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教育經驗：盧鋒：強供給與弱需求，中國經濟如何再平衡？，歡迎閲讀。
" 美國有一本很有名的雜志叫《外交事務》，在 11 月份專門發表了一篇專題文章，采訪了三十幾位中外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能不能趕上美國這樣一個問題進行了讨論。"
" 關于宏觀經濟不斷有新議題產生，也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看法。我們需要結合宏觀經濟的實際表現，以對中國經濟的形勢以及一系列政策問題形成一個邏輯一致性較強的看法。"
" 我們經濟的供給活力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總的來説，我國經濟供給活力提示着長期追趕美國的前景光明，但需求持續偏弱成為制約短板，也是很現實的問題。要想破解這一難題，一方面，需要加大積極的宏觀調控的力度；另一方面，還要推進結構性改革，以及繼續弘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集思廣益。" 盧鋒老師説。
如何看待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的表現？它呈現出與過去不一樣的什麼特點？
如何理解當下的宏觀經濟，在未來幾年，它會表現如何？
有哪些傳統行業在供給端活躍增長？什麼是新能源行業的 " 新三樣三級跳 "？
如何治理需求偏弱的問題？中國經濟如何再平衡？
盧鋒，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英文雜志 "China Economic Journal" 創始主編，目前擔任中國财政部 G20 問題咨詢專家，曾經擔任人社部和農業部咨詢專家、國際機構 " 東盟 10+3 宏觀研究辦公室（AMRO）" 顧問委員會成員、世界銀行 2016 年世界發展報告咨詢委員會成員等。曾被評為 " 北京大學十佳教師 "。盧鋒老師對人民币匯率、國際收支平衡、資本回報率、產能過剩、就業轉型等問題都有深入研究，著有《經濟學原理（中國版）》等著作。
今天，盧鋒老師帶來課程，結合實際宏觀經濟的經驗表現，用一個清晰的邏輯框架，帶你理解當下和未來。
以下為課程筆記：
授課老師 | 盧鋒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編輯｜混沌商業研究團隊
支持｜混沌前沿課
中國經濟趕超美國之辯
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志 11 月 13 日就 " 中國經濟能否超越美國 " 這一問題采訪了中美兩國 30 多名經濟領網域的專家，對比了他們的看法，展現了他們做出判斷的原因。該雜志抛出的論點是：以名義 GDP 為衡量标準，中國經濟最終将在規模上超過美國。專家們的回答分為五個層級，分别是 " 強烈同意 "、" 同意 "、" 中立 "、" 不同意 " 和 " 強烈不同意 "。總的來看，認為中國經濟能夠趕超美國的經濟學者還是占大多數，但也有相當比例的主要是國外的學者持有否定看法，還有個别幾位看法相對中立。
所謂 " 超越美國 " 并不是人均收入趕上美國，用市場匯率衡量的人均 GDP，中國可能只相當于美國的 20%，這個現在看來還談不上。" 超越美國 " 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綜合實力能不能趕得上，綜合實力的度量方法比較復雜。" 超越美國 " 實際上指的是以市場匯率折算比較的 GDP 總量規模。
中國 GDP 能否趕超美國這個議題，最早是誰提出的呢？它是美國投行高盛于 2003 年寫的一篇題為 "Dreaming with BRICs"（ 即《跟金磚國家一起暢想》）的報告提出的。這個報告當時一出來我就説它一定會大行其道，一方面，它抓住了中國崛起這個重要趨勢。另一方面，這個名字起得有講究，後來的五個新興市場國家組成的金磚國家組織（BRICS）名字最早就源于這份報告。這個報告説，在新世紀的前半部分，全球經濟格局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新興大國就是中國，它預測 2041 年中國經濟總量會超過美國。
