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漂在大城市的90後：三十難立，歡迎閲讀。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黃瓜汽水
編輯、制圖 | 渣渣郡
本文首發于虎嗅年輕内容公眾号 " 那個 NG"（ID：huxiu4youth）。在這裏，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90 後正在集體跨入三十歲的大門。
當互聯網正式瞄準 Z 世代後，三十歲的 90 後已經開始過氣了。
據統計，我國 90 後規模在 1.88 億人左右，總人口比重低于 80 後，城鎮化程度高，受教育程度高，導致 90 後初婚年齡推遲，女性未婚比例高達 63.7%。
我們和一位即将三十歲的北漂 90 後聊了聊，她的煩惱既是個人經驗，也是許多漂在大城市的 90 後側寫。
努力工作，期盼婚育，相信愛情，但生活依然沒有給她一份完美的三十歲标準答案。
見到胡迪的那天，北京仍然被暴雨包圍。
朝陽區的雨水淅淅瀝瀝，潮濕滾燙的空氣讓人有種置身華南的錯覺。
胡迪背着書包，懷中抱着電腦，風塵仆仆地落座，身上攜帶着長時間工作的憔悴。談話開始前，她對着電腦螢幕面色凝重地處理未完成的工作。這幅畫面對許多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輕人來説不陌生，他們會抱着電腦出現在地鐵站、酒吧、夜店、燒烤攤等任意地方。
不過和其他打工人略有不同的是，胡迪的工作是電影制片。
影視行業的打工人，總是被外人誤解為 " 經常和明星演員打交道 " 的工種，甚至網約車司機也會向她打聽：是不是和明星一起工作？
但對于胡迪來説，電影幕後工作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農民工。别人以為光鮮亮麗，實際上是大量的户外作業，常年東奔西跑，嬌氣的人大多無法承受。
胡迪的故事沒那麼動人心魄，更像是一位你認識的老同學，在大城市打拼，你很久才能聽到一次她的消息。
18 歲之前，胡迪一直生活在家鄉西安。大學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之後又去洛杉矶讀了研。畢業之後，回到影視行業的大本營北京打工。
1994 年出生的她，還有 6 個月就要正式走進三十歲了。她焦慮，甚至在潛意識中恐懼這個數字的到來。
對于一個 INTJ 型人來説，沒有達成人生的既定目标，讓她陷入巨大的自我懷疑中。
先是工作的疲勞與辛苦。這是北上廣深年輕人頭頂最沉的一塊石頭。
比起其他工種的即時反饋，做電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我們的交談中，胡迪會将自己負責制片的電影稱為 " 項目 "。
" 這是一個賭博性質很強的行業 "，胡迪告訴我，電影像一個賭注，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經濟成本，項目周期長達兩到三年才能看到成果，所以開發每一個項目都要異常謹慎。
市場越來越挑剔，好的項目越來越少，每一個幕後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盡快與觀眾見面，但這背後需要付出異于常人的等待與磨練。而大部分觀眾只能看到演員表，可能連制片人是做什麼的都不清楚。
換成别的行業來理解，大約就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大約每個人或多或少都體會過。這些讓胡迪越來越覺得，事業的瓶頸期在向她逼近。
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是活得更痛苦一些。
" 我感覺自己正在褪色 "。工作沒有達到目标，生活過得一團糟，感情世界荒蕪一片，生活中沒有任何能激起她興趣的地方。她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而這也有迹可循。
