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4天就被撤的「最佳影片」，我想説點内幕

今天小編分享的電影經驗：上映4天就被撤的「最佳影片」，我想説點内幕，歡迎閲讀。

這個風波好像被人忘記了。

今年香港金像獎的最佳影片，頒給了《給十九歲的我》，這部紀錄片花了近 10 年的時間，跟蹤拍攝了六位女孩子的成長經歷與個人故事。

然而導演張婉婷并未到場領獎，影片也早在獲獎前匆忙下映了。

原因是紀錄片拍攝的對象與創作者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裏面被記錄的女學生接受采訪，指責學校與制片漠視自己不願公開上映的要求，并且在電影裏還使用了一些通過偷拍而獲得的素材與内容。

對于這樣深度介入個人隐私的紀錄片，創作的邊界在哪裏？

導演和拍攝對象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契約？

對于這些問題，與其閉門造車。

不如聽聽專業人士的實踐經驗。

Sir 就這個問題專門請教了紀錄片導演蔣能傑，他的作品包括《初三》《村小的孩子》《龍老》《加一》等。

今天這一篇，交給他來講述紀錄片背後的故事。

文 | 蔣能傑

Sir 電影獨家專稿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張婉婷導演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公映後被爆争議，紀錄片道德倫理被質疑，有被拍攝的女生表明反對公開放映，上映沒多久，很快下映了。

這事件曝出後，我也很關注，畢竟自己從事十幾年的紀錄片創作，不自覺讓我警覺，反思和思考。紀錄片道德倫理一直是行業關注和探讨的問題，也是從事這行業人士所面臨的很現實的問題。

而金像委員與評審們為何又要不顧這些争議，堅持把 2023 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高榮譽的最佳電影獎頒給《給十九歲的我》，他們評選的标準我不太多評論，或許他們有自己的獨立性，不受外界的影響。

其實在《給十九歲的我》的紀錄倫理争議爆發之前，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已經宣布《給十九歲的我》獲得本年度最佳電影。從影片的整體質量來講，在行業已經是高度認可的，包括在争議爆發及片方撤映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沒有撤回此獎項。

我也常被網友私信咨詢，問到關于肖像權和如何取得拍攝對象的信任的問題，一言兩語又講不清，借此機會，梳理一下我的創作經驗，統一分享我的一些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希望對有此困惑的創作者同行一些啓發，純屬個人經驗分享，不一定都适用。

很多創作者拍親近的人，容易取得信任，接地氣，熟悉也方便記錄，但也是有界限感的，拍攝者與紀錄片的倫理自覺，這應該屬于職業素養問題。

比如私人空間，拍攝對象的家裏，未經同意肯定是不可以拍攝。再比如情感生活，拍攝對象談戀愛，屬前期拍攝，主角談戀愛可以記錄的，只要拍攝對象的雙方同意，最後是否剪輯進去，就得考慮他們是否在一起，不在一起他們雙方是否願意把這段情感經歷剪輯進去，如果剪輯進去，難免對他們以後的生活和感情有影響，拍攝對象和包括創作者得認真考慮和評估。

當然，這還有一個問題，得考慮影片播出的渠道和平台，如果是公映、網絡發行，牽涉了商業行為，任何想看的人都可以看到，那就不得不慎重考慮。因為一旦籤訂發行合同，正式公開，這将是所有人來審視，包括不理智不理性的觀眾和網友，包括親友以及同事同學，所有認識你拍攝對象的人。

△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我是 2009 年開始影像創作的，那會我的肖像權意識也不強，早期的作品也基本沒籤肖像授權書。我作品很多是學術放映、民間放映、高校放映，很少正式在院線和網絡發行，沒牽涉太多商業行為會好很多，後面我部分片子發行，平台方有要求拍攝對象籤肖像授權書，就是為避免像《給十九歲的我》出現的情況，我也有去補籤肖像授權書。

我早期作品基本是身邊的親友，以及村裏的父老鄉親，他們都很信任我，拍攝也基本很配合我。片子雖然呈現很多問題，他們也是勇敢面對，沒有回避。片子放映過程中，觀眾對我們的拍攝對象也有很多質疑和批評，有些我也反饋給他們，他們覺得都是這樣，也沒要求我要删減這部分内容。

