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對話94歲吳敬琏：企業家不能躺平或逃避，歡迎閲讀。
2024 年，我們有幸在北京拜訪了 94 歲的吳敬琏教授，聽他徐徐道來與中歐的故事，又入木三分地談論對當下問題的看法。
1990 年代，吳老堅持中國要進行市場經濟改革，被稱作 " 吳市場 "。到了晚年，他又把市場經濟分為 " 好的市場經濟 " 和 " 壞的市場經濟 "，評判的唯一标準，是法治化，于是又有了美名 " 吳法治 "。
吳老的老師兼朋友顧準告訴過他，要像一把冰冷冷的解剖刀那樣，解剖這個社會的經濟關系。吳老也同樣主張：" 作為經濟學家首要的職責是研究科學，發現真理，做一個有獨立立場的觀察者。"
早在 1984 年，吳老就加入了中歐的前身——中歐管理項目（CEMP），此後又成為中歐管理中心（CEMI）學術委員會唯一的中方成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成立後，吳老奔波于京滬兩地，常常連續 4 天，每天 8 小時為學生講課。當問他為何年逾八十仍不棄教鞭，吳老的回答是：" 我要站在這個講台上，繼續讓更多的企業家和管理者知道什麼是正确的方向，能改變多少人是多少人。"
吳老在中歐的最後一次授課是 2017 年，當時 87 歲高齡的他上完最後一堂中國經濟改革課程，結束了在中歐 33 年的教學生涯。在剛剛過去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建院三十周年大會上，吳老被授予 " 中歐 30 周年傑出教授貢獻獎 "，實至名歸。以下是我們與吳老的對話：
Q：吳老您好，很榮幸有這次機會能和您對話，您是許多中歐人的精神偶像。早年有很多高校都邀請您去授課任教，您堅定地選擇了中歐，是什麼促使您在 CEMI 和中歐的講台上站立了足足 33 年？
吳敬琏：在 1983 年 1 月，我到耶魯大學訪學了三個學期。出國以前，我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做兼職教授，教授《資本論》。在耶魯訪學期間，我重新學習了現代經濟學。
可是 1984 年 7 月回國以後，我的工作就從社科院轉到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變成做政策咨詢了。像《資本論》那樣學術化的探讨，就從我的注意力中移出去了，我更加感興趣的是中國現實的改革。
正好這個時候中國開始了新一輪的市場化改革。1984 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一個決定，決定中國的改革目标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者簡單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商品經濟體制。所謂商品經濟就是俄國人對市場經濟的一種説法了。
也是這個時候，中國和歐共體達成協定，要在中國開辦 " 中國 - 歐共體管理項目 "（CEMP），他們就找到我，正好跟我的研究興趣相結合，于是決定為這個中歐管理項目做一個專題，講中國的經濟改革。
我們要注意，當時除了國有經濟的一統天下、作為補充的集體經濟之外，民營企業不具有合法性。所以 CEMP 的講課内容主要是外國教授介紹西方國家的企業管理經驗。
一直到 1988 年，民營企業的合法性已經得到了确認，中歐方面和中國的國家經委都同意把這個短期項目改成一個正式的學校，于是，建立了中歐管理中心（CEMI），成立了學術委員會。
當時在國内還很少有在國際上受過專業訓練的經濟學家能夠承擔 CEMI 的教學任務，所以整個學術委員會就我一個中國人。教學内容也主要是介紹西方國家管理的具體經驗，而并不着重于企業的市場經營；課程的内容着重的是成本的控制，而不着重地去講資本的運營。但是和中國改革相結合，我這門課的内容就變得越來越復雜了。
1994 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在上海宣告成立，要找一個人開設 " 中國經濟 " 這門課，我責無旁貸。以後的事情就是我負責的這門課程與中國的改革一同成長，所以也變得越來越受矚目，不但受到中國學生的矚目，而且許多外國教員也來聽課，所以這是欲罷不能了。教學的内容也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斷豐富，我就在這個崗位上一直工作了 33 年，直到實在年老體弱，精力不支，才正式從這個課堂退休。
2018 年，中歐授予吳敬琏教授 " 終身榮譽教授 " 稱号 作者供圖
Q：中歐 EMBA 同學群體都是企業家，是管理者。您説過 " 企業家對中國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為什麼企業家的角色如此重要？您對他們寄望了什麼？
吳敬琏：這是跟市場經濟的整個結構有關系。在中國傳統的社會裏，社會的支柱是士農工商，商是最末位的。但在市場經濟裏不是這樣，市場經濟是靠市場來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的，市場經濟中活動的主要角色就是企業家。企業家最大的職能就是能夠尋找、判斷商機，而且根據判斷敢于冒着風險去組織資源。
所以一個市場經濟能不能夠有效地運作，在相當程度上依靠它有沒有一個高質量的企業家群體。但是問題在于，中國是從農耕社會發展起來的，所以重農抑商一直是當政者治國的一個重要信條，這對企業家的成長，對整個經濟改革和發展來説卻是弱項。
而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家是在幾百年的打拼中成長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随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它形成了許多重要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和社會機制。
農耕社會卻是一個熟人社會，它依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所謂人格化的交易，靠的是關系，關系是重大的生產力。但是在一個市場經濟社會裏面，人與人的關系是高度社會化的，分工是深化的，所以它的運轉要依靠契約精神，法治是契約履行的保障。于是就有許許多多新的社會觀念、新的制度安排，這些要靠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中去逐步形成，可能會推進很慢。
我們工商學院就有了一項任務——補課的任務，為企業家的成長提供一些最基礎的思想理論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知識。中歐後來提出一個口号是 " 中國深度、全球廣度 "，不再像 1980 年代甚至 1990 年代那樣着重于借鑑外國經驗，而是把對中國本身的研究和先進國家在幾百年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糅合在一起，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告訴學生，使學生培養起一個适合于市場經濟的觀察問題的分析框架和基本理念。