胡迪和許多中國小孩一樣，在嚴格要求的環境下長大，誇贊和表揚并不是能輕而易舉獲得的東西。
她的人生奉行的原則是 " 求上得中、求中得下、求下而不得 "。所以快樂對于她而言，是一種阈值很高的奢侈品。為了要得到最好的結果，胡迪把自己的弦上到最緊，如此一來，" 就算我得不到最好的，但是我的生活依然不會太差。"
嚴格的基因影響着她即将到來的三十歲。
人生第一輪季度考核，大多數人都快速交卷了。而胡迪們發現，自己預想中的完美三十歲并沒有如期而至。
胡迪向我展示過一張照片，是她回老家整理東西，發現自己十一年前寫下的同學錄。
上面寫着一個青澀的女孩對 28 歲的人生規劃：
去洛杉矶學電影，從事電影行業，下班回家後，老公和孩子等着她。
這是青春期的她為自己設想的标準答案，如今她發現，人生并不總是能被她控制的。而她的所有焦慮，最後具象為每一個在北京被孤獨淹沒的時刻。
胡迪只是太想在北京有個家了。
自從 18 歲離家求學，她便開始害怕 " 節日 "。每一個象征團聚的日子，都讓她加倍感傷。
如果把 " 家 " 字拆開，就是物理層面的房屋與精神層面的伴侶。
胡迪對家的幻想并不過分。在北京能有一個穩定的伴侶，是不是北京人無所謂，北漂找北漂再正常不過；有一套八九十平米的房子就可以，不管是租的還是買的，不管是在幾環外。
胡迪沒有北京户口，也沒排上落户名額。在北京租的 50 平米小房子就是她目前的家，未來有沒有可能買到一套自己的房子，仍然是個未知數。
比大多數北漂幸運的是，她有一輛新能源車，車牌是租的。因為工作原因，她需要開車去見不同的人。
比起物理層面的家，胡迪更看重精神層面的家——找到那個和自己組建家庭的伴侶。
不管是北京人還是北漂，工作态度和上升空間是最重要的篩選原則。對于胡迪來説，她不接受一個躺平的伴侶，就算家裏再有錢也不行。
胡迪是一個 1 米 72 的女生，相親的時候會遇到兩道坎：一是身高，她遇到的男生總是虛報身高，但作為人形量尺的她總能迅速分辨出他們真實的身高；二是工作，對于大部分相親的男生而言，影視行業是胡迪的減分項，因為和老師公務員比起來，這是一個聽上去 " 不太正經 " 的行業。
胡迪也試過用軟體交友。
就連 dating 對象也會調侃她：正常人怎麼會在 tinder 上找對象？
在姜文的《一步之遙》裏，洪晃説過這樣一段話：女人對男人的了解是靠量的積累。但作為純愛戰士的胡迪，始終無法做到用量變引發質變。
她最終還是心灰意冷地解除安裝了軟體。在軟體上，年輕男女的需求過于明确，要麼是性需求，要麼是飯搭子。總之，很少有人在這裏談愛。
電影《一步之遙》
情感市場上，已經沒有老派的 " 真心換真心 "。或者換個説法：真心是有條件的。
" 交易不是一件壞事兒 "，胡迪説，" 哪怕就俗一點，用性換取情緒價值，這也很正常。只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更多交易是把物質條件放在最前面。"
在越來越復歸 " 門當户對 " 傳統的時代，年輕人在大城市的婚戀，似乎也走向了階層隔離的局面，而那層隔離的隐形塑料紙，就是輕飄飄的户口二字。
在華東師範大學的一篇博士論文《上海兩地婚姻的階層匹配研究》中，作者鄧志強分析，以户口性質階層匹配來看，上海兩地通婚以户口階層内婚配為主，即同類户口匹配是兩地通婚人群的主要選擇。倘若以職業、經濟、教育維度分析兩地婚姻階層匹配，上海兩地通婚人群的跨階層通婚率均高于階層内通婚率，主要遵循梯度交換原則，這折射了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社會關系的融合度，也反映了社會結構的開放性。階層内婚配遵循同類匹配原則，是雙方同質型資源交換的結果，而跨階層婚配遵循異質匹配原則，是雙方異質型資源梯度交換的結果。
上了牌桌，就要開始掂量自己和對方手上的牌。
大城市的年輕男女，變得越來越 " 有所保留 "，受過傷的胡迪也開始收斂真心，學着大多數人的樣子，對感情保持觀望的狀态，生怕濺起的沸水焯傷自己。
