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教育經驗：《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世界經濟的已知與未知，歡迎閲讀。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經濟管理學刊 Author 馬丁 · 沃爾夫
作者 | 馬丁 · 沃爾夫《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
來源 | 經濟管理學刊 管理智慧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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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引言
2025 年 3 月 21 日，《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 · 沃爾夫（Martin Wolf）受邀來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與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管理學刊》主編劉俏教授，就 " 穿越迷霧：探讨世界經濟的已知與未知 " 這一主題展開對話。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經濟評論家之一，馬丁 · 沃爾夫基于其三十餘年對全球經濟的觀察經驗，從宏觀分析視角切入，系統梳理了全球經濟的長期趨勢與短期風險并具體針對人口結構轉型、全球化與去全球化、技術變革等當前全球經濟的重大議題展開評述。本文根據馬丁 · 沃爾夫先生演講和對話内容對其觀點進行整理。
未來全球經濟的五大确定性要素
過去幾十年間世界經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雖然全球經濟以平均每年 3% 的實際速度穩定增長，但從 20 世紀 70 年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石油危機，到 80 年代末東歐劇變，90 年代初蘇聯解體，再到 90 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至 2020 年突如其來的全球性疫情，每個時代都有完全超出預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變革發生。世界經濟整體難以預測，但仍存在五大結構性趨勢可被視為相對确定的錨點。
第一，人口結構的根本性轉變。全球人口增長将集中于非洲與南亞，而高收入國家及中國等經濟體面臨急速的老齡化。至 2050 年，非洲人口規模可能超過當前高收入國家總和。勞動力市場的區網域分化将重塑全球經濟：非洲的年輕人口紅利與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壓力并存，後者需通過延長工作年限、提升健康保障等措施緩解增長約束。
第二，氣候變化的不可逆性。未來 20-30 年極端氣候仍将加劇。化石燃料排放量在過去 150 年持續上升，除非全球聯合采取激進措施以對抗氣候變化，否則現有技術路徑難以快速扭轉這一趨勢。
第三，技術革新将驅動深遠的經濟轉型。摩爾定律揭示了信息技術進步遵循指數級演進規律，現實中我們也看到了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1965 年時半導體芯片晶體管數量為 6500 個，而如今一台普通蘋果電腦的芯片就含有 1340 億個。毫無疑問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術在未來還将有新的颠覆性發展。
第四，經濟重心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轉移。亞洲新興經濟體（尤其是印度、東南亞）即将成為重要的經濟增長源。這一轉移不僅将改變貿易與資本流動格局，更将重塑地緣政治權力結構，引發既有國際秩序調整。
第五，經濟增長的持續性。100 年前的人們可能并不會對未來的經濟增長保持充分的信心。然而，1950 年以來，全球經濟年均增速保持在 3% 左右，僅 2008 年金融危機與 2020 年疫情導致短暫收縮。長期來看，技術擴散與市場深化仍将支撐增長，但增長質量的差異可能加劇國家間不平等。
劉俏對話馬丁 · 沃爾夫
全球經濟值得重視的三方面脆弱性
在全球經濟大轉型中，必然存在各種衝擊。在過去 20 年間，就有六次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的衝擊，包括：國際金融危機、全球疫情、疫情後國際通脹、俄烏戰争、高利率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戰後國際秩序的颠覆。在未來，全球經濟有三方面脆弱性值得重視，我們尤其需要針對這三方面的脆弱性建立具有韌性和包容性的經濟體系。