比如家庭矛盾，他們也不太回避，包括前期的拍攝，他們覺得就是這樣，可能鄉村家庭矛盾、婆媳矛盾，太常見，村裏人也知情，也就不用太刻意回避。但如果拍攝對象前期拍攝很在意這些，我就會規避這些，後期可以剪掉這部分内容，如果剪掉對你整個片子故事影響很大，那就得考慮是否繼續跟拍。所以一個片子的前期拍攝，我都多拍人物，會有備選，順利保證合同籤訂到期出片。

比如我有一部紀錄片叫《加一》，很多觀眾質疑奶奶重男輕女，對孫女太暴力。我一般一部作品都先給拍攝對象看，他們覺得不合适的地方，我會慎重考慮，要不要删減，但很多還是很尊重我的作品，包括觀眾對這位奶奶的質疑和批評，我反饋給她，這位奶奶很直接回答就是，我們鄉村教育孩子可能不像城裏人那麼文明，其實也是，傳統的中國家庭，不那麼善于愛的表達。她説她小孩我可能還打，孫子孫女我也就罵罵而已，沒動手。

△ 《加一》海報

在鄉村，父母不在家，家裏的哥哥和姐姐，是要承擔更多的責任，照顧弟弟妹妹，可能片中的主角是姐姐，很多人以為是重男輕女，其實要是哥哥，情況也差不多。

我就是哥哥，父母在廣東務工多年，不在身邊，我作為哥哥一樣得照顧弟弟，要做很多家務活，哥哥沒照顧好弟弟，自然要挨罵，其實跟男女沒太大關系。回想我小時候也基本是打罵教育，我小時候可能乖一點，我弟弟比較調皮和叛逆，就挨打挨罵比我多很多。村裏人很多看過這部片子，也并沒有質疑和責怪這位奶奶教育方式不對，也沒給這位主角帶來太多負面和心理壓力，雖然對于觀眾并不這麼認為。不過，打小孩是不可以的，我認識的年輕人，包括現在鄉村的老師，很少有打小孩，打學生的情況。

△ 加一在放牛、洗碗、洗衣服、照顧弟弟

我早期作品，很多是留守兒童題材，裏面反映孩子跟父母隔閡，跟爺爺奶奶親近，包括跟父母對孩子不了解，孩子跟父母也沒啥感情，我們拍攝對象也很清楚這些情況，也不太回避。

我有部紀錄片叫《村小的孩子》，當時做全國展映，去了很多高校，有次在廣州的華南農業大學放映，我邀請了我留守兒童拍攝對象在附近務工的父母來看。看完片子後，這位父母很感動，説看到自己孩子這幾年的成長和變化，也發現自己小孩很可愛的地方，更多了解孩子的生活習慣和想法，他們太多關注到他們的缺點，説我對他們孩子了解更多，説下次打電話回家，可能對孩子更有話聊。這對農民工父母正苦悶，平時孩子們接他們電話，都不知道説啥，也沒話聊。

△ 《村小的孩子》

至于紀錄片《礦、馬、塵》能深入到礦井去拍礦工，也主要是因為我父親，以及我父母的兄弟姐妹在開礦，很多民工和開礦的老板都是親戚，他們對我很信任，要不很難深入。他們不會擔心我去舉報，如果是其他的礦井我是不敢去拍的，他們對拍攝也是很敏感的。片子公開時，當地礦區都關停好幾年了，拍攝也有十年了，那些開礦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情，我也就選擇網盤和線下小規模公開，其實網盤，在鄉村很多人基本不用，可能影迷用得比較多，真正抵達到我們拍攝對象眼中，可能性也不大。

△ 《礦、馬、塵》海報

最初拍攝這個礦工和塵肺病題材作品，是出于紀錄片職業病，覺得我有這麼一個難得機會，可以深入礦井拍攝，最開始我只是抱着積攢素材的想法，知道暫時幾年是公開不了的。後面陸續跟拍了幾年，很多人得了塵肺病，才聚焦塵肺病群體，挑選了一個塵肺病家庭跟拍記錄，前期到後期成片，其實剛好歷經十年。

所以像我們這樣的獨立影像，很少有拍攝腳本和文案，都是邊跟拍邊架構，邊調整，邊修改，甚至邊剪輯的。這跟電視紀錄片，專題片還是很不一樣，跟劇情片更不一樣，劇情片我少拍，成本太高，主要還是低成本紀錄片創作，更能回歸我的初心，更自由，更能用影像自由表達我的想法。

