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532億美元在手，哈佛為什麼也難“救急”？，歡迎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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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 年，冬天即将來臨，新英格蘭小鎮上的清教徒們正在為第一所大學打地基。一位病重的年輕牧師約翰 · 哈佛，将一半财產捐贈給了這所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學。
5 年後，安妮 · 拉德克利夫捐贈了 100 英鎊，用于資助哈佛大學設立首批獎學金。
這是哈佛基金的起點。正如歷史學家布魯斯 · 金博爾指出的，哈佛大學的基金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永久性投資。
哈佛大學校園内的約翰 · 哈佛雕像
哈佛大學捐贈基金高達 532 億美元，位居全球之首，其中超過 70% 的投資組合用于對衝基金和私募股權投資。
這筆捐贈還不包括其房地產，其中包括波士頓河對岸的數英畝土地。這些地塊是哈佛大學在 20 世紀 90 年代數年間以 8800 萬美元的價格購得，當時哈佛大學為了避免支付更多費用，以匿名方式買下來。
2023 年，哈佛大學的首席投資官理查德 · 斯洛庫姆 ( Richard Slocum ) （這個頭銜在 17 世紀壓根兒還不存在）的收入為 760 萬美元。這些數字可能會讓許多生活永遠不會受到馬薩諸塞大廳（哈佛大學的一個重要建築，通常被認為是大學行政管理中心之一）影響的人感到困惑，甚至產生敵意。
當一所學校富到這種程度，很難不引起旁觀者的質疑甚至敵意。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掀起對 " 精英大學文化 " 的戰争時，哈佛和其他常春藤盟校被迫正視一個根本問題：這筆巨款，究竟是為了什麼存在？
錢，留着還是用？
特朗普政府堅稱高等教育存在一種危險的、知識僵化的文化，并因此對其發起攻擊。
政府一邊大砍大學研究經費，一邊質問：既然你們富得流油，為什麼不動用一點點來填補？比如説，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基金竟然是費城市政預算的 3.5 倍！
哈佛拒絕了政府的壓力，結果 22 億美元的資助被凍結，還被威脅要取消免税資格。哈佛沒有屈服，轉而起訴政府，捍衞自己的言論自由權。
校内外的辯論迅速升温：哈佛要不要破例，多動用點 " 小金庫 " 裏的财富？
哈佛大學或許會選擇進一步動用儲備金來彌補損失。又或許會選擇舉債，或以捍衞學術自由的名義發起籌款活動——《哈佛深紅報》報道稱，在哈佛大學宣布不會讓步後的 24 小時内，就收到了超過 100 萬美元的在線捐款。
哈佛校長艾倫 · M · 加伯
此時，一些名人站出來了，包括前總統奧巴馬和曾任财政部長的勞倫斯 · 薩默斯，他們提醒説：基金的存在，是為了危機時刻用的，不是用來炫富的。
如果你去跟學術官僚們説：" 哈佛這麼有錢，應該能輕松彌補政府削減的撥款吧？" 他們大概會用一種看三歲小孩試圖用太陽烤熟生雞蛋的眼神看着你。
為什麼那麼難動用？
哈佛當然有錢，但想要 " 太歲頭上動土 "，遠沒有那麼簡單。
首先，大學基金管理有一個幾乎是宗教信條的規則：本金不可動。每年至多拿出 5% 收益——這是歷史上通過實踐得出的所謂 " 最佳比例 "，既能支付開支，又能讓基金長期增值，雖然被人批評該标準的起源 " 完全是武斷的 " 且充滿偶然。
更麻煩的是，大量資金是被捐贈人限定了用途的，不能随便挪用。威廉姆斯學院前校長、現西北大學校長莫頓 · 夏皮羅（Morton Schapiro）解釋説，雖然許多限制是由捐贈者施加的，但也有一些限制是由大學本身施加的，" 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受限制 "。
