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科技經驗：“網紅臉”的小店，我不想逛，歡迎閲讀。
王亥仍認為自己是個成都的 " 街娃兒 "。重返成都後，王亥親歷了這座城市的 30 年變遷。他參與城區改造項目，是 " 應保盡保派 "，認為如果歷史無法以某種形式留下來，城市就會變成新造的，失去原來的味道。
作者 / 一日曲
圖 / 受訪者提供
近年來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 成都 "，除了春熙路、太古裏、寬窄巷子這些大熱旅遊地，不乏這樣的推薦—— " 去玉林來一場 Citywalk 吧 "。
成都玉林街區的 " 煙火氣 " 被廣為稱道，其 " 小街區、密路網 " 的結構使得這裏成了體驗地道的成都生活的首選。麻辣燙、剪發鋪、中醫館 …… 細而密的小路兩邊鋪滿了林林總總的老小店，與新興的咖啡店、酒屋構成了新舊交融的生活圖景。
我與王亥的初次會面，就約在玉潔巷。見面時，這位戴着綠色圓框眼鏡的 "50 後 " 藝術家正吃着小餅，與快遞小哥閒聊。有人騎着單車來收電費，他一邊利索地掏出現金交付，一邊熟稔地與過路人打招呼。他似乎已與街區融為一體。
王亥是地道的成都人。他的身份有很多，如職業藝術家、建築設計師，他也曾是在玉林組織并參與公共生活的年輕人之一。
王亥。（圖 / 受訪者提供）
1978 年，王亥移居香港，正式開啓了 30 多年的 " 港漂 " 生涯。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香港，他第一次見識、體驗到一個超級現代化城市的繁榮與國際化，他的事業同樣在那裏風生水起。他不僅通過畫畫賺得第一桶金，還當過電台主持人、開過私人餐館、登上過《時代周刊》，是第一批在香港把 " 作者餐館 " 概念帶起來的人之一。
但在王亥的心中，自己仍是個成都的 " 街娃兒 "，街頭文化對他有着其他事物無法比拟的吸引力。在重返成都後，王亥不僅親歷了這座城市的 30 年變遷，也見證了玉林片區的發展。他深度參與了成都城區和社區的改造，着手了崇德裏、成都三聯韬奮書店等空間設計，也把自己與友人合作運營的四家小店安在玉林。
其中，一間街頭辦公室作為重要支點，其餘的三家小店分别為米店、書店與咖啡藝術空間，作為王亥個人觀念對外傳播的展示空間。四個鋪面臨街對望，與鄰近的快遞驿站、按摩館、居民樓共同構成一個神奇的豐富空間。
如今的王亥，正以城鄉策劃設計主持的身份參與不同城市的更新項目。談起成都的文創社區改造，他是欣慰的，可聊起過去，他仍感到恻然。老建築拆遷以後，城市裏立起新的高樓大廈。當時的王亥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 " 異鄉人 "。
30 年後，成都被稱為 " 文化地标 "，年輕人在這裏體驗 " 蓉漂 "，城市在文化的碰撞中展現着包容、多元與生機勃勃。從重建城市記憶到改造社區，這十幾年裏，王亥都經歷了什麼？當他回望成都的街區和人，視角又發生了什麼變化？
以下為王亥的自述。
城市被推得太快了
我是個 " 街娃兒 "。在成都話中，" 街娃兒 " 和 " 街鋪 " 是一對子，" 街娃兒 " 通常指的是在臨街店鋪出生（當時的臨街店鋪有居住和商業用途）、在街頭長大的孩子，街娃兒和生活在大院裏的孩子分别屬于兩個社會階層。
過去的成都街頭，除了一户接一户的鋪子，就是圍牆院子，這兩種形态構成成都的商業和住宅之别。街鋪的人家都做生意，直到上世紀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禁止城市平民個體經商，很多鋪面才關上。但它也是個鋪面，只是人家不賣東西，純粹是個居住的地方。
