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分享的军事经验：“兄弟，来，给我一枪吧”——一名德国武装党卫军老兵的残酷回忆，欢迎阅读。
以下文章来源于芬里尔战史研究 ，作者 Das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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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 · 屈勒温德
终于，我重获自由了！站在上巴伐利亚达豪附近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口袋里揣着刚从美军战俘营领到的释放证明，现在我又该去哪儿呢？我早就没有真正的家了——母亲早逝，父亲无力照料我们三个孩子，我是在姑妈家的贫困环境中长大的。而我的故乡桑格豪森位于哈茨山脉东南部，如今已经划入了苏占区。
据说，在那里必须小心行事，因为即便持有释放檔案，俄国人也可能随时将你重新收押，或许就此永远消失在某座战俘营里。更何况我曾在武装党卫军部队服役过，加之胳膊上有暴露身份的血型纹身，恐怕很难让俄国人对我笑脸相迎。这就是我选择暂时留在美占区的原因，并接受了为他们当卡车司机的工作提议。
志愿加入武装党卫军
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名（前）武装党卫军成员，日后会被贴上贱民、瘟神，甚至罪犯的标签。但我可以说，在我服役期间，我没有做过任何足以招致如此评判的事情。我叫奥托 · 屈勒温德，生于 1923 年 12 月 3 日，加入武装党卫军时年仅 17 岁。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志愿者来说，政治因素并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当然，我们年轻人都愿意为祖国、为德意志而战。此外，当时战争已经爆发，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威胁，至少我们每天从广播和新闻周报中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消息。但最吸引我的还是武装党卫军本身。我曾见过他们身姿潇洒的阅兵，那制服、那纪律，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武装党卫军被视为精英分子，我也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说重新来过，我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就不好回答了，因为毕竟我还是很幸运的。当然，我也经历过极其艰难的岁月，目睹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苦难与不幸。而如果我当时加入的是国防军，想必也会有同样或类似的经历。
暴风雨前的宁静
在正式入伍前，从 1941 年春天开始，我还需要服完为期六个月的义务劳动役，其中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华沙附近的波兰境内度过的。
劳动并非重点，本质是一种准军事化训练。
在波兰时，我也有过一段美好的经历。那是一个闲暇的午后，我与一位同龄的战友结识了两位德国红十字会的护士。当时我们年纪不大，都没怎么接触过异性。护士们年长一点，她们也很孤独又远离家乡。与这些年轻女性的邂逅，无疑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最美好的经历。六个月后，即 1941 年夏天，我们转入了武装党卫军训练部門，直接开始接受新兵训练。训练很艰苦，但毕竟都是年轻人，而且我们本就不指望能有多轻松。
在东线
之后，我被编入 SS" 维京 " 师，于 1941 年秋天立即被投入了中部战区（原文如此）。俄国平民的遭遇让人惋惜，他们承受了巨大的伤亡与苦难。当然，这与我们这些他们的敌人有关，因为是德国发起了进攻，但他们也常常成为苏联军队对其本国人民冷酷无情的牺牲品。比如，红军士兵一旦怀疑某处居民点有德军部队，就会毫不留情地炮击那里。