而且，随着投資越來越多地轉向私募股權和對衝基金，資產流動性也下降了，不是想賣就能賣。即使如此，哈佛目前正在探索把約 10 億美元私募股權組合，與傑富瑞金融集團及 Lexington Partners 合作，通過二級市場出售，以應對流動性緊張與政治壓力。
富裕也意味着脆弱
這場風波暴露了一個矛盾：哈佛和其他名校，雖然驕傲于自己的财富，但也因此遭受到了針對金融階層的敵意；它們看起來就像一位富有的朋友，手腕上戴着江詩丹頓手表來吃午飯，抱怨着裝修傑克遜霍爾住所的費用，同時堅持要分攤賬單。
如何使用巨額财富，實則有榜樣可循。就在不遠處的紐黑文，耶魯大學用一種大膽的方式，重新定義了大學基金的玩法。
上世紀 80 年代，耶魯基金會迎來了一位天才投資人——大衞 · 史文森（David F. Swensen）。他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策略：把捐贈基金大舉投資到非傳統資產，比如私募股權、風險投資、房地產，而不是傳統的股票和債券。這種策略後來被稱為 " 耶魯模式 "，幾乎颠覆了大學基金管理的舊傳統。
大衞 · 史文森代表作
史文森的理念是：只要長期持有，分散投資，大學基金就可以承擔更高的風險，換取更高回報。
在史文森掌管下，耶魯基金的年均回報率一度高達 13% 以上，成為與沃倫 · 巴菲特一樣的投資大師，追随者遍布學術生态系統，推動精英高等教育領網域的财富增長，也開創了新的大學财富管理範式。
諷刺的是，哈佛其實早在史文森提出這一策略之前，就擁有類似潛力。哈佛管理公司是最早自己雇傭華爾街高手投資的大學。但随着時間推移，哈佛逐漸變得官僚化、保守，錯過了大膽改革的機會。
然而，如今時代巨變。
就在本月，耶魯大學捐贈基金被曝正在二級市場（S 市場）大規模出售其私募股權投資組合，交易規模高達 60 億美元（約合人民币 440 億元），約占其 414 億美元捐贈基金總規模的 15%。這是耶魯大學捐贈基金歷史上首次以 S 交易方式大規模抛售私募股權資產。即便在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耶魯也沒有采取類似舉措，因此此次行動被認為是一次重大轉向。
另一方面，耶魯基金重倉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近年來這些資產的流動性和回報表現不佳。2024 财年，耶魯捐贈基金投資回報率僅為 5.7%，遠低于此前十年 9.5% 的年均回報，在常春藤盟校中表現較差。
今天，哈佛正在艱難追趕，試圖提高回報率，同時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政府想征税，公眾要求更高透明度，内部則在争論，未來該走哪條路？
在過去幾十年，随着華爾街金融技巧滲透到大學基金管理，學校們也染上了金融精英階層的傲慢。這讓普通人更加反感——尤其是在許多公立大學因為資金短缺而倒閉、掙扎的背景下，精英大學巨額财富的存在格外刺眼。
左翼和右翼，居然在這一點上罕見地達成了共識：常春藤們的錢，實在太多了。有人提議提高大學基金的税率；有人建議取消它們的免税地位，把錢拿去救助貧窮大學。哈佛若被征收 14% 的税，光是税單就可能高達 7 億多美元，幾乎抵消它一年的獎學金開支。
這一切指向一個老問題：
大學到底是為了今天的學生和社會存在，還是為了一個模糊的、遙遠的 " 永恒未來 "？
至少目前來看，現代大學本質上是在進行一場 " 反比競賽 "（a contest of inverse ratio）：誰能帶來最顯著的資金積累量與被拒申請者比例之間的差距。
上世紀 70 年代，諾貝爾經濟學得主詹姆斯 · 托賓提出，大學應該像 " 不朽的機構 " 一樣，守護财富，讓每一代人都能受益。也有人質疑：如果未來永遠重要，那麼眼下的痛苦和需要，難道不值得關注嗎？
哈佛和其他名校，正在這場衝突中尋找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