△ 跟拍的塵肺病人

劇情片是虛構的，我們制片人給演員支付片酬都有籤訂合同，上面有肖像授權書的内容。當然，像我創作的紀錄片，大致的主題和方向是有的，要不前面拍攝太雜亂，後期剪輯也辛苦，太依賴剪輯剪一個好的故事來，還是很有難度。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作品主要呈現事實，不會太多評論和引導性的東西，解讀交給觀眾。雖然我作品是有立場和态度的，但基本不會很直白直觀地呈現給觀眾，能給觀眾帶來思考和啓發，引發讨論，我就很開心。

△ 《礦、馬、塵》進入礦井拍攝片段

這可能鄉村拍攝和在城裏拍攝不一樣，城裏人對私人空間、私人生活，以及肖像權意識很強。好比城裏不太熟悉的人，不會去探究人家私人生活，沒太多時間和機會八卦，包括鄰裏之間也不會太多來往，這和鄉村不一樣。村裏一般大小事，很快就傳開了。

我早期的作品，也面臨一些問題，雖然跟肖像權沒太大的關聯，就算籤訂了肖像權，這問題一樣面臨，一樣要思考應該怎麼處理。

分享兩個例子，一個是我關注抗戰老兵紀錄片《龍老》，因為鳳凰視頻有投資，2016 年這個片子在鳳凰視頻有獨家上線，得獨家兩年。片子的主角龍老已經去世了，片子傳播到片子主角龍老的孫子那裏，龍老的孫子也不是直接聯系我，和我們共同認識的朋友那裏表示不滿，不滿的是呈現他爺爺和他母親的矛盾，其實就是公媳矛盾，他不太願意讓太多人知道。後面這個片子在鳳凰視頻獨家一年後，也就下線了，至今也沒視頻網站上線，如果上線，這也是我需要面對的問題。當然，這個片子的片源網盤傳播和私下傳播還是有的，畢竟看到的人很有限。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關注教育題材紀錄片《初三》曾碰到過兩個事情，一個就是我拍攝的主角是當時初三的女生，看到抖音關于這個片子的解説，她很不開心。這個視頻傳播量也比較廣，抖音在鄉村用的人也比較多，她很多親友同學看到了，和她説的。

我找來看了，确實有過度解讀這個女生當時所面臨的困境，我不得不聯系這個抖音博主，希望删除這個視頻。我部分作品拍攝的是未成年人，他們和家人當時是同意拍攝和公開，但并不代表就永久。如果後面他們長大成人，不希望公開自己這些過往，我們一樣會面臨和《給十九歲的我》的問題，為什麼片子發行我一般只籤訂兩三年的合同，這樣給自己一個主動權問題。

還是紀錄片《初三》發生的事情，就是一個影視類的短視頻博主借這個片子去質疑和批評當地教育制度，我們片子拍攝所在地的教育部門就不開心了，找到當時同意我拍攝的校長，校長再聯系我，能不能删除這個視頻。事後我聯系博主，博主并沒有回復，這事情也不了了之。

我作品很多是公益題材，歡迎解説和二創，這樣也能更好地傳播和發聲，公益題材作品，傳播才能更好地發聲，讓更多人看見。但過度解讀和質疑，确實也會給我帶來一些麻煩，一般最好是授權一下，我自己看一下二創的視頻有沒有事實上錯誤和過度解讀，但這麼操作的影視類自媒體不多。

△ 紀錄片《初三》DVD 封面

以上主要聊到的是跟拍對象是親友和信任的人，如果是陌生人，有信任的人介紹會好點，但信任你，還得需要多走近拍攝對象，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也需要讓對方感受到誠意。走進拍攝對象，放下架子，拍攝對象最開始是沒責任和義務接受你的拍攝，人家拒絕你拍攝是人家的權力，你就應該放下你的設備，去溝通，溝通人家還是不同意，應該中止自己的拍攝。

當然，公眾場合，屬于公務員系統執法，實際上是為民服務，我認為是可以拍攝的，行使公民監督的權力，連公安部都發文過，警察公眾執法，都可以拍攝的。很多新聞報道，包括港片裏，警察執法逮捕犯罪嫌疑人為啥戴頭袋，也是保護犯罪嫌疑人的肖像問題。

