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下跪招人：日本大學應屆生赢麻了嗎？

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HR下跪招人：日本大學應屆生赢麻了嗎？，歡迎閲讀。

日本職場真的逆天了！

98.1%，這是日本 2024 應屆生就業率。

2024 年日本月均勞動總時長為 136.9 小時，按每月 22 天算，打工人一天上班不到 6.5 小時。

2024 年 4 月入職的日本大學畢業新員工起薪為 226341 日元（約合人民币 1.1 萬元），比上年增加 4.01％，創歷史新高。

而日本普通勞動者的平均月工資為 330200 日元（約合人民币 1.5 萬元），創下有可比數據的 1976 年以來的新高。

怎麼回事？不是説失去的三十年嗎，日本這個國家開始翻盤了？

但，事情并沒有這麼簡單。

上面相關的數字，出自日本負責醫療衞生和社會保障的政府機構厚生勞動省。

通常是針對員工數 5 人或 10 人以上的民營企業和公營事業所抽樣調查，統計得出的，工資收入還只是不包括加班費在内的規定内工資。

數據可信度自然沒有太大問題。

但事實是，日本畢業學生就業情況确實在向好，倒也不至于好到逆天的地步。

在日本文部科學省和厚生勞動省的統計調查中，會區分就職希望率和就職率兩個概念。後者也就是所謂的就業率，其實是 " 希望就業的應屆生中實際就業人數，與希望就業的人數的比值 "。

比如説，某所大學有 1000 名應屆畢業生，其中有 600 名打算畢業後直接就業，而這 600 人中有 585 人成功就業了，那麼就業率就是 585 人和 600 人的比值，即 97.5%。

2022 年日本大學畢業生就業情況

事實上根據《日本統計年鑑》（第 74 回），日本在 2023 年大學本科畢業生人數約為 59 萬人，其中繼續求學的人數為 6.8 萬，統計中就業人數為 45.7 萬人，占比就只有 77.5% 了。

其他人去哪了，很難説。

可能出國、自主創業、繼承家業、自主學習，也可能正在躺平。

世界各國對畢業學生就業率的統計口徑不盡相同，比如我國統計這項數值的分母是某級教育畢業生總人數，但分子也包含了協定合同就業、自主創業、靈活就業和升學畢業生的總數。

不論怎麼説，放在日本失落的縱向 30 年裏，這也算是一種復蘇奇迹了。

再加上平均月薪的上漲，日本就業市場确實呈現出一種 " 賣方市場 " 的态勢。

從校招到社招，日企 " 變了 "，甚至在 2024 年春招時流傳出 HR 下跪招人的神奇場面，亦真亦假，但很日本。

根據日本人力資源龍頭 Recruit 發布的數據，2024 年日本企業對本科應屆生的平均求人倍率為 1.75，即 1 個求職者對應 1.75 個崗位，高于去年的 1.71。

對全國超 4000 家企業的調查顯示，有 49.1% 的企業預計上調首月工資，比去年上調的比例增加了 15.4 個百分點。其中，制造和金融兩大行業上調工資的比例最高。

另一人力大公司 doda 數據顯示，2025 年畢業的本科和碩士，也就是去年還在上大三和研一時，就已經有 68.2% 的人拿到了企業 offer，比例也是過去最高。

除了校招，日本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打破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的文化，既接受跳槽走，也歡迎社招來。

共同社最新調查顯示，歡迎離職員工回歸的日企已高達 71%，明确不歡迎老員工回歸的只剩 8%。

日本電氣 NEC 在 2023 年度回聘了超過 20 名老員工，公司 HR 承認這些員工在 " 友商 " 那裏積累的經驗非常寶貴，沒有必要把他們拒之門外。

這還是日本嗎？

當年它可是地球上出了名的 " 卷王 "，相比之下前些年國内的 "996" 風氣都稍遜風騷。

2019 年的熱播日劇《我，到點下班》中，32 歲的東山結衣是網站設計公司項目總監，永遠秉持不加班原則，18:00 準時打卡，然後一路小跑來到小巷子中一家中華料理店，享用熱氣騰騰的小籠包和冰爽啤酒。

同樣是料理店常客的兩位大叔經常看到她，就不禁嘀咕道：

哎喲，現在的年輕人真是不一樣了呢 …… 想當年，我們這代人如何如何辛苦，如何奮鬥 ……

于是，東山結衣甜美地回應一句：" 哦，然後就經濟危機了對吧？"

