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理财經驗：綠金委主任馬駿：中長期來看轉型金融動員資金量有望超過“純綠”金融，歡迎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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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網易财經 ESG，作者｜馬駿
7 月 11 日，在北京舉辦的中國責任投資論壇夏季峰會上，中國氣候聯合參與平台（China Climate Engagement Initiative，CCEI）正式啓動，旨在協助機構投資者在推動中國被投企業向綠色低碳轉型的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在雙碳目标下，轉型金融這一概念承載着怎樣的歷史任務，與傳統的綠色金融有怎樣的聯系與區别？如何增添轉型金融產品的多樣性？轉型金融面臨着哪些機遇和挑戰，又該如何結合國情走出一條具有 " 中國特色 " 的產業轉型之路？
近年來，綠色金融在中國乃至全球快速發展，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末，我國本外币綠色貸款餘額超過 25 萬億人民币，綠色債券餘額超過 1.5 萬億人民币。當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信貸市場和全球第二大的綠色債券市場。
我國綠色金融已取得長足發展，近幾年熱門的 " 轉型金融 " 概念又緣何興起？傳統的綠色金融資源大部分支持的是純綠或接近純綠的經濟活動，比如新能源、電動車和電池等碳排放量較低的項目。然而，對于煤電、鋼鐵、水泥、有色、造紙等傳統的高碳行業而言，綠色金融目錄中容納的轉型類經濟活動并不充分。在當前金融體系下，即使某些高碳企業有轉型意願和可行的轉型計劃，也很難獲得向低碳轉型所必要的資金支持。
為了彌補綠色金融對高碳企業支持不足的缺陷，轉型金融的概念應運而生。在雙碳目标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完善轉型金融框架從而推動高碳行業向低碳的有序轉型是非常有必要的。
轉型金融服務的支持對象主要是棕色產業和碳密集型產業，但這并不意味着支持高碳行業保持現有的碳排放強度，而是要為幫助其向低碳轉型提供金融支持。我們可以将 " 非綠活動 " 劃抽成兩類：一類是可轉型的活動，活動主體有轉型的意願、能力和技術路徑，如果得到轉型金融和政策的支持，今後的碳排放會減少，并可能成功向淨零排放轉型；另一類是不可轉型的活動（包括技術上無法轉型、企業沒有轉型的意願和能力等情景），碳排放将保持當前強度甚至更高，轉型金融對于此類活動則并不适用。
對那些可轉型的 " 非綠活動 "，可以通過建立轉型金融框架，尤其是通過明确界定标準、披露要求和提供政策激勵等措施，引導更多的社會資金支持其向低碳與零碳目标轉型。作為首批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之一，浙江省湖州市日前發布了區網域性《轉型金融支持活動目錄》（2023 年版），圍繞紡織、化工、有色金屬等當地的重點高碳行業，因地制宜地規劃了 106 項轉型技術路徑，不僅明确界定了轉型金融所支持的經濟活動，也為企業指明了未來低碳轉型的技術方向。
不過，盡管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涉及的經濟活動在側重點上有較大差異，也有部分領網域存在重疊，二者并非完全分離的關系。今後，綠色金融涵蓋的範圍仍會進一步延伸，不排除未來的綠色金融概念會廣義化，從而覆蓋轉型金融的可能。中長期來看，轉型金融涉及到的融資量會比目前定義下的綠色金融還要大。如果轉型金融的标準和激勵機制及時到位，未來五年内，轉型金融動員的資金量有望超過 " 純綠 " 金融。
轉型金融工具仍待創新
國内市場轉型金融產品自 2021 年開始興起，目前，轉型債券、可持續發展挂鈎債券等是比較典型的轉型金融產品，但現有的轉型金融工具比較單一，尤其是股權類和保險類兩類產品還較為缺失。面對轉型企業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發展轉型金融還需要更多創新型金融產品。
一方面，許多企業對股權類的轉型金融工具存在迫切的需求。例如，部分煤電、重化工領網域的轉型企業的杠杆率較高，有些資產負債率超過了 65%，在債券市場融資比較困難，融資成本也較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業能獲得股權融資降低杠杆，提高其在銀行或債券市場的評級，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融資成本。因此，在企業進行債務融資之前，需要更多股權類投資基金來積極參與產品創新。
另一方面，由于企業轉型過程中可能涉及到各種各樣的風險，保險類的金融產品也應該得到廣泛應用。例如，企業在引入新的設備時，因為沒有經過市場長時間的檢驗，設備的穩定性、可靠性和生產效果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可能導致產品的質量、利潤或銷量受到影響。這種非财務風險就可以依靠保險產品來規避，有了保險類的轉型金融工具後，對于自身能管住的風險，企業可以全力應對；而對于管不住的部分風險，則可以交給保險公司進行防範。在引入各類 " 轉型保險 " 之後，企業的可融資性會有所提高，能更順利地獲得銀行貸款支持。