1995 年 5 月 8 日，吳老在中歐第一屆 MBA、EMBA 開學典禮上 作者供圖
中歐的課程也是随着我們國家改革的深入、開放的提高和中歐人自身的努力，不斷地豐富起來。進入世界工商學院的前列，就是這種努力的結果。
Q：當前，一些企業家對未來發展 " 預期轉弱 "，也有一種説法是 " 宏觀是我們必須接受的，微觀才是我們可以有所作為的 "。您覺得應對現實問題的辦法是什麼？或者，能給在不确定下的企業家們一些有所可為的建議嗎？
吳敬琏：因為我年老體衰就不可能對現狀有很多接觸，但是從我在中歐和過去工作的經驗中，覺得有一個問題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似乎我們的學員也好，社會上關心現實問題的人們也好，都存在一種偏差，就是太急于、太着重于要對現象的問題做出解答，而忽視了這些現象問題背後的一些基本問題。
如果不搞清楚的話，現象和問題雖然五光十色、變動不居，但其實背後的基本問題是重復出現的。那有什麼樣的基本問題呢？我在中歐的教學後來編輯為一本書，叫《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分析了中國經濟的兩個最重要的基本問題。一個問題就是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另一個問題就是采取什麼樣的增長方式，或者叫發展方式，對于這兩個問題必須抓住。
當然這兩個問題也千頭萬緒，一個體制問題就千頭萬緒，什麼是它的核心呢？核心問題就是在資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主導作用還是市場起主導作用。市場起主導作用，是靠競争形成的價格，通過這種能夠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來引導資源的流動，使得資源能夠配置在最有效的地方。用這樣的基本問題去分析體制問題，對許多現象上的問題就容易看得清楚它的症結在哪裏。
比如説，根據中央對去年以來關于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分析，我看最重要的就是 " 預期轉弱 "。所謂預期轉弱就是説對未來缺乏足夠的信心，因此都不願意做創新，不願意投資，不願意去冒風險。
這裏的問題就是要看一看為什麼企業家的信心不足？他們希望有一個好的營商環境，或者用黨政領導的説法，就是形成一個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大市場，或者説形成一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另外一個基本問題，是所謂增長方式或者發展方式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症結就是，到底是依靠大量的投入資源，或者説用凱恩斯主義的方法，通過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去增加需求來拉動增長，還是主要靠通過改革開放提高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辦法來實現增長。
這兩種不同的做法其實在改革開放後這 40 多年中反復出現。用第一種方法就是放水，如果不能同時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那麼它的結果就是杠杆率居高不下，爆雷的風險增大。
所以要解決這些現象層面的問題，就要對基本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使得朝野能夠合作一致地向正确的方向推進。當然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很難在這種大的決策上發揮重要作用，可是作為企業家，至少要把這個事情看清楚。看清楚以後，并不是既然我無能為力，天下興亡是肉食者的事情，跟我無關，于是就躺平了，或者采取逃避的方法。
我們經過 40 多年的改革，積極的因素在經濟裏面仍然存在，而且全球在面臨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所以在一些領網域中，創新創業的空間是存在的。如果我們對于大方向從長遠的發展看有信心，我覺得還是可以找到那些可能的生長點，運用企業家的配置資源、利用機會的能力，做出自己的一番事業。
2001 年 4 月 7 日，吳老參加 1999 級 MBA、EMBA 畢業典禮 作者供圖
Q：您的傳記作者吳曉波曾評價您是 " 在一個物質至上的時代，就像一個理想主義的風筝 "，而您也自稱是一個 " 悲觀的理想主義者 "，為什麼？
吳敬琏：理想主義者通常有很崇高的理想，但是往往也有一個毛病，就是認為烏托邦是能夠很輕易地實現的，我對此不那麼樂觀。從長遠看，我是保持一個樂觀的态度，但是歷史的發展總是經歷各種各樣的曲折和波動，所以從短期看，人們的理想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的。
Q：置于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一切将如何發展？
吳敬琏：從我們 40 多年的經歷看，波折是反復出現的。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多數人都認識到，停滞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所以又會形成一個共識，重新再推動改革開放。而且這個否定之否定往往是一個螺旋式上升，新的一輪改革開放往往比上一輪還要更加完善。從這個大趨勢來看，我認為人類的理想還是會占上風。
Q：搜集資料時，我們讀到一個動人細節，在一次 3 小時的拍攝訪談中，周南老師始終坐在您的兩米開外，您在回憶人名或某個時間時，會不由自主地把頭轉向她。能談談您和周南老師的相濡以沫嗎？
吳敬琏：我們認識是在大學裏面的校醫院，她當時得了肋膜炎，我是肺結核，兩人都在那裏住院，于是就有點同病相憐了。後來也是經歷過很艱難的日子，但是也用了一切辦法一起排解困惑，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還在星期天去公園共度時光。
我的身體一直不好，所以周南對我無微不至地照顧。在待人處事上，她要比我温和。我在年輕的時候認為革命者就應像魯迅那樣冷峻，所以常常在處理人際關系上不夠随和，她就總是提醒我注意這方面的态度，在這方面對我幫助很大。
現在我們都進入老年時代了，好在我們被照顧得比較好，所以也容易适應年老體衰的實際狀況。
（本文對話于 2024 年 4 月）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号：中歐 EMBA，嘉賓：吳敬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終身榮譽教授、國際經濟學會（IEA）榮譽主席），對話：孫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