在一次推进途中，我们经过一座刚被俄国人炮击过的村庄。突然，有绝望的村民向我们挥手，示意我们到屋里去。这次我们班担任的又是先锋，我们根本没时间停留，而且那可能是一个陷阱，但我们还是跑了过去。屋里躺着一个九岁左右的女孩，她的头部被炮弹碎片击中，无疑是致命伤。女孩的家人恳求我们施救，设法保女孩一命，甚至把她带走。情况真是糟透了，我感到无比难受。我们给女孩包扎了一下，除此之外也是无能为力了。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因为进攻还在继续。
残酷的巷战
巷战尤为残酷，那是每个步兵的噩梦。你与三四个人一起推进，时刻都处于近战状态。在巷战中，是没有余力看守或后送俘虏的，因此交战双方通常都不留活口。这听起来很残忍，但现实就是如此。
如果被苏军俘虏了，我们也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某次行动中，我偶然推开一扇临街的房门，把里面的两名红军士兵给吓了一跳。我们迅速扔了一枚手榴弹进去，然后猛地关上房门。当时的战斗就是这样进行的。
后来，我成为司机兼传令兵，甚至为指挥官提供服务。我很喜欢这份差事，因为我与上级相处融洽，但最让我满意的还是那辆配发给我的大众 166 型桶车——这是一款四轮驱动的水陆两栖车，其尾部装有可折叠的螺旋桨，能用来穿越水網域。当然，驾车任务并未让我免除常规的作战任务，我还是要像其他人一样在战斗中坚守阵地。战争期间，我获得了几次嘉奖，并晋升为 SS-Rottenf ü hrer（上等豁免兵）。
死里逃學生
我的桶车偶尔会打不着火。还没等我解决这个问题时，我就已经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当时正值夏天，我们驻扎在一座小镇上，车里只有我一个人。有人突然喊道：快撤，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俄国人来了，他们就在拐角处。我跳进驾驶座，却无法启动发动机。而周围的车辆接二连三地加速开走，消失在扬起的尘土之中。
如果说 " 维京 " 师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战友情谊，没有人会被抛下。
但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没注意到我的困境。转眼间，就剩我一个人站在车旁。我感到胃里一阵翻腾，赶紧打开发动机盖进行检查。我还能听见己方车辆的声响，但很快就开远了。
他们来了！俄国人离我非常近，不到 100 米！枪声响起，子弹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
虽然我对这样的场景已经很熟悉了，但此刻也必须逃命了。我最后又试了一次，发动机还是无法启动，那我也只好留下这辆漂亮的桶车，逃命去了。我背起干粮袋，抓起卡宾枪，拔腿就跑。土路的上坡也十分陡峭，旁边是一片稀疏的白桦林，我拼命地朝那里跑去，只为远离危险！
就在我身后，一名士兵几乎要追上我了，他喊道：" 站住，站住！" 他很年轻，就和当时的我一样。他明明可以轻易地开枪击中我，却为什么没有那样做，这个问题余生都困扰着我。当意识到无法摆脱他时，我停下脚步，半躲在一棵树后，举起卡宾枪瞄准射击。距离约 15 米，我一枪就命中了他。然后我继续跑，所幸半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友军，我也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这件事让我很难过，一直暗自希望那个人活了下来。但现在我也明白了，对此不再抱有幻想。
切尔卡瑟包围圈
1944 年 1 月底，苏军在切尔卡瑟地区包围了我师和第 8 集团军大部。约 55000 名德军士兵陷入重围。面对苏军攻势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活着出去。未知的命运、饥饿、持续缺觉，加上寒冷的天气，真是太难熬了！更糟糕的是，我们还一直受到火炮和俄国空军的轰炸。
1944 年 2 月 16 日 23 时，突围的命令下达了。我们在一小片区網域集中兵力，试图在仅存的坦克掩护下突围。起初进展顺利，但天亮后，这段路程就成了地狱行军！
