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花解禁”背後，我們渴望的是什麼？

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煙花解禁”背後，我們渴望的是什麼？，歡迎閲讀。

在當前這個特定的時期，燃放煙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一種表達性行動，而且也是人們表達自己的感受和希冀、在失望時獲得 " 情緒價值 " 補償的一個比較有效且特别需要的途徑。

作者｜賈擁民

均衡研究所學術顧問，浙江大學跨學科中心特約研究員

近日，随着國家政策調整，河南包括鄭州、洛陽、開封等地發布通知，對燃放煙花爆竹進行 " 禁改限 "。由此，2024 年春節有望成為近年來最 " 震耳欲聾 " 的農歷新年。

其實，" 煙花禁令 " 的松動早有預兆。2023 年 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宣布 " 煙花禁燃禁售令 " 不合法。這樣在新冠疫情管控措施解除一年多之後，終于又迎來了一件全國性的解禁大事。

雖然 " 解禁 " 不等于 " 完全放開 "，但一般來説，" 不禁 " 總比 " 禁 " 要好。尤其在當下此刻，煙花解禁的意義值得 " 過度解讀 "。

煙花解禁是傳統權利的恢復

在中國，煙花自古以來就是慶典、節日的必備之物。中國人燃放煙花有非常悠久的歷史，這已經成了一個傳統，甚至成了一種民俗文化。例如過春節，沒有煙花爆竹，人們就會認為 " 年味 " 變淡了。既然如此，燃放煙花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説是中國人傳統上就擁有的個人權利。

因而煙花解禁的第一個意義就在于，它恢復了我們中國人的一項傳統權利，從而也擴大了我們可以做出的選擇的範圍：喜歡燃放煙花的人，現在至少有機會去放一放了。當然，能不能放個痛快，則還依賴于其他一些因素。

這也是為什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今年解禁煙花與去年解除疫情管控措施放到一起做比較的原因。

相傳，煙花爆竹是唐朝人李畋發明的，最初的目的是用它們來產生巨大的聲響，以便驅鬼辟邪。

煙花爆竹這個功能在中國民間一直保留了下來。正如《荊楚歲時記》所記載的：" 正月一日，雞鳴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惡鬼。" 直到今天，許多人在春節燃放煙花，也是為了這個目的，在農村地區尤其如此。

當然，到了現在，煙花也成了一種大眾娛樂和觀賞所用的物品，在許多時候，燃放煙花甚至成了一種特殊的 " 表演藝術 "，世界許多國家都會舉辦的煙花大會，其中有一些就帶有這種性質。

回首 2023 年，新冠疫情似乎已經完全是過去式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恢復了正常。商場、餐館、影院、地鐵 …… 人氣都回來了，特别是五一、十一等節假日的旅遊景點，簡直熱得不行。但是認真品味一下，説這一年是乍暖還寒、高開低走、讓不少人希望落空的一年，可能也不算太過分。

因此，從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恢復了我們普通人燃放煙花的權利，到如今河南等地 " 禁改限 " 确實令人一振。這種振奮感，也許比不上 2022 年底宣布疫情管控解禁的那個時候，但是至少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燃放煙花是一種表達，在當下尤為可貴

不過，這還不是煙花解禁值得 " 過度解讀 " 的唯一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是，在當前這個特定的時期，燃放煙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一種表達性行動，而且也許是人們表達自己的感受和希冀、在失望時獲得 " 情緒價值 " 補償的一個比較有效且特别需要的途徑。

現在有一種相當普遍的傾向，不少人打算 " 拒絕再卷 "、" 躺平為王 " 了。

這種現象也許意味着，普通人對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不但沒有扭轉過來，而且越來越強了。盡管從統計數字來看宏觀形勢似乎相當不錯，但是微觀層面上卻是兩回事。普通民眾不敢消費，民營企業不願投資，對積極的金融政策和财政刺激措施反應遲緩。

民營企業的投資意願很低可能是一個大問題。根據定義，企業家本來就是整個社會最有冒險和創新精神、最有眼力發現盈利機會、最能實現生產要素有效組合的人。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指出，企業家是在三個強烈的心理動機下去創新的，即建立私人王國、戰勝競争對手和享受成就感，這三個心理動機放在普通人身上，也就是積極主動地去奮鬥、改變自身處境的強烈意願（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任何人都擁有成為一名 " 企業家 " 心理潛質）。