若幹機構對我國 GDP 總量超過美國時點的預測很有意思，它經歷了一個鍋底型的變化。最早（2003 年）大家認為這個時點會是 2041 年。到了 2010 年前後，中國經濟景氣水平特别高，使得大家覺得中國趕超美國的時間要大大提前。2010 年年初，我在二軌對話上演講，認為大概在 2020 年多一點中國就會趕上美國。2013 年，我專門寫過一篇論文，説大概 2022、2023 年，也就是現在就能趕得上。現在看來，我當然是太過樂觀了，但其實當時不光我過于樂觀，《經濟學人》和它底下的一個智庫 EIU 甚至認為 2018 年或 2019 年中國就能趕超美國。
但是在近年尤其是疫情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相對放緩，對于趕超時點的預測也出現了一些變化，這個數字開始往上跳，國外的預測大多認為中國經濟要趕上美國至少要到 20 年代後期，甚至是 2030 年以後，比如《經濟學人》就認為要到 2039 年才能趕得上，跟高盛最早預測的 2041 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想，在某種意義上這個鍋底型的預測圖也是中國經濟表現的一個函數圖。
我覺得這一變化的一個現實背景，就是我一開始強調的中國經濟供強需弱的基本面。中國在供給方面表現得很好，在基礎設施、傳統產業及新興產業方面都保持着活躍的產業更新态勢和較充裕的產能。總供給特别是工業制造供給能力昭示經濟發展潛力與積極前景。
然而，需求端偏弱就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需求端偏弱不是一個短期狀況，應該説在過去的五六年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這個問題，起起伏伏。這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和困難，我們一定要有切實的手段改變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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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活躍增長及其根源
中國的供給側活力優勢明顯。在基建方面，中國高鐵裏程、鐵路裏程、高速公路裏程、超過 3 公裏大橋的總長度、200 米以上高層建築竣工數等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中國基建狂魔的稱号不是徒有虛名的，而是對真實情況的一種反映。
在傳統產業中，鋼鐵是中國的傳統行業居全球主導地位的典型代表。在現代鋼鐵業出現的 150 年左右中，英國、美國的鋼鐵產量都曾經占世界一半以上，而在過去的幾年裏，中國鋼鐵產量占到世界一半以上，并且從現有的數據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狀态會延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大家現在可能感覺不到鋼鐵的重要性了，這是因為過去緊迫的問題都被解決了，我們在這一領網域已經基本成熟了。
另外，船舶制造行業，它有三個指标，新接訂單量、完工量和手持訂單量，其中新接訂單量是一個比較活躍的指标。今年中國船舶的新接訂單量占到全世界的 2/3，其它指标中國也占到一半以上。船舶制造最早是英國、西歐發展較好，後來輪到美國，再到日本、韓國，那現在中國崛起了。船舶制造不僅僅屬于傳統行業，也是一個技術高端化的行業。比如造船工業皇冠上的 " 三顆明珠 " —— 航空母艦、大型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大型郵輪，我國近些年全部集齊了。沒有幾個國家能夠制造航母，而我們中國現在開始具備這一能力，正在制造第二艘國產航母。此外，中國液化氣運輸船（LNG）的制造技術也非常高，占據了全球市場份額的三成以上。而随着國產首艘大型郵輪 " 愛達 · 魔都号 " 在今年交付，我國也成功成為全球第五個有能力建造大型郵輪的國家。這些都反映出中國在傳統行業中的高端領網域正在形成非常強的能力。
在新興行業中，從航天、機器人、生物科技，到芯片、新能源電池和汽車，中國有的處于先進行列，有的與前沿水平差距顯著但急起直追，有些被外國戰略遏制的所謂 " 卡脖子 " 行業也仍在活躍發展，新能源行業近年更是出現了 " 新三樣三級跳 " 的超預期表現。
" 新三樣 " 指的是光伏、動力锂電池和電動汽車。所謂 " 三級跳 "，就是產量飙升、出口快速增長、在海外大規模投資。" 新三樣三級跳 " 從行業案例角度凸顯中國高科技行業創新具有強大突破能力，提示高端產業更新的巨大潛能。