不止是胡迪，我身邊許多漂在大城市的三十歲未婚男女都面臨着相似的問題：人們随着年齡增長，越來越難确認親密關系，寧願用 " 約會 " 取代 " 戀愛 "，人人都猶疑再三，遲遲不落棋。以三十歲為節點，能夠進入婚姻的概率逐漸走下坡路。
胡迪很清楚，這是現代人躲避責任的本能。我們嘴上説的 " 沒有碰到合适的 "，背後的話其實是 " 還沒有遇到堅定想選的 "。因為大家都想做對方心中唯一的分子，不想做泯然眾人的分母。
而轉身回家，也并非完美的答案。
胡迪所處的影視行業，注定只能在文化中心北京謀生。回到家鄉，能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都不好説。她被變相地困在這座超一線城市裏。
另一邊，故鄉的距離感在逐年增加。
18 歲之前，胡迪生活在西安；18 歲之後，胡迪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北京。兩個城市幾乎分割了胡迪的三十年人生。
而這兩個城市現在都不是她嚴格意義上的 " 家 "：他鄉非故鄉，但是故鄉已不是故鄉。
西安客流量巨大的賽格商場對胡迪而言是陌生的，城牆下的酒吧和夜店也是陌生的。每當朋友問起她，去西安有什麼推薦的地方，胡迪都回答：我也不知道。
只有偶爾回家，坐在熟悉的麻辣粉店或泡馍店裏，或是走到高中學校門口，或是在城牆上走八分之一圈的時候，她才能和這座已經陌生的城市恢復連接。
而那些留在西安的同齡人，也逐漸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胡迪口中的理想主義與長篇大論，他們已經沒有心思去聽了。更多的談話只是關于生活中的雞零狗碎，以及或體面或不體面的婚姻生活。胡迪也清楚，在家鄉無法找到她想要的人。
男孩們紛紛成家，女孩們當中有一部分選擇了結婚生子。有趣的是，許多已經結婚的女孩，見到胡迪的第一句話，是 " 别結婚 "。也有少數女孩像胡迪一樣，散落漂浮在北京、上海、南京或洛杉矶。她們希望人生的可能性不限于标準答案，于是出走。
電影《布魯克林》
旁觀别人的愛情，讓胡迪的孤獨感愈加強烈。
她在過去一年時間裏，參加了将近十場婚禮。翻她的朋友圈，可以看到她留下了不同的 " 新婚快樂 " 祝福。
每當自己的同學朋友站在台上，VCR 播放着他們的愛情，新郎新娘對彼此念出誓詞的時候，胡迪總會流淚。
她單純地羨慕能夠從愛情走入婚姻的每一個人。與其説羨慕結婚的人，不如説她羨慕那些按時找到标準答案的人。
但逐漸胡迪也發現，結婚不一定就代表找到了标準答案。
看上去安穩的人也可能過着起伏的日子。已婚已育的人想離婚，訂了婚的人想退婚，想結婚的人又經歷分手。
考場裏的人都在埋頭答卷，至于答案是錯是對，誰都説不清楚。
大多數人的婚戀焦慮，最終指向的都是 " 如何解決大城市孤獨感 " 的命題。
北京是他鄉，是永遠不屬于北漂的寄居地。即便未來真的拿到了北京户口，這裏依然不是故鄉。
大學的一個冬天，胡迪和劇組外出拍戲。收工時已經是凌晨三點，搖搖晃晃的金杯車上裝滿了睡着的人。
她擦掉玻璃上的水汽，耳機裏剛好播放到了宋冬野的《安河橋》，那一刻她被巨大的孤獨感籠罩：" 好像這座龐大的城市都睡了，只有我一個人還醒着。"
胡迪在北影的四人宿舍裏，除了她就是三個北京姑娘。大四畢業那年，室友們像螞蟻搬家一樣，把自己的生活用品從宿舍搬回自己真正的家。只有胡迪在收拾行李，不知道下一個目的地在哪。
電影《伯德小姐》
而最直接的解決方法，似乎就是找到一個伴侶作為北漂生活的支點。
比起互聯網常見的 " 不婚不育保平安 " 派，胡迪像一個新時代的 " 異類 "：她渴望愛情和婚姻，也坦然承認自己期盼婚姻，不排斥生育。
每個人對婚戀的态度，大多來自不同的成長環境、原生家庭與自身經驗。
小時候，父母不在家，總是會塞給胡迪許多電影碟片，于是她愛看卡通片的習慣一直保留到了成年，或許是因為，在卡通片裏，胡迪能看到最簡單童稚的 " 真善美 "。
當我問起她最愛的電影時，從事電影行業的她，并沒有掉書袋般列舉大師的名字，反而説了一部我沒想到的電影：《烏雲背後的幸福線》