另外，轉型金融產品的定價也應該與企業的轉型業績挂鈎。比如在可持續挂鈎貸款或債券的條款中，金融機構與企業約定階段性目标，将是否能夠實現減排目标作為決定其利率的一個因素，從而激勵企業努力減排。未來，在支持轉型的股權和保險產品中，也可引入減排 KPI 與產品定價之間挂鈎機制。在這些產品的存續期，金融機構需要持續監測并要求企業定期報告，這種做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範 " 假轉型 " 風險。
產業轉型風險機遇并存
我牽頭的研究團隊曾經建立了 " 轉型風險 " 的評估模型來開展氣候壓力測試，對包括煤電、鋼鐵、水泥等高碳行業的在不轉型的情景下可能導致的信用風險進行測算。結果顯示，加速不轉型，我國典型煤電企業的貸款違約率可能會從 2020 年的 3% 左右上升到 2030 年的 22% 左右。
導致這些風險的主要原因包括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對新能源對煤電等傳統能源的替代、煤電價格下降、碳價上升、融資成本上升等。假設一家煤電企業不轉型，始終保持現有的生產技術和較高的碳排放強度，未來收入會下降、利潤會下降，公司的估值也會大幅度下降，企業違約概率大幅上升。
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結果，煤電企業就需要通過對現有設備的技術改造和大量投資于新能源，逐步将自身改造成為一個新能源企業，這個改造的過程就叫做轉型。氣候風險壓力測試相當于給企業做診斷的工具，説服确診 " 慢性病 " 的企業通過轉型的方式來接受 " 治療 "。簡單來説，針對需要轉型的企業，我們要做兩件事情：一是讓它意識到轉型的緊迫性，二是告訴它應該如何轉型。
整體上看，我國有許多推動高碳企業向低碳轉型的有利條件。中央政府出台了 "1+N" 的政策，明确了主要高碳行業的轉型方向。一些大型高碳企業已具備轉型的方案路徑和所需的設備技術，為中小企業提供了示範；許多地方政府也希望為企業的轉型路徑提供支持，以推動本地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保持就業穩定。作為推動地方轉型的重要抓手和外部支援，轉型金融正在得到許多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在這種情況下，引入轉型金融為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将有效推動其轉型目标的實現。與此同時，轉型金融也要求企業明确技術路徑、制定完整轉型計劃、披露碳排放量及治理安排等，以防止出現 " 假轉型 " 的風險。這些條件具備後，就有可能規模化地使高碳企業獲得更低成本的轉型融資，支持實體經濟加速向綠色低碳發展。
如何引導較大規模的社會資本投向傳統企業轉型呢？以湖州的實踐為例，首先是明确當地的轉型标準和披露要求，防範假轉型風險；其次是政府可以通過實施擔保、貼息等激勵措施，提升轉型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在國家層面，期待中國人民銀行正在編制的轉型金融目錄盡快出台，同時央行可考慮創設轉型金融支持工具，為合格的轉型活動提供低成本的資金；此外，政府還要用好產業資源配置的政策工具，比如通過綠電等新能源資源的合理分配，有力支持重點企業的轉型活動。
綠色能源的發展，更為中國的產業轉型創造了巨大的機遇。如果轉型順利的話，中國的鋼鐵、化工、造紙等許多高碳企業都有望在全球同行中獲得低碳產品的競争力，這是因為中國產業的規模效益（Economies of scale），使得低碳技術在中國的應用可以讓我國低碳產品的成本更低。
雖然發達國家的轉型金融業務啓動比國内稍早一兩年，但中國追趕的勢頭很快。如果我們在轉型金融的界定标準、政策激勵和能力建設方面能夠盡快到位，未來中國也有望成為轉型金融的大國。轉型金融将有助于大規模地推動我國實體經濟的綠色低碳轉型，對于實現 "3060" 雙碳目标具有深遠意義。
披露準則是轉型金融的核心要素
今年 6 月，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公布了兩項全球可持續發展披露準則，要求上市公司必須披露氣候相關信息和氣候風險分析的結果。此前，在二十國集團提出的《G20 轉型金融框架》中，也明确了對企業轉型計劃、碳排放數據、治理安排等信息的披露要求。
過去，我國環保部門只對一部分高排放企業的環境指标提出了強制披露的要求，金融監管部門也對上市公司和銀行提出過 ESG 信息披露的原則要求，但尚未形成對企業可持續信息的統一的披露框架和明确的指标體系。為了促進高碳企業轉型和轉型金融的落地，未來有必要基于 ISSB 準則，為轉型企業、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設立強制性的披露标準。
從轉型金融角度來看，企業的碳排放數據是判斷當前企業經濟活動碳強度和產品碳足迹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就無法規劃可信的轉型路徑，因此也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轉型融資（企業在沒有碳數據的情況下就獲得了所謂 " 轉型融資 " 的案例，往往是 " 假轉型 "）。此外，有了碳排放數據和減排的目标，還會面臨着這些短中長目标是否科學（即是否符合國家的 "3060" 雙碳目标和巴黎協定目标），以及該企業是否有相應的治理安排（如目标在業務條線的分解、轉型對績效的監測和獎懲機制等）來确保這些目标的落實等問題。這些信息都應該成為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要求轉型融資主體（企業）披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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