在我的童年記憶裏，那個年代還沒有所謂的 " 馬路 "。成都第一條寬闊的大馬路，是上世紀 60 年代後修建的人民南路。此前，街上的路大多是石子路，車非常少，小孩會在街上玩 " 滾鐵環 "。水泥、柏油這些 " 高級貨 " 都是後來才鋪上去的。
我童年的最大樂趣，就是蹲守在離家 50 步路的糖果鋪前。物資匮乏的計劃經濟時代，糖需要用糖票兑換，每個人的每月份額大概只有半斤糖。糖票換白糖、紅糖都可以，要換糖果來吃也得從裏面扣。我經常會向 " 孃孃 "（年紀大的女性）讨糖，如果她願意給，吃糖就不用票。
王亥走在成都玉林社區的街頭，似乎已與街區融為一體。（圖 / 受訪者提供）
在我離開成都前，成都大概只有 200 萬人。可想而知，當時的城市部門是很小的，人口密集地生活在一個區網域。人們吃飯、漱口、洗面都在外邊，天氣合适的時候，大家都會上街聊天，這種生活形成了成都特殊的鄰裏關系。
除此以外，人們還有一個共同的信仰體系，叫 " 社 "。" 社 " 不是指社區，而是一種信仰體系，人們拜各種小廟宇，信仰使得他們成了一個共同體。老成都在我的印象中就像台北，像杭州的老區，它沒有那麼國際化，但充滿了人情味。我對成都的記憶凝固在這裏。後來去了香港，才進入了一個所謂的 " 超級城市 "。
我覺得城市進展得太 " 快 " 了，上世紀 90 年代初在保護文化意識方面是缺失的。
聽過類似的説法，任何一塊有用的石頭都不會被放過。特别是城市的拆遷，它完全就是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運作。現在買房子的人少起來了，這是高增長後的去增長，房子終于回到它本身的居住概念，人們不再對它的資產屬性大規模 " 朝拜 "。
從國家資本到私人資本，滿足于 " 掙快錢 " 是不正常的。我覺得街區巷裏就是過去的城市主體，它們只是在城市化競争中被邊緣化了。
王亥與友人合作運營的咖啡藝術空間 Localand S。（圖 / 受訪者提供）
寬窄巷子是成都的第一次舊區改造，它由寬巷子、窄巷子、井巷子三條小巷組成。改造這片舊建築時，他們想建一個停車場，需要在地下挖一層空間，因此幾乎把所有的房子推掉了，只保留很小的局部。
我曾經去過很多國家和城市，看問題的角度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雖然一些城市變成了超級國家化、現代化的城市，但是歷史蕩然無存。這是很令人悲哀的。
我很想把童年記憶保留下來。有一次，我和波蘭的一群建築師做分享。我問他們，經歷過激烈的二戰，華沙還剩下多少舊建築，他們説有 30%。華沙是二戰中最為激烈的争奪地之一，但經歷了那麼大的戰争，它保留下來的歷史記憶，依然比成都的要多。
我們沒有經歷過硝煙，但是巨大的資本推動着城市，使得城市突然 " 炸 " 開了。我是成都市歷史建築和歷史文化街區保護專家咨詢委員，也是 " 應保盡保派 "。我經常争辯，希望保留歷史建築。不留任何痕迹的城市，就好像是個新造的城市。
如何改？
其實我懷念的那個城市，它本質上已經逝去了，但只要留下記憶的痕迹，哪怕城市肌理變了，我也覺得挺好的。
經手舊改項目時，工具理性總會提醒我，" 這個改不出來 "" 要花很多錢，也很耗時 "；但是價值理性又會告訴我，" 要把它留下來 "。兩者交戰時，我永遠會站在價值理性這邊，我總覺得應該給以後留下一些東西。
我在香港生活了很久，在國外也生活了很長時間。我是個 " 應保盡保派 "，我知道 " 保護 " 指的是 " 保護現狀 "，但有一種説法美其名曰 " 修舊如舊 "，那是一個很荒唐的詞，" 如舊 " 是指哪個 " 舊 "？
比如一個清代的房子，如果把這個房子的歷史都抹掉了，哪怕回到清代，這也一定是個假房子，所以我堅決反對 " 修舊如舊 "。所謂的改造，它無法逆向，所以西方所有的改造都是針對現狀，即此時此刻讓它 " 停 " 下來，只要它不會再毀敗、腐蝕，即使是殘垣斷壁也不能去補。
