，江蘇省結婚登記量逐年下降，全省初婚年齡逐年增大。
河南省民政部門統計數據顯示，2022 年全省初婚登記平均年齡為男性 29.9 歲，女性 28.8 歲。
此外，浙江杭州、寧波，廣西桂林等城市日前公布的初婚平均年齡也在 30 歲左右。
從官方通報的統計數據來看，各地初婚平均年齡推遲已是普遍趨勢。
根據中國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 年，中國平均初婚年齡為 24.89 歲，2020 年，這一數字上漲到 28.67 歲。
也就是説，10 年間，中國的平均初婚年齡推後了近 4 歲。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齡推後了 3.63 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推後了 3.95 歲。
婚姻推遲現象愈發明顯，且逐漸被人接受并成為時代潮流。
在 21 世紀的早期，" 大齡未婚 "、" 剩男剩女 " 屬于社會的弱勢群體，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 單身經濟 "、" 一人文化 " 已不再是什麼新鮮事兒了。
這與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建設加快、高等教育普及等息息相關。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這也是難以避免的發展規律：經濟發展推高了婚育的成本，高等教育普及延遲了初婚年齡，婚育意願較以前大大降低。
中國進入晚婚普婚模式
高等教育擴張是主要原因
中國在很久之前是早婚普婚的傳統，宋朝時期民眾遵守着 " 男年十五歲，女年十三歲，聽嫁娶 " 的制度規定。
1950 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 " 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始得結婚 "。1980 年修改《婚姻法》，規定法定結婚年齡為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從法律層面打破了中國傳統的婚姻年齡。
低齡結婚常見于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的法定結婚年齡有利于女性的發展和提高人口素質。
從 1990 年到 2020 年，全國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 23.59 歲推遲到 29.38 歲，全國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 22.15 歲推遲到 27.95 歲。
從區網域來看，婚姻推遲程度從鄉村、鎮到城市，逐級遞增，形成一個穩定的梯度。
然而，在 2010-2020 年，鄉村的婚姻推遲現象開始向城市地區逼近，這與城鎮化的進程加快有很大聯系。
盡管現在大家傾向于晚點結婚，但終身不婚的仍在少數。
1990 年中國男性和女性的不婚率分别是 3.23% 和 0.23%，這一數據到 2020 年變為 3.11% 和 0.44%，并沒有太多的變化。
發達國家的不婚率遠大過中國。最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 2015 年男性和女性的不婚率為 18.7% 和 16.1%；同處于東亞文化圈的日本 2020 年男性和女性的不婚率為 12% 和 6.9%。
由此可見，中國目前仍屬于穩定的普婚模式，大部分人仍然會選擇婚姻。當然，對于 14 億人口大國來説，雖然不婚率較低，但對應的不婚規模卻不小。
婚姻推遲是多重因素導致的，其中高等教育擴張是主要原因。
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客觀上推遲了初婚的年齡。1995 年中國提出科教興國戰略，1999 年發布政策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
從 1999 年到 2020 年，中國的普通本專科招生數從 159.68 萬人提高至 967.45 萬人，研究生的招生規模也從 9.22 萬人提高至 110.66 萬人。6 歲及以上人口中高等教育人群占比從不足 4％擴大到 16.5％。
按照 7 歲上小學且中途沒有留級的情況計算，大學本科畢業當年為 23 歲左右。在沒有存款的情況下，年輕人至少工作兩三年之後結婚。如果繼續讀研究生，初婚年齡将延後兩三歲。
正常情況下研究生數量少于大學生，但最近幾年，考研人數激增，助推了婚姻推遲現象。
從 2010 年 140.6 萬人報名考研，到 2022 年首次突破 400 萬人，增長了 225%。甚至于今年北京碩博畢業生人數首次超過大學生。
更關鍵的是，高等教育擴張提升了人力資本，但同時也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競争。為了穩住自己的工作崗位，畢業生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參與内卷。
古人成家立業，現代人只能 " 先立業後成家 "。
尤其是對于女性而言，接受高等教育幫助其走出傳統的家庭分工，在經濟上更加獨立，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選項。
在復旦大學一項 2020 年的調研中，40.61% 的男性認為人的一生必須結婚，這一比例在女性中僅有 15.35%。
既有自由的意志
也有無奈的現實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客觀上推遲了結婚行為，主觀上也改變了傳統的婚戀觀念。
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年輕人更傾向于投資自己，更注重自身的事業發展，習慣性地将婚姻向後推。
随着傳統大家族的衰弱，個體對于自己的婚姻行為有更多的自主權。
而且，新的婚育主體具有個體化、思想多元等特征，并不那麼追求結婚，甚至為了躲避家人的催婚選擇過年不回家。
另一方面，年輕人更容易向一二線城市聚集。大城市相比農村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和發展空間，但随着不斷攀升的房價，婚後買房買車、贍養老人、撫養孩子等生活壓力逐漸增大。