不願奮鬥，寧願躺平，這樣的人如果非常多，那麼整個經濟可能會進一步陷入停滞，從而反過來又證實了悲觀的預期，這樣就有可能形成糟糕的循環。

這裏的關鍵不在于人們覺得通過奮鬥取得成功很困難。因為即便奮鬥也不一定能夠成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同樣，經濟發展自有其起落周期，在經濟繁榮階段奮鬥更容易成功、在經濟不那麼景氣的階段奮鬥更容易失敗，這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因此躺平的關鍵不在這裏，或者不全在這裏。

經濟學家阿爾伯特 · 赫希曼在《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中的讨論可能提供了一個線索。

赫希曼在這本書中強調了 " 失望 " 作為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與參與公共事務之間的轉變動力的關鍵作用。如果個人在追求個人利益上遭受了挫折，就可能會因為覺得失望而參與公共事務；反過來，如果個人在公共參與行動中失敗了，也會覺得失望，然後轉回來追求個人利益。

個人進行生產和消費，以及參與公共事務，都是因為期望它們能夠給自己帶來滿足，但是這些行為都會給人帶來失望，于是失望就可以成為個人偏好轉變的一個根源，讓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與參與公共事務之間轉變。

赫希曼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天生就傾向于以某種方式在如下兩個時期之間來回擺動？一是密切關注公共問題的時期，二是幾乎完全專注于個人進步和私人福利目标的實現的時期。"

當然這只是他的一個設問，他的答案不言而喻。事實上，赫希曼認為，正是消費者－公民所經歷的失望，為人們在不同的時期通過不同的途徑追求幸福打開了大門。而且在追求公共利益的過程中，" 通過将通常被認為是需要推卸的成本轉化為利益、有益的體驗和人們必須分享的‘應追求的幸福’ "，通常意義上的成本可以轉化為收益。

因此，按照赫希曼的觀點，失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人們覺得失望後轉變參與的途徑全都封死了，那樣必定會導致普遍的躺平。通俗地説，又不讓人 " 搞錢 "，又不讓人 " 説話 "，我不躺平還能怎麼辦呢？

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可以放煙花了！怎麼能不令人覺得眼前一亮呢。

煙花本身具有的一些特點，特别是煙花的 " 刹那間絢爛 "，使得燃放煙花特别适合成為這種社會情緒下的一種表達性行動。

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未來的巨大不确定性仍然沉重地壓在我們頭上，帶給我們深深的憂慮和無力感、甚至帶給我們躺平的衝動。如果可以希望，我們的擔心和彷徨，或許會随着煙花綻放，炸開、幻化為絢爛美景，然後在震響中、硝煙裏消逝，那麼我們可能會多些奮然前行的勇氣。

煙花解禁是一個好的開端

赫希曼指出，有些人試圖讓人們相信，追求财富才是 " 讓所有參與者都能夠成為赢家的遊戲 "，因此只有 " 完全沉浸 " 在追求私人利益的活動中才能夠 " 會讓人們覺得自己獲得了徹底解放，不僅是對自己而言是如此，而且對整個社會而言也是如此。"

中國有許多人以前也是抱着類似的信念，以為個人只要專心 " 搞錢 " 就行了，别的東西去管那麼多幹什麼。事實上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這在某種程度上确實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種默契了。

但是正如赫希曼預言的，" 這些醉心于私人事務的人很快就會覺得失望，" 就像那些将耐用消費品搬回家的消費者，原本以為能夠享受幸福的生活，結果卻往往以失望而告終一樣。

因此關鍵是，覺得失望之後是不是還能做些什麼。有人可能會説，現在似乎什麼都不能做啊。

公權力的擴張、管制的強化，确實極大地擠壓了個人的空間。有兩個現象加劇了這種傾向。一是公務員的大舉增加（這也許是為了緩解就業問題），人既然進來了，就得找些事情來管啊，因此進一步給加強管制增添了動力。

二是公權力部門的管制技術也在進步，或者説執行能力在有的時候會顯得非常強，但是如果管制方向有偏，那反而只會進一步壓縮微觀行為主體的空間，增大普通人的躺平意願。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煙花解禁可以説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或許有一定象征意義（恰好煙花本身也有很多象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