改造崇德裏時，我遵從的理念就是把舊房的功能和審美徹底分開。一個房子從民居到商業空間的轉變，需要一個功能上的改變，即從前是給工人住的地方，現在要把裏面轉換成一個酒店，使其具有商業功能。
功能變了，但在外觀上，它依然是過去的民居。在設計崇德裏時，我就刻意保留了整棟建築的外觀以及那兩根特别重要的柱體，把院子裏的房間間隔牆都拆走。審美是屬于記憶、歷史、文化的功能，是建築本身固有的屬性，如果在舊改時只把目光聚焦在兩根柱子上，那就犯了審美的錯誤。
拆掉牆壁後，人站在裏面互相張望，會形成一種特别有趣的互動。老建築的存在，和人是一種彼此觀照、對話的關系。我經常説 " 給過去以未來 "，不是讓過去吃掉未來，也不是讓未來吞沒過去，而是在未來和過去之間，造就一個全新的空間。
我對老建築的舊改主張，從來都不是 " 往裏面全部擺放紅木家具 "。所有房子改出來，包括視覺上傳達的東西，都是一種當代的反差，是存在于新和舊、過去和未來之間的張力。當别人來到這個空間，他們是能感受到這種張力的。
王亥經營的三聯思想庫。（圖 / 受訪者提供）
很多人在談公共空間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空間不屬于任何人，它是一種誕生于個體和個體之間的間隙，一種 "in between" 的中間狀态。漢娜 · 阿倫特曾把公共生活比喻為一張 " 平等的圓桌子 "，它的功能就是将各自獨立的個體聯系起來。當人們圍桌而坐，彼此交談，公共空間就誕生于彼此之間；如果桌子被搬走，公共性就消失了。
我覺得過去這個城市的失誤就是沒有了過去，但是現在，我感覺整個城市的速度開始放緩，特别是經過疫情、大運會後，成都慢慢開始做一些社區營造了，政府也開始關注歷史文化的保護，整個城市開始轉型。
小店實驗：
反市場，才能争取市場
我在玉林合作開了四家店，但第一次真正獨立經營一家店，是 30 年前在香港開設的 " 作者餐館 "。在香港，我主要從事兩個職業，一個是職業藝術家，一個是文化人或媒體人。
我以前從沒想過開餐館，直到 1997 年碰上金融風暴。經濟一低迷，藝術市場首先萎縮。我忽然發現沒人找我畫畫了，那不如就開個店吧。開店是偶然，但如今回望，那确實是我人生很重要的階段，與我後來改造舊城、經營商業都有很大關系。
我把這家店稱為 " 作者餐館 "，因為我在這裏輸出的是作者性。别人無法和我的餐館競争，是因為我這個人是别人復制不了的。
王亥的米店名叫 " 普恩米食 "。（圖 / 受訪者提供 )
開了十幾年店，我悟出了很重要的經驗：反市場，才能争取市場。作者餐館是開在街邊的臨街小店，它的存在就是很反市場的行為：第一，我不想開；第二，我不靠它掙錢。但一旦開了，我就會很認真。
那時候改良的粵式四川菜很多，但我遵循的就是川菜最重要的麻辣味覺記憶。有一次，一位老外誤以為辣椒是棗子，吞下去了，辣得不行。我説 " 不能吐，這就像初戀，你得把它吞了 "。吞了以後，他也覺得這很美好。
餐館入口很隐秘，門口很小，甚至沒有挂招牌。許多人和我吐苦水説位置難找，我説 " 難找就對了，這樣你才不會輕易忘記 "。當時的中環是老外的天下，我從不給他們刀叉吃飯，顧客全部持筷子。店裏的規則完全按中國的方式，也完全按川菜的方式走。我堅持了這些規則十幾年，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
有人説我在 " 教人吃飯 "，但其實這就像一場行為藝術、一種教化，在某一個具象化的場景中重塑屬于地方的文化價值。當時我想，我一定要把川菜文化傳出去，讓所有人接受川菜，然後去體驗味覺裏面的另外一套東西。