大叔立馬做乖巧狀，這真的無言以對。

1960 年秋天，日本池田勇人内閣為了轉移社會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政治關注度，大手筆推出了 "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旨在通過税收減免、導向性的投資、擴大社會保障網、鼓勵出口來刺激工業發展，目标是在十年内将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翻倍。

1955 年至 1970 年期間，日本名義 GDP 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 15.6%，1960 年後不到七年經濟規模就翻了一番，整個產業結構跑步實現工業化，大量人口脱離農業生產進入城市。

實際 GDP 增長率的變化（左圖）和不同產業從業人數的變化（右圖）

但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代價，從上世紀 70 年代後期開始逐漸顯現。

今天的日本之所以會成為一個 " 低欲望社會 "，年輕人缺乏拼搏和創新精神，一大原因，就是在上個時代人們普遍過勞，活力都被透支了。

" 過勞死 " 一詞就發源于日語，1980 年代開始在日本廣為流傳。

疊加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費主義浪潮，在進入 21 世紀後這種現象竟愈演愈烈。

2000 年 1 月，在橋本市政府工作的塚田浩向上級寫了申告書，很直接地説，" 我感到非常痛苦，身體已經累垮，趁現在還沒犯下重大失誤，我希望調動到其他工作崗位 "，但要求被上級忽視了。

直到 2 月份因為文書科拟的草案中出現一次錯誤，塚田浩感到自己負有重大責任，心理狀況跌到了谷底。

3 月 1 日，塚田浩在上班路上自殺了，遺書中寫道：" 非常抱歉，工作實在太多，我沒有辦法承受更多，只能選擇死亡，再向大家道歉，請原諒我吧。"

根據事後調查，算上居家辦公的時間，塚田浩在 2 月份的加班時長可能達到 200 小時，如果一天不落，相當于每天加班接近 7 小時。

2014 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對日本 5000 家企業進行調查，發現其中 80% 的企業存在員工工作時間過長與過度疲勞的情況。

日本企業過去曾以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為榮，鼓勵員工在同一家公司幹到退休。

所謂 " 終身雇傭制 " 是由創立于 1918 年的松下公司提出的，被尊為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曾説：" 松下員工在達到預定的退休年齡之前，不用擔心失業，企業也絕對不會解雇任何一個‘松下人’。"

相應產生的 " 年功序列工資制 "，是根據職工的學歷和年資長短确定其工資水平的做法，年資越長，工資也越高，職務晉升的可能性也越大，基本 " 論資排輩 "。

這樣一來，企業鎖定優秀的員工，員工也得到固定的保障。

這種模式被無數企業仿效，在戰後勞動力短缺的背景下，為二戰以後的日本經濟騰飛作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随着時間推移，這種把 " 忠誠 " 視為最大能力的文化，雖然保證了職場人的安全，卻也可能讓他們無限期地忍受着同一家公司、同一個上級的壓榨。

當經濟上揚時，大夥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歷史沒法假設，絢麗的泡沫在上世紀 90 年代初終于還是破滅了，成了《我，到點下班》料理店中大叔們心中永遠抹不去的痛。

上世紀 90 年代日本年輕人發明了 " 社畜 " 這個稱呼，也開始用超低生育率表達無聲的對抗。

這些自然演變的結果，背後卻隐藏着更大的危機。

日本厚生勞動省今年 2 月 25 日發布數據稱，2024 年人均每月勞動時間為 136.9 小時，勞動時間指數比上年下降 1.0%。

《日 · 經 · 中 · 文 · 網》分析稱，新冠疫情後歐美的勞動時間恢復到了原來的水平，日本卻恢復緩慢，是件亦喜亦悲的事。

一方面，物極必反，聲名狼藉的 " 過勞死 " 現象也是到了不得不變的地步。

日本在 2019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工作方式改革關聯法》，是 1947 年《勞動基準法》制定以來的第一次對加班時間數做細化限制。大企業率先執行，中小企業從 2020 年開始執行。

法國巴黎銀行證券公司的河野龍太郎認為："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導致加班需求減少，限制加班的影響不太明顯，但影響在經濟活動恢復正常的 2023 年之後開始顯現。"

在有統計的 10 人以上民營部門中，全職工作的普通勞動者規定内的勞動時間減少 0.5%，加班時間減少了 2.4%。截至 2024 年日本正式員工的勞動時間減少對總體勞動時間下降的貢獻達到了 8.1 小時。