" 房子、車子、票子 " 已成為 21 世紀結婚的 " 三大件 "，面對大城市的高房價、高生活成本和養育成本，很多适齡青年不得不推遲結婚的時間。
如果沒有富裕的家庭背景做支撐，婚姻對于年輕人來説已經是一件奢侈品，只有當存款達到一定程度之後才會考慮。
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也帶來了婚姻功能的變化。以前人們組建家庭是為了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但現在人們更看重婚姻的情感效用。
夫妻之間互相平等，重視個體需求，建立獨立自由的新型關系。這提高了伴侶的各方面要求，導致婚姻匹配難度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女性初婚年齡總體上仍早于男性，但實際上女性推遲婚姻的程度大于男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女性在受教育程度、職業發展、收入水平等方面與男性的差距不斷縮小，甚至某些方面出現了反超。
這使得她們更期望在職場上有所成就，獲得經濟獨立與自我價值的實現，而非早早進入婚姻、生育子女。
另一方面，面對婚後沉重的育兒負擔，女性承擔了大部分的婚育成本，女性需要承擔較高的失業風險和健康風險。
以小鎮青年進入大城市發展為例，小鎮女性更願意留在大城市。這是因為女性能夠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回到小鎮僅能相夫教子，無法實現個人價值。
相比之下，男性發展天花板可能更高，但定居大城市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且男性往往肩負贍養父母的責任，可能選擇回家工作或者繼承家業。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也是年輕人婚姻困境的一大重要原因。
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逐漸偏離正常值，而且不斷升高，直接導致婚姻市場上，男性相對于女性 " 供過于求 "。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34 歲人口性别比在 2020 年為 106.8，尤其是鄉村的性别比高達 116.2。而 20-34 歲未婚人口性别比常年在 140 以上。
改善社會環境，緩解婚育困境
專家一味指責适齡青年不生孩子的行為，缺乏眼界和格局。細心觀察社會情況，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會發現年輕人的婚育困境，本質上是高壓之下的生存難題。
結婚彩禮 + 置辦房車 + 生養孩子 + 上學看病。結婚本身需要短期付出大量的金錢，生育更需要長期付出時間和精力。這對于 965、996 的上班族來説，簡直是天方夜譚。
相關配套設施的不完善，托育等公共服務的不健全，也讓大多數年輕人在生育問題上望而卻步。生育孩子對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是否能延續原有的工作還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号。
随着婚姻觀念的變化，部分地區也開始順應時代發展，将生育登記與婚姻關系解綁。從政策層面看，結婚不再是生育的前提。
2023 年 1 月，四川省衞健委發布《四川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取消了對登記對象是否結婚的限制條件，将生育登記的重心轉移到生育意願和生育結果上來。
四川并非首個出台該政策的省份，此前已有安徽、上海、廣州等多省份出台類似政策，将生育登記與是否結婚 " 脱鈎 "。
" 生育登記制度 " 是獲得生育服務的前提，也與女性獲得 " 生育保險 " 密切相關。生育登記政策的改變，意味着未婚媽媽将可享受包括生育津貼在内的多項生育保險待遇。
然而，目前我國的主流生育模式依然是婚内生育，政策上解綁婚姻和生育的關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初婚推遲的現象。
應當站在青年人的角度，在尊重和理解青年人選擇的基礎上，着力幫助青年人兼顧事業和家庭、工作和育兒。
需要鼓勵和提倡适齡婚育，讓青年人在 " 想不想結婚 " 方面做到 " 想結 "。但更關鍵的是解決青年人 " 能不能結婚 " 的問題。
首先，緩解個體的生存壓力，自己都活不下去的人，很難去想結婚。具體措施的話，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滿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加強對企業加班現象的監管，提倡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工作之餘可以兼顧家庭。這些都可以幫助個人更好生活，促進其結婚意願。
其次，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建立結婚和生育成本的社會補償機制，尤其是減輕育兒成本上漲過快給家庭到來的沉重負擔，讓青年人 " 敢結婚 "" 敢生孩 "。
另外還需要加強女性權益的保護。采取相應措施在更大程度上減少女性因結婚生育在職業發展和其他領網域遭受的性别歧視，為其結婚生育提供更多的緩衝機會。尤其要保障孕產婦群體的特殊權益及母嬰安全，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減輕生育對職場女性的影響。
随着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考慮到發達國家的先例，中國初婚年齡仍有很大的推遲空間，應當主動适應婚姻推遲的現象，并積極做好應對。
婚育問題關系到适婚人群及其家庭的幸福，更關系到我國婚姻家庭的整體發展，需要政府、社會、家庭和個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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