後來，我沒有因為畫畫登上《時代周刊》，卻因為開餐館被報道了，主題是 "super waiter"。現在回望，作者餐館算是我最初的社區實驗了。整個餐館只有 36 個餐位，做了十幾年才接待了幾萬人，它維系了一個非常親切的、微縮的社區關系。我們會交流，同時在這裏建立了互相尊重和認同。
（圖 /《風犬少年的天空》 )
英文中有個詞 "community"，它可以翻譯成社群、社區，其實我更看重這個詞裏面包含了 " 共同體 " 的意思。人們有某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狀态，才能走到一起。
人的内容是最重要的。社區、街巷、小店都是空間，它們是城市生長的一部分。" 生長 " 不是指我們建了一條公路、一棟高樓、一片商業街區，而是人在生長。空間裝下了人，人為空間注入新的内生動力。
成都有包容性，也具有很強的生長性。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幹脆開個小店，因為自雇傭最簡單。開店比打工掙的錢更少，但幸福感會更強。在數字化時代，我們必須迎接小店經濟，小店經濟是我們 10 年的未來。
我覺得在街頭，自然生長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我絕不去界定一個社區的形态。我覺得玉林西路就是一種 " 界定 "，當時政府需要在玉林西路打造一個文化街區，以此來和玉林東路進行 " 競争 "。規劃是一種具有很強目的性的東西，它的存在已經預設了 " 我們要幹嗎 "。
玉林東路整條街被細致規劃，統一招牌、統一人行道，把所有的東西都規範化，結果就是租金漲了、成本增加了，小店很難生存下去。政府可以把關，但我希望我們不要過分規劃化。
關于 " 自然生長 "，我覺得有幾個關鍵詞。第一，它是一個社會實踐，必須具有社會性；第二，它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就像我選擇在這邊開工作室是因為隔壁是面店，而我每天都要吃面，這都是因人際關系而聚集在一起。
（圖 /《風犬少年的天空》）
香港社區和内地社區最大的區别，在于前者沒有太多政治規劃的關系，而是產生于人與人之間互利互惠的過程。香港政府是一個小城市政府，不可能包辦所有事，換而言之，他們也不需要宣傳。
歷史學家王笛在《街頭文化》裏曾提到，過去的城市由三個概念組成——公共空間、下層民眾、地方政治。只有這三個概念才能構成一個城市的基底和豐富度，所以地方政治很重要。
在 1949 年之前，地方基本上是鄉紳主持自治，有錢的人就是鄉紳、士紳，他們是社會上的名流，也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構成了某些地方自治的組織者和發起者。香港社區很像從前的成都，它是一個公共機構，具有非常強的公共性。
我很反對街道變成清一色的樣子。一個好的社區應該是多元的，能為不同群體提供生活需求。玉潔巷有中老年人，也有很多新來成都的年輕人，他們都需要一個公共服務生态。我從不介意玉潔巷裏有按摩館、中醫館的存在，它們構成了生活的多樣性。
王亥的街頭辦公室。（圖 / 受訪者提供）
" 分離 " 和 " 聯系 " 這兩個概念很重要。我在玉潔巷街頭開了家街頭辦公室 " 亥點 "，它可以把我的工作狀态完全開放給每個路過的人觀看。當我敞開大門，我随時可以走上街頭與路邊的人接觸；當我關上門，我又是獨立的。
我是那種非常需要跨入公共空間去感受生活的人。我喜歡與人群擦肩而過的感覺，就算喝酒，我也一定要到街上喝。拒絕網絡的生活增強了我的具身性，讓我以親歷者而非上帝的視角去觀察、感受、丈量一個社區的街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