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川普關税的底氣與中國大陸的内需，歡迎閲讀。
10 月 26 日，在與 Joe Rogan 的訪談中，川普再次提及了 William Mckinley。其實，這位在 19 世紀末重塑美國政治體系的共和黨總統，就算許多現在的美國人也不太熟悉。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認為這是因為 deep libral bias 掌控的美國主流媒體在歷任美國總統排名中，都刻意淡化了 William Mckinley 的作用；當然也有人認為，Mckinley 身在電視媒體時代來臨之前，因此還沒有享受過他的繼任者 Theodore Roosevelt 在電視媒體上被追捧的感覺。
事實上，Mckinley 與中國淵源頗深，當年針對大清的 " 門户開放 "（Open Door）政策，就是 Mckinley 的手筆，而這又是當時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在東亞的一種現實折衷形态。Mckinley 發動了美西戰争，從西班牙手中奪得了波多黎各、關島、古巴和菲律賓，而 Mckinley 主導的高關税政策，使得夏威夷食糖無法順利出口至美國本土，由此導致夏威夷内亂，最終使得夏威夷成為美國的一個州。
換言之，Mckinley 一手打造了 20 世紀的美國領土版圖，他塑造的共和黨政治優勢持續将近四十年，一直要到小羅斯福時代才會被打破。
川普稱自己為 Tariff Man，而稱 Mckinley 為 Tariff King，可見 Mckinley 對川普的影響。這種影響很可能來源于 Robert Lighthizer。在 2023 年出版的 No Trade Is Free 中，Lighthizer 花了大量篇幅去梳理美國的貿易保護歷史，對 Mckinley 贊賞有加。如果你認為川普沒時間讀書，那這些美國歷史知識很可能就是他的身邊人告訴他的，而 Lighthizer 和 Peter Navarro，顯然就是川普第一任期結束後的頹唐四年中，依然持續熱情支持他的 " 忠誠夥伴 "。
主流經濟分析都認為川普的高關税政策将導致美國通脹大幅上升，并且很長一段時期都難以改變，進而将重塑全球貿易格局。市面流行的分析都針對川普提出的對中國大陸普遍征收 60% 關税及對其他貿易夥伴普遍征收 10% 關税可能造成的影響。而作者好奇的是這種關税觀念是如何形成的。在與 Joe Rogan 的訪談中，川普回顧了 19 世紀末美國沒有所得税的時代，那時候有的是關税。
這些歷史故事在此之前只有美國财税制度的研究者才會關注，其中的佼佼者是 Douglas A. Irwin，他那本《貿易的衝突：美國貿易政策 200 年》堪稱經典，是了解美國财税政策歷史的必讀書目，也是從税收政策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必讀書目。作為一名經濟史學者，Irwin 的著作并沒有政治站隊，因此無論美國的哪一政治派系，都十分願意引用他的著作，包括 Lighthizer。
正如 Irwin 所言，" 在美國的貿易政策史上，争議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以下兩者之間的關系：高關税是不是美國經濟在 19 世紀末強勁增長和美國作為工業強國崛起的主因？"
Irwin 寫道：" 在美國内戰結束後，1860～1900 年，美國人口翻了一番，鐵路裏程從 3.1 萬英裏擴張至 25.8 萬英裏。生鐵產量增長 16 倍；煤炭產量增長 23 倍。1870 年，美國在全球制成品的生產總量中占 23%，到 1913 年，這一比重攀升至 36%。相應地，英國在全球制成品產出中的比重從 32% 下降到了 14%。美國還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人均收入高居榜首。" 而這一切，并不發生在自由貿易時期，而是發生在美國貿易保護最為嚴重的時期。
1890 年，Mckinley 表示：" 我們在農業上遙遙領先所有國家；我們在礦業上遙遙領先所有國家；我們在制造業上遙遙領先所有國家。這些都是我們推行保護性關税 29 年後拿回的戰利品。其他體系能實現這種繁榮嗎？" 也正是在當年，作為俄亥俄州聯邦眾議員的 Mckinley 提出的關税法案（Mckinley Tariff Act）獲得通過，進口美國的平均税率上調了近 50%。
對于 19 世紀末美國關税政策與工業大發展的關系，後世争議不斷。Douglass North 委婉地表示：" 尚不能确定是不是開征關税加快了美國的工業化進程，而不開征關税，美國的工業化進程就沒有這麼快。更讓人生疑的是，它是否推動了這一時期的國民收入出現淨增長。"