但另一方面，讓整體勞動時長減少更重要的原因，竟是企業擴大錄用了短時間工作的兼職員工。

日本基礎研究所的齋藤太郎分析了以 1993 年為起點的月均勞動時間減少的主要原因，發現截至 2024 年，日本總體的月均勞動時間減少了 24.7 小時。其中，兼職員工比例上升對勞動時間減少的貢獻最大，達到 10.6 小時。

根據《日本統計年鑑》的顯示，2023 年日本 6738 萬的勞動人口中，正式雇員人數是 3606 萬，非正式雇傭的勞動人數達到 2124 萬，占到總勞動人口的 31.5%，并且還呈現出上漲的趨勢。

從 2024 年的月均勞動時間來看，日本的正式員工為 162.2 小時，兼職員工為 80.2 小時，只有前者的一半。

沒錯，兼職員工比例上升拉低了總體勞動時間。

短時間工作的人數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日本越來越多女性和老年人就業。

2018 年日本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就達到 69.4%，相比 2012 年上升了 5 個百分點。

到 2024 年，大約 83% 的日本黃金工作年齡女性（25-54 歲）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這一比例比美國（2024 年，77%）還要高。

中小企業和需要大量人手的零售、餐飲以及運輸等行業的勞動力短缺情況嚴重，他們對女性參加工作抱有很高期待。

女性融入社會工作，這還相對比較好理解，也是性别平等的進步。

但老年人還在職場中逗留，就有點迫不得已的意思了。

早在 2005 年，日本就已進入了 " 超老齡化社會 "，即根據聯合國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 20%。

此後，由于長期低位徘徊的總和生育率和平均壽命的延長，日本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不斷走高。

日本總務省 2024 年公布的細分數據顯示，在日本 65 歲以上的女性有 2053 萬人 ( 約占女性人口的 32.3% ) ，65 歲以上的男性有 1572 萬人 ( 占男性人口的 26.1% ) ，人均預期壽命分别達到 87.14 歲和 81.09。

日本人口長期演進推算（厚生勞動省，2021 年）

與此同時，日本 65 歲以上老年人就業人數也創了新高。

同樣來自日本總務省的數據，2023 年，日本 65 歲以上仍在工作的老年人比 2022 年又增加 2 萬人，達到創紀錄的 914 萬人，就業比例達到 25.2%。

也就是説，在 65 歲以上的日本老年群體中每 4 人中就有一人處于工作狀态。

就年齡段來看，60 歲到 64 歲老年人的就業比例為 74%，65 歲到 69 歲為 52%，70 歲到 74 歲為 34%，75 歲以上為 11.4%，所有年齡段的就業比例都在不斷上升。

日本已經在 2021 年 4 月開始實施《高齡者雇用安定法》，該法律要求企業有義務為 70 歲以下的員工提供就業機會。企業可以選擇：一）提高退休年齡；二）廢止退休年齡制度；三）再雇用。

" 批發零售業 "、" 醫療福利業 " 和 " 服務業 " 最受 65 歲及以上老年群體的歡迎，就業人數排在前三位，其中 " 醫療福利業 " 的高齡就業者增幅最為顯著：在 2013 年到 2023 年間增加了 1.4 倍。

日本社會，正在表現出 " 工作至死 " 的決心。

是日本老人熱愛工作嗎？

怎麼可能？

2020 年日本的老年贍養率是 1.89，意味着現在不到 2 位 20-64 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就需要贍養一位老年人。

據《朝日新聞》報道，日本在 2022 财年已經支付了 40 年國民養老保險的個人，每月只能領取約 6.5 萬日元（約合人民币 3250 元），國民年金替代率從 1990 年的 62% 暴跌至 2022 年的 38%，而日本家庭的平均月消費支出卻高達 24.4 萬日元（約合 12145 元），" 養老金貧困 " 才是日本老人的難言之隐。

日本第一批嬰兒潮 " 團塊世代 "（1947-1949 年出生）已經進入超老齡階段，卻難有片刻清閒。

至于年輕人起薪上漲，看上去更像勞動力市場的 " 回光返照 "。

一方面，在這樣的勞動力 " 天花板 " 下，人手短缺和薪資上漲導致企業成本提高。日企部門勞動成本在 2024 年 10-12 月同比上漲 4.5%，僅次于新冠疫情以來的最高紀錄（4-6 月的 5.2%）。

另一方面，這樣的人力資源結構讓企業創新能力受到嚴重抑制，2024 年日本内閣府公布的日本社會全要素生產效率保持在 0.5%，事實上在 2013 年以後就從沒超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