我们来到一处暴露在高地视野下的狭窄通道时，遭到密集的步枪火力压制，几乎不可能穿过这片雪原了。我记得一位不知姓名的 SS 上尉站起来喊道：" ‘维京’师，前进！" 于是我们匍匐着爬上左侧的斜坡，几乎是在为其他战友献身。我们凭借携带的几挺机枪，竟成功地消灭了步枪手。那位 SS 上尉始终与我们并肩而战，这也正是我们部队的传统——指挥官永远冲在最前线。
人间炼狱
稍后，当我穿过雪地稀疏的灌木丛时，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再次遭到疯狂的射击，子弹从我左右两侧的枝叶间呼啸而过，我却奇迹般地没有被击中！但最糟糕的是，中弹的人都只能躺在原地，没有人能施以援手，这太可怕了。以往我们总会救出每一个人，甚至阵亡者的遗体也要带回来。但现在，所有人都在逃命！过了一会儿，我越过那片危险地带后，见到的景象更惨烈了。一辆临时用来运送伤员的农用马车停在那里，他们本想将重伤员转移出去的，但由于地形所限而无法实现了。那些可怜的注定难逃一死的战友们，在严寒中痛苦不堪地躺着，却得不到任何救治！其中一位伤员唤我过去，他哀求道：" 兄弟，来，给我一枪吧。" 我下不了手，但这一幕至今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撒了谎，说他们都会被救出去的。
战争的最后几天
战争快结束时，我们驻扎在奥地利。1945 年 5 月，我们在那里精心构筑了阵地，俄国人没敢发起进攻。到了 5 月 8 日，我们的指挥官宣布战争将在当天结束。我们都惊呆了，一方面很高兴战争终于结束了，另一方面却不知道未来会如何？这可能也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和所有的牺牲都白费了。但当时我才 21 岁，或许还有着年轻人那种无所顾忌的心态。
我们的营长是深受爱戴的 SS 少校 A，人称 " 疯狗 "，他乘坐我开的桶车。我觉得他很友善，几乎就像一位好哥们儿。在战争的最后一天，他还是想像往常一样去视察一下阵地。山脚有条迂回的安全路线，但耗时长。要么就取道上方堤坝，而这更适合在夜间进行，因为白天会直接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中，并立刻招来炮击。营长看着我说：" 那么，屈勒温德，我们应该走上路还是下路呢？" 我仍然记得他坐在副驾上的模样，穿着褪色的迷彩夹克，戴着皱皱巴巴的帽子。我说："SS 少校，我会像往常一样，按您说的去做。" 他笑着说：" 好，那我们就到上面转一圈吧。整个战争期间我们都不怕，现在也没什么好怕的。" 我很高兴我们没有被击中，也安然无恙地回去了。
投降之路
我们连夜销毁了所有东西，然后第二天撤离了阵地。虽然允许单独行动，但所有人都选择了同行。我们想向美军投降，或者更好的是，以后都消失在某个没人注意的地方。当时局面很平静，我们的车队也顺利地向前开着。但随后我们在一座比较大的镇子外遇见了国防军士兵，他们警告说：" 小心，这里有奥地利自由军团成员，他们有武器！" 我们难以置信，这几年我们到底为何而战？
当我们的车队开过那座镇子时，果然看见戴着红色臂章的年轻人，有的甚至还穿着军装。这帮家伙冲我们叫骂着，发出明确的威胁，其中一些人持有枪支。接着，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遭到一辆插着红旗的军用卡车的袭击。营长终于忍无可忍，我必须停车了。后座上还有一支 " 铁拳 "。对于袭来的步枪火力，这位 SS 少校还是一如既往地不以为意。他指着卡车说：" 干掉它，屈勒温德。" 这是我执行的最后一个任务。战争其实已经结束了，那天是——我记得是—— 1945 年 5 月 10 日。虽然 " 铁拳 " 通常不是用来对付卡车的，但它还是奏效的。那辆卡车的末日到了，可能也是步枪手们的末日。对此，我们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同情。
最终，我们在萨尔茨堡的拉德施塔特附近向美军投降，他们没有像对待有些部队那样把我们移交给苏军。不过，我们被关进了原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营房。
还乡
在那之前，我从没去过当时被称为 KL（Konzentrationslager/ 集中营）附近的任何地方。
被俘期间的待遇倒不算很差，我们还能应付。有次我甚至隔着铁丝网，与两位穿着制服的年轻美国女性调笑了几句。她们很友好，还朝我微笑。
大约一年后，我终于获释。后来，我甚至回到了桑格豪森……
屈勒温德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