學術上的争論還在于，關税反對者認為，1870～1900 年美國人口增長中幾乎有 1/3 來源于移民，而這些移民人口增長，似乎才是美國經濟增長的源泉。但關税支持者則反駁，正是因為美國當時的高關税政策，才使得歐洲和其他地區移民大量湧入美國，不但給美國本土帶去了歐洲的新興技術，還使美國獲得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這個歷史，在後來的德美貿易糾紛和日美貿易戰中都反復出現。正是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打壓，才迫使日本汽車企業去美國本土建廠，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美國汽車產業的就業；也正因為半導體領網域對日本的壓制，才導致在 PC 時代美國重新拿回半導體產業的主導權（《芯片戰争及其應對（上）》）。當美國的自由貿易論者不停批判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時，貿易保護論者總是能舉出反例。
回到 Mckinley 的時代，1896 年美國大選期間，共和黨黨綱明确：" 保護主義構建了（美國的）國内工業與貿易，并保護我們的市場；貿易互惠構建了對外貿易，并為我們過剩的產品找到出口地 "（Protection builds up domestic industry and trade and secures our own market for ourselves; reciprocity builds up foreign trade and finds an outlet for our surplus.）正是當年，Mckinley 當選成為美國第 25 任總統。
作者認為，在很大程度上，理解 reciprocity（貿易互惠）的歷史，是理解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容忍接受全球化的關鍵。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歷史并非始于 Mckinley 所在的 19 世紀末，而是自美國獨立後就已開始。
Alexander Hamilton 為代表的北方工業利益集團希望通過貿易保護政策來維護美國本土的幼稚工業，以 Thomas Jefferson 為代表的南方種植園主利益集團則主張自由貿易來确保農產品的順利出口。1791 年 Hamilton 的 Report on Manufactures 首次系統闡釋了幼稚產業理論，為美國貿易保護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礎。到 1820 年，美國制成品的平均關税達到 40%。
林肯總統的經濟顧問 Henry Charles Carey 繼承了 Hamilton 的思想，區别于主張自由貿易的 British System，提出了 American System，将通過高關税、建設基礎設施保護本國紡織、鋼鐵等支柱工業，同時注重以差别關税來促進農產品出口作為當時的執政策略。
可以説延及今日的貿易保護思想，在 Henry Carey 時代已經成型，并在此後持續付諸實踐，差異僅僅在于如何平衡南方農業利益（或其他具有出口優勢的利益）。換言之，從共和黨的歷史視角而言，貿易保護是與生俱來、自然而然的，WTO 這樣的超級全球化才是 " 歷史的意外 "。
簡言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基本歷史觀是，關税是保護本國幼稚產業的有力武器，而差異化的關税可以用來平衡不同產業的訴求。由此引申出貿易互惠（reciprocity）這一重要觀念。互惠一定是對雙方都有利的，貿易受損一方，無論是出于保護本國產業的需要，還是出于貿易逆差導致的損失，都能采用關税這一武器進行反擊或獲得彌補。
因此，川普在第一任期的貿易談判時，反復強調 reciprocity 是 mirror、mirror、mirror，也就是，" 你怎麼對我，我就怎麼對你 "，如果你不開放自己的市場，那我就會關閉自己的市場。但即便你開放自己的市場，我的產業比拼不過你，我的就業受損，我也會關閉我的市場。這就是美國貿易保護傳統觀念的基本思維。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之所以能夠接受全球化，就是因為在美國擁有近乎全部產業優勢的二戰後時代，reciprocity 與 free trade 在表現形式上是幾乎一致的。也就是説，從持有貿易保護主義觀念的貿易互惠者視角來看，由于美國盡皆優勢產業，因此放開本國市場并無不妥，而這種形态看起來已與自由貿易無異。但不要忘了，reciprocity 與 free trade 合二為一，是以美國產業盡皆優勢為前提的。