還有，紀錄片創作，特别是導演和一線攝影師，親和力是很重要，不應該有架子，放平姿态去多一些觀察和了解，少固化自己，多思考如何拍攝，如何呈現故事，預判接下來的故事走向，當然紀錄片有很多不确定性，這也是紀錄片有意思的地方。

這很多屬于前期調研工作，先不輕易提拍攝，最開始接觸我都不帶機器，确定是否是理想中的拍攝對象。沒基本的了解和信任，一開始就提，對方拒絕，再繼續就有難度。

跟拍攝對象的最初相處，除打消彼此顧慮，沒把握的事情别輕易承諾，功利性很強的拍攝對象，還是得謹慎一點，因為你的拍攝，不一定能達到拍攝對象的期待，沒有希望就沒有失望，要不後續容易滋生矛盾。還有你的拍攝，可能影響拍攝主角的聲譽、工資、待遇、工作等，你都得謹慎，要不你拍攝後，很可能你的拍攝對象不同意你公開，可能參展還可以，因為看到的人畢竟不多，主要以評委為主，哪怕是影展上的展映，也沒多少觀眾。當然，影展播放了，一部分觀眾看了，一樣容易劇透。

拍攝過程中，增進信任的同時，慢慢讓拍攝對象習慣鏡頭，習慣有人記錄，完全忽視攝影機的存在，這也是不可能的，有人和攝影機的存在，是客觀存在。我拍片現場人盡量少，機器盡量小，少更換一線攝影師。平時盡量多地和被拍對象相處，收集信息，明确拍攝的關鍵時間點，故事發生時，得在現場，得敏鋭地拿起機器，做好記錄，如果不在，事後努力彌補。

△《礦、馬、塵》中塵肺病主角趙品鳳去世後采訪其家屬

不管拍攝對象是誰，主創應少一些俯視和仰視，多一些平視、多一點尊重，多一些同理心。拍攝對象有自己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努力不幹擾。初次接觸我的拍攝對象，我是相當謹慎和小心，同時又需要努力保證自己的拍攝。在信任慢慢增進的同時，來決定拍攝哪些内容，講哪些話，問哪些問題。

比如隐私問題，沒到一定信任程度，不要探究和拍攝人家隐私，還有可能讓人家為難和難堪的問題和場景。為什麼有些紀錄片越到後面越精彩，因為越到後面，彼此越信任，越敞開心扉。當然，紀錄片更多是記錄和呈現，少一些説教的觀點，多讓觀眾去評判。

注意保護好拍攝對象，片子公開之前，得給被拍對象看一下，公開之後，可能帶來哪些影響，提前做好預防和溝通，一起面對。還有，既然和拍攝對象處成朋友，那就得互幫互助，拍攝對象有困難，作為朋友，至少得力所能及給予幫助。我跟拍的拍攝對象很多是弱勢群體，和貧困家庭，這些互幫互助尤為重要。

比如來拍我，采訪我，溝通第一印象很重要，這人會有基本素養不，會自我介紹不，介紹不宜太多，也不能太少，來之前有沒有做點功課。從最初的溝通和信息，來判斷這人會尊重人不，會不會對我正常生活和工作有很多幹擾。甚至判斷，跟這人會聊得來不，三觀衝突大不，如果聊不來，可能接下來彼此都不愉快。很簡單，相處過程中，發現這人不值得信任，不尊重人，合作繼續就有難度。

我拍紀錄片挑合作機構和拍攝對象，很多是朋友，基于對朋友的信任和了解，三觀一致，再深度合作拍片子，所以對于我，沒基本信任和了解的人，很難有深度合作，因為接下來很多不确定性，拍個片子，整得很不愉快，獨立電影又很難掙錢，沒必要。

所以我近幾年創作的關注心智障礙和性少數題材作品，都是跟好朋友的機構合作的，他們推薦大量的案例讓我挑選，協助我拍攝，甚至片子主要拍攝幾個人物的肖像權也給我搞定了。因為他們關系比較好，彼此信任，而且通過我們的合作拍攝相處，也比較認可我的團隊，所以很順利籤訂了肖像權授權書。