布萊德利 · 庫珀扮演的男主角和詹妮弗 · 勞倫斯扮演的女主角，各自擁有一個過得一團糟的人生，有大大小小的精神症狀，最後兩個一起發瘋的神經病走到了一起。
胡迪告訴我，自己的理想主義和神經質，需要一個人來托舉住。人生确實苦短，承認自己一個人扛不住，有時候是一種難得的勇氣和誠實。所以伴侶對她而言，更像是對抗糟糕世界的一位戰友。
電影《烏雲背後的幸福線》
父母也是她最好的婚戀模版。
比起很多人在網上對原生家庭的檢讨，胡迪生長在一個模範作文裏會出現的家庭中，父母扶持彼此，完整了彼此的人生，同時，也構建了胡迪對婚戀的期待。
但這種期待，并沒有為她帶來如父母愛情般完美的對象。
她曾經也有過差點走入婚姻的伴侶，但最後因為價值觀分歧走向和平分手。但這段五年的感情，讓她感知到了一段健康的感情帶來的精神力量。一個人就算事業成功，内心強大，也需要在親密關系中尋找支撐，她稱之為 " 一起克服人類最本質的孤獨問題 "，因為人類的 DNA 注定我們是需要社交關系的群居動物。
這種對婚育的渴望，并不影響胡迪認為自己是一名女性主義者。
" 我從來都不覺得，結婚戀愛生小孩是對女性主義的背叛，這完全是兩碼事。在婚姻中，你也可以成為你自己，有了孩子，你也還是你。最根本的是，你有沒有找到你自己。"
説起網絡上的 " 生育恐懼 "，胡迪不以為然：" 身體的變形是事實，養育的幸福也是事實，只能説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是一概而論的 "。許多時候，婚育的不幸從選擇一個錯的人就開始了，而不是婚育本身帶來了不幸。
説起婚育與女性主義，胡迪想起了電影學院的女老師們。她們之中大多數人在婚育前都是高舉女性主義的知識分子，但走入婚育之後又變成了另一種狀态。那種幸福也是肉眼可見的。她講的這些故事，讓我想到了學者劉亦瓦的那篇《成為女性主義者，有什麼用？》，一個完美的女性主義者到底存在嗎？很難去定義。
胡迪也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不喜歡電影《芭比》的女性。
她不喜歡電影中 " 劃分性别陣營 " 的處理手法。" 我們确實生活在父權制社會，我們無法改變社會屬性，但是在這個社會中如何為自己赢得尊重，才是更重要的問題。性别問題不是我天天罵男人就能解決的。" 就像厭女與厭男，其實是同源的產物。
胡迪不認為自己是在向父權制社會妥協，她自身的女性主義，是認清現實并做好自己。
她期待的婚姻，也是找到一個尊重自己的男性，在彼此忠誠的情況下，毫無保留地為對方克服人性陰暗面。
在豆瓣，有個話題叫做 " 第一批 90 後的 30 歲 "。在一個孤獨的傍晚，這個話題毫無征兆地出現在我的手機螢幕上，讓我想到了焦慮的胡迪，也想到了身邊漂浮在不同城市的同齡人。
點進去你會看到不同的人生。有人的孩子 3 歲了，在不幸的婚姻裏掙扎；有人期望一段親密關系而不可得；有人在深夜練書法對抗抑郁情緒；有人夢想環遊世界，完全不在意未來會否擁有一個家。
每個人對人生的定義和追求都不同，體會到的滋味和經歷過的陷阱也不同。
胡迪説自己是一個怕死的人。她害怕在死亡來臨之前，自己的體驗還不夠完滿。浮遊生物（Plankton）——這是胡迪給自己的定義。在卡通片《海綿寶寶》裏，Plankton 是痞老板的名字。
" 小時候對于生活的充滿了未知和欣喜。長大之後，更加明确自己想要的東西是什麼，期望的狀态、期望的伴侶、期望的人生是什麼，所以才會感到失落。因為一個人目标足夠明确卻達不到的時候，才會有產生失落感。失落感的存在和無法解決，才會讓人特别孤獨。"
胡迪為什麼給自己的化名是胡迪，是因為她想像《玩具總動員》裏的胡迪警長一樣，正直，善良，無所畏懼。即便三十歲的現實世界沒那麼美好。
聊天結束的時候，大大小小的雨點又砸在了路邊的水坑裏，整個北京潮濕得讓人喘不上氣。她告訴我，人不能總停留在負面情緒裏，或許她之後會去學點什麼，比如説彈吉他。因為她太習慣有目标的人生。
三十歲降臨了，無論多麼倉皇茫然，人們總得想辦法面對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