年初的二軌對話中，我們跟美國有關方面交流到這些問題，他們講 " 小院高牆 "，要限制中國，新能源就是其中一個領網域。諷刺的是，現在中國的新能源已經實現了彎道超車，達到了領先的位置。美國對于中國來美投資非常糾結，一方面它不願意讓中國進去，另一方面又擔心不讓中國進去反而會抑制美國國内新能源行業的發展。這就很好地説明了美國在高科技領網域對中國進行的一系列打壓，可能會給中國帶來一些短期的困難，但是沒法阻止中國保持開放格局，通過自身努力追趕上來。
過去三年，" 新三樣 " 的出口增量在金額上達到了 1000 億美元，這是非常了不得的，因為在這個領網域進口是相對有限的，不像電子業在出口的同時也要進口大量的芯片，并且這個領網域的供應鏈大部分都在國内，所以出口額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進出口貿易順差。當然成就和問題永遠是同時而來的，出口厲害了以後就可能有一些貿易摩擦，因為進口國進口太多，無法承受以後，就會進行一些限制。
中國企業非常敏感、反應很快，今年很多電動汽車品牌成群結隊地到國外投資，提早出去布局，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貿易壁壘的壓力。光伏行業很早就到國外投資了，現在國際形勢有所變化，今年到國外投資的企業又開始增加了。近一兩年到國外投資的動力锂電池相關企業大幅增加，2018 年前後這一行業就有一波企業到國外投資，今年投資案例猛增。
我覺得在高科技領網域，無論是國内還是國外，都形成了一個新的供應鏈。美西方現在要重組供應鏈，是從地緣政治這個非經濟的角度來做的。中國的努力也不是官方政策幹預的結果，而是這個行業起來以後，自發地形成了國内產能、出口、國外的產能的配置，這個新的供應鏈是在美西方和中國關系已經發生變化的背景下出現的，在某種意義上更具有生命力。
中國其實很早就有了 " 新三樣 " 的對外投資，也就是高科技領網域的投資。比如説聯想收購 IBM 的筆記型電腦業務，GEELY 收購 VOLVO，都曾轟動一時。早年對外投資大多以并購為主，去國外購買資產的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把技術、市場、技術人員都買過來，這是新興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現在高科技領網域的投資方式有所改變，從并購為主到綠地投資為主。綠地投資不是要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而是把有競争力的先進技術轉移到國外去。一葉知秋，在這一領網域的投資模式就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發達程度，也顯現出中國經濟在供給側方面的突破，對于中國如何應對外部世界的變化也很有意義。
當然中國的供給端也并非十全十美。在生物醫療等行業我們和發達經濟體還有差距。一些行業面臨着 " 卡脖子 " 的困難，即使華為在芯片上有所突破，但整體上可能還是有差距的。即使是在房地產這個傳統行業，我們有着很強的供給能力，但也依舊存在着一些問題。比如房地產多年實施 70-90 户型比、容積率等供給管制，對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滿足低收入與中產階層需求有不利影響。
那麼，供給活躍增長有哪些驅動力？
第一，開放型市場體制的激勵與支撐功能。剛才講到的在供給端表現較好的領網域，有些是國有企業本來就很強，但更多的還是一些民營企業走在前面。正是因為改革開放，我們建立了開放型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才能和外國有交流，新三樣都是外國先搞的，然後我們拿過來創新，後來居上。
第二，民企、國企、政府合力：民企開拓、國企托底、產業政策有限支持。政府制定產業政策進行幹預在行業的早期發展階段起到了一定的支撐作用，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説汽車騙保。光靠補貼也是不行的，企業作為創新主體要發揮作用，民營企業還是要衝在前面。
第三，十億級人口國内市場的巨大規模經濟。作為大國，國内市場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某一行業在國内形成了氣候，就可以在全球範圍内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甚至最後可以掌握了相當大的話語權。