至于肖像權授權書，我們一般成片出來後，給我們拍攝對象看了成片才籤訂的，一開始只是口頭同意，開始跟拍，要是一開始籤訂，我們擔心拍攝對象有顧慮，擔心我們拍攝的任何内容都可以公開，其實我不是這麼操作。拍攝過程中，我也刻意跟他們講，是可以剪掉的，所以成片完成，給他們看了，覺得沒問題了再籤訂，這樣，比較妥當。

以我關注性少數題材公益紀錄片《彩虹郵輪》為例，這個片子開拍的半年，其實我們沒找到啥拍攝對象，雖然我和我團隊在他們圈子，社群活動裏經常活動，也找機會給他們很多人説，有沒有願意分享自己故事，讓更多人了解這個群體，少一些偏見和歧視。

這開拍前就告訴他們，我們是要公開的，讓更多人看到和了解，作為公益影像，只有盡量多地抵達觀眾，才能發揮更大的價值，也就是讓拍攝對象有知情權，他們接受拍攝就要考慮，以及評估片子公開後，會對自己和生活造成影響，不是只為參展和小規模放映。

因為有時片源一公開和泄露，傳播量是很難控制的，特别很多人版權意識并不強，片源容易滿天飛。紀錄片《彩虹郵輪》剛開始拍攝半年，我努力在宣傳和介紹我正在拍的片子，但是主動來找我們的人不多。當然，剛開始不多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們對我不太了解，也就不太信任，或許接觸不太多，他們也在考慮，慢慢就多很多了，打開一些缺口，再朋友介紹朋友，慢慢就好很多了。

後面我們拍攝大概是十幾個個體故事，最後挑進去大概八個人物故事剪輯進去，考慮到男女、年齡，以及性少數不同類别等不同因素，一般我們拍攝剛開始盡量多的拍攝人物，慢慢聚焦重點人物，拍攝過程中就得考慮是否合适公開，拍攝對象是否對公開有顧慮，以及是否對他們生活和工作有影響，這些都需要考慮，再決定是否繼續跟拍和是否剪輯進去。

△ 《彩虹郵輪》中的幾個拍攝對象

關于紀錄片《彩虹郵輪》沒剪輯進去的人物故事大概有這幾方面的原因，人物故事有雷同，故事都差不多，都剪輯進去，意義不大，作品的故事和剪輯都得精煉。還有一個就是拍攝對象沒有出櫃，剪輯進去，公開放映，肯定對他們有影響，這些我都基本放棄了，也不用征求他們同意是否剪輯進去，明顯不能剪輯進去。就算剪輯進去，我自己也有心理負擔，老擔心，擔心害怕對我們拍攝對象正常生活和工作太多幹擾和影響。

片中有一個拉拉的故事，當時采訪拍攝，她很開放，我都剪輯進去了，後來得知她生小孩了，我拍攝人物和故事，很多是朋友一樣，拍攝期間和拍攝完成以後，我們也常保持聯系，也盡量聚聚。這個人物故事，我明顯感覺剪輯進去不合适，因為有小孩後，小孩長大後會不會有影響，裏面還牽涉太多隐私。當然，我沒有完全放棄，我可以持續跟拍，前提是他們同意，這個拉拉是怎麼生小孩的，她的家庭和小孩怎麼面對社會這樣，因為她們很不一樣，我認為要包容這些不一樣，不同的顏色，但這個社會的歧視和偏見還是很嚴重的存在。

△ 《彩虹郵輪》中一些同性戀父母的心聲

關于這個片子八個故事，還有一個故事的人物沒有籤訂肖像權的問題，因為這對拉拉在一起幾年後分手了，就算當時他們感情好，籤了肖像授權書，其實一樣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籤訂了，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她們也有跟我表示，分手了，這段過往公開就會很尴尬，剛分手肯定也是很痛苦的，我作品參展和線下放映有她們故事的版本，片中我也會修改和説明她們的故事，她們已經分手了，這是一段過往經歷，這樣不會給觀眾誤解她們還在一起。

參展和線下放映觀看的人畢竟不多，但是線上網絡要是公開的話，得處理這個問題，要是她們勇敢面對這個過往，願意公開，要不就得剪掉她們這個人物故事，但這個故事，我和觀眾都很喜歡，覺得很美好的愛情故事。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暫時不願意公開，并不代表多少年後還是不願意，時間可以改變很多東西，或許多少年後，她們不太在意這些過往，有可能是一段經歷的見證，美好的回憶，到時還是可以公開的，還是可以征求她們同意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