也正是因為有盡皆優勢這個前提，更傾向自由貿易理念的民主黨小羅斯福政府，在 1934 年獲得國會支持，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案》（Reciprocal Tariff Agreement Act），授權總統在美國與其他國家談判達成的貿易協定中能夠下調進口關税。
也就是，最遲在 1930 年代，reciprocity 已經成為兩黨對外貿易政策的共識。而在此後，reciprocity 則進一步成為了關貿總協定（GATT）體系的重要原則，最終促成了本輪全球化。要理解的是，在彼時，乃至到 GATT 階段，甚至到了 WTO 初期，美國的產業仍然是 " 盡皆優勢 " 的。
美國大企業将生產性部分遷出本土，去工業化進而導致全球化，實際有美國税制變化這個重要原因。無論是早期生產性部分的遷出，導致 " 研發與制造 " 的分離，進而又出現研發部分的離岸化（Apple 模式），實際都有美國大企業 " 避税 " 衝動和降低人力成本這兩個初始原因，最終形成了 Dani Rodrik 所謂超級全球化的局面。
當制造部分外遷，制造業衰落了；當研發外遷，研發領網域在海外的競争對手越來越強，曾經盡皆優勢的產業逐漸喪失優勢或不斷遭受挑戰，此時 reciprocity 與 free trade 就必然地 " 分道揚镳 " 了。
我們看 Robert Lighthizer 的觀點，很難講他是一個 " 孤立主義者 " 或者貿易封閉主義者，他和川普一樣，強調的仍然是 reciprocity，當然，他有很強的時代特征。reciprocity 其實就是 GATT 的基礎，當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回到 GATT 時代。所以關税大棒會不會給美國帶來通脹？答案是一定會。那麼通脹恐懼是導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者放棄 reciprocity 的理由嗎？答案是肯定不。因為歷史上的高關税時期，美國總有部分產業會承受高關税的代價，關鍵看這個代價能否換來產業恢復和貿易平衡這兩個目标。
為何很少有國家可以長期持續地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呢？或者換個視角，為何美國歷史上可以承受高關税的各種代價（或説可以将高關税作為有力的貿易武器）呢？作者認為，這正是因為美國有龐大的内需。正是因為美國具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内需，這個内需對内可以供養足夠龐大的美國企業群體，對外還可以令眾多内需不足（對應的是產能過剩）的外貿國家不得不依賴美國的市場。當各國都不得不依賴美國的市場時，美國的關税大棒怎麼可能沒有效果呢？龐大的内需，還讓川普主義者可以想盡其他方案來對衝關税大棒帶來的通脹壓力，包括降低能源成本。
但最需要思考的是，如果川普關税的目标是重塑美國的產業優勢，那曾經的 " 盟友們 " 将毫無疑問受到衝擊，那些依賴口号而得實惠的地區，将無一例外支付代價；理論上，要允許中國大陸投資美國，才可使美國的部分產業 " 恢復生機 "，猶如當年日美貿易戰時，以貿易政策為武器逼迫日本企業投資美國本土去解決美國的產業和就業問題。
所以，如果目标是以關税和其他貿易政策作為美國產業復興和貿易平衡的武器，就必須以美國與昔日盟友的關系乃至美中關系的調整為前提，但這個調整，是否能夠順利實現？這其中當然還有微觀層面，企業關心的生產成本問題。所以，是否會出現一種情況，關税政策變成現實，但產業調整卻遲遲無法開始呢？
因此，當充滿貿易保護主義歷史底氣的川普關税襲來時，應當如何應對？關税大幅增加當然會對應出口的下降，外需受到衝擊，傳統上無非兩種方案：一是大幅增加内部投資，二是大幅提振内需。那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究竟應當（再次）怎樣抉擇？這個問題争論頗久，不但并未落下帷幕，甚至因為川普關税的襲來，會變得更為膠着。
内需意味着消費能力，但内需對中國大陸而言，僅僅是緩解國内產能壓力的手段嗎？僅僅是外需不足或外需受挫時才應當被重視嗎？究竟如何才能在大國競争中獲得真正的優勢，如何才能讓 14 億人口這個 " 可怕的 " 内需成為競赢的關鍵（哪怕目标就是為了 " 赢 "）？
人民越富裕、内需越旺盛、國家越強大，這大概就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歷史能夠告訴大家的。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号：太陽照常升起，作者：慕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