第四，全流程覆蓋的產業和技術體系基礎。基于中國的大國屬性，我們的產業鏈覆蓋面特别寬，配套能力特别強。為什麼我們的造船業發展那麼快？就是因為鋼鐵、設備、機械方方面面的配套我們都能做得到。
第五，與傳統農業社會結構特點相聯系：勞動者勤奮努力與企業家資源豐裕。我們中國勞動者的勤奮、努力是出了名的，這于供給而言當然是有用的。另外，我們人口的基數很大，再加上我們歷史文化背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各種各樣的企業家仍不斷湧現。
需求端增長階段偏弱的現象和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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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如何再平衡？
如何治理需求偏弱的問題呢？
第一，宏觀調控政策力度需适度加大，并在實施策略上根據經驗加以調整。我覺得宏觀政策中最重要的是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革開放幾十年以來，中國的貨币政策的特點是，總量和結構工具中較重視采用結構性工具，在價格和數量手段中側重采用數量性手段。應對現實總需求偏弱形勢，貨币政策需适度增加總量積極調節力度，更充分利用總量和價格手段尤其是利率工具。
CPI 代表宏觀經濟的狀态，理論上講，利率會對 CPI 做出反應，CPI 高利率就要高一些，CPI 低利率就要低一些。發達國家利率工具的反應力度是 1:1，通貨膨脹漲了 1，利率也要提 1。中國利率工具的反應力度很弱，可能只有 0.1 到 0.2。實際利率就是政策利率減去通貨膨脹，我們的實際利率現在是非常高的，實際利率太高，很多企業覺得成本太高，就不願意借錢。很多經濟學家倡導降息，背後就是這個道理。
在财政政策方面，這兩年中央一直強調要 " 适度加力、提質增效 "。我認為，" 适當加力 " 就是增加總量，" 提質增效 " 就是合理結構。雖然财政赤字率和債務率近年趨勢性增加，我們的負債率是歷史上空前的水平，但在大國中還是比較低的，這個風險是可控的，因此仍需在總量上增加财政政策力度，在結構上更多去支持受疫情影響比較大的領網域比如加強對家庭部門的支持。
第二，推進結構性改革。弱需求和低景氣度現象存在體制原因，如果有一些讓大家看得見、摸得着的組合政策，我相信大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會大幅上升，需求不足的問題也會明顯改觀。我覺得現在仍然存在着類似的機遇，通過結構性改革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是可能的。
近來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提出建議，比如説加快放開户口管制，加大公共财政轉型和支持力度，為落户新市民提供同等待遇；對民營企業與國企真正一視同仁，全面落實競争中性原則，使得民企在法律和政策上獲得與國企同等待遇等等。
近期國家也進行了一些調整和恢復。
首先，宏觀政策強調逆周期調節支持需求，明年逆周期政策取向有望繼續維持。具體表現為，10 月下旬人大批準在今年四季度增發 1 萬億國債用于支持災後重建和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等八方面支出，追加新增 1 萬億國債轉移支付給地方、準許地方政府可提前利用明年發債限額、允許地方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等措施舒緩地區債務壓力等。
其次，重大監管舉措也在善後和修復。包括 7 月宣布對互聯網平台保持常态性監管，8 月國務院審議《關于規劃建設保障性住房的指導意見》14 号文等，都是在朝着積極的方向推進。
再者，就是中美關系階段性回暖。下半年，雙邊關系出現積極向好的變化。
展望 2024 年，盡管房地產 - 地方債的風險仍然存在，但宏觀和監管政策邊際寬松有望延續。雖然中美結構性的矛盾很難翻篇，但近期雙邊關系得以趨緩。因此，相對穩定的復蘇前景和外部的環境，為市場主體謀劃未來提供較有利時間視窗。
總的來説，我國經濟供給活力提示着長期追趕光明前景，但需求持續偏弱成為制約短板也是很現實的問題。要想破解這一難題，一方面，需要加大積極的宏觀調控的力度；另一方面，還要推進深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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