第一，金融系統的脆弱性。金融的本質就是管理對未來的賭注，因為經濟世界是幾乎不可預測的，人類對風險認知也會呈現樂觀與悲觀的周期性波動。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反映出當時的金融體系的若幹重大弊病。金融危機以來，銀行業資本充足率提升與私人信貸市場風險隔離機制（如私募股權、風險投資）增強了金融韌性，但是如今的金融領網域依然存在值得擔憂的現象。當前發達國家公共債務占 GDP 比率已接近二戰結束時的水平，而潛在經濟增長率遠低于 1945 年後的重建期。低增長與高債務的組合可能引發主權違約或私人部門債務危機。金融系統應該保證承擔正确的風險來源，金融創新應當在促進創新和社會福祉方面承擔合理風險，金融系統應該通過不斷的結構調整來降低引爆全球經濟的可能性。
第二，政治秩序的脆弱性。西方民主體制的合法性面臨民粹主義與威權傾向的雙重衝擊，特朗普執政期間的許多 " 去制度化 " 行為可能加劇了政策的不可預測性。馬丁 · 沃爾夫的新書《民主資本主義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中談到，戰後西方政治秩序正日益限于一種瀕臨内戰的狀态。伴随着國際力量起落，曾經以西方國家聯合主導的冷戰後國際秩序正在瓦解，許多國際組織（如 WTO 等）的重要性正在削弱。地緣政治格局正在重塑，這與當前中美對弈的形勢尤其相關。伴随着國際政治風險而來的，則是加速的 " 去全球化 " 進程。我們見到了越來越多的 " 去全球化 " 迹象，維持全球化的壓力日益增大。
第三，生态環境的脆弱性。氣候變化、能源消耗問題日益嚴峻，如果沒有及時地、有效地應對，我們将不可避免滑向全球生态系統崩潰的臨界點，而一旦越過臨界點，我們将無法挽回。
先進科技促進服務業增長是關鍵
中國的增速本身正在放緩。這種高速增長本就不可能永遠持續，任何經濟體都無法像中國起步階段那樣長期保持超高速增長。絕對增速的放緩主要源于人口增長停滞，全球人口流動趨緩，且除非洲外多數地區人口老齡化加劇。這些結構性因素難以改變，因此絕對增速放緩是必然的。但若聚焦人均 GDP 增長，我們會發現兩大關鍵制約因素：
首先是人口結構。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勞動力增速已普遍低于總人口增速，60 至 70 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快速攀升，而年輕群體規模縮減，導致勞動力規模持續萎縮。當前重大政策挑戰之一，就是如何構建醫療、養老等支持體系，激勵各年齡段人口參與勞動——這需要系統性變革，中國同樣面臨這一課題。
其次是生產率問題。過去三四十年間，全球經濟前沿領網域的生產率增長總體令人失望。雖然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信息技術等曾促進經濟增長，但始終未能像電力、内燃機等突破性創新那樣顯著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學界争議這是否源于統計方法缺陷，但更深層原因在于羅伯特 · 戈登（Robert Gordon）指出的本質：這些技術對經濟系統的變革力不足。其根源在于，當制造業這類高生產率、技術密集的部門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其相對價格會快速下降。即使該部門自身持續創新，其在 GDP 中的占比仍會收縮，對整體生產率提升的邊際貢獻日益微弱，這在制造業占比普遍低于 20% 的發達經濟體已非常明顯。而占據經濟主體的服務業卻面臨技術創新滲透緩慢的困境。以教育和醫療為例：我們至今仍需與 25 年前同等數量的教師來維持課堂效果，護工照料老人的效率也難有質的提升。這正是制約整體生產率提升的核心痛點。
當前中國的服務業占比約 57%，已接近英國 20 世紀 60 年代的水平。而如今發達國家服務業占比普遍達 70%-80%，若無法突破服務業效率瓶頸，整體經濟生產率就難有起色。下一階段，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機器人系統、數字孿生等技術，或許能大規模重塑教育、醫療、餐飲等勞動密集型服務領網域的生產率。當制造業占比降至個位數時（如當前發達國家），其效率提升對全局影響已微乎其微。非洲等發展中地區情況雖不同，但對中國等即将步入深度服務經濟體的國家而言，這場服務業效率革命将決定增長天花板的高度。
先進科技促進服務業增長是關鍵
冷戰後的全球化浪潮催生出一個以經濟邏輯為主導而運行的世界，這對于和平、繁榮以及人類的普遍福祉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20 世紀 90 年代初到國際金融危機這段時間，可被認為是全球化的黃金年代。幾十年間，我們見證了世界經濟發展帶來的人類社會巨大進步，包括欠發達地區人均壽命的大幅上升，世界絕對貧困人口的下降，以及女性地位的提升。而如今，" 逆全球化 " 思潮、民粹主義思潮湧起，這相當程度上歸結于全球化進程的 " 後坐力 "。一方面，技術發展改善交通運輸，從而帶來了大量的人口遷移，這在很多地區造成了社會問題，也誘發了排外情緒。另一方面，比如在美國，全球化帶來了制造業衰落，部分地區曾經制造業就業占當地總就業的 20%-30%，現在經歷了自動化和全球化進程，必然只有不到 10%。許多民眾和政客希望通過貿易保護手段來實現制造業重振，這本質是一種對制造業風光時代的懷舊心理。排外情緒和懷舊心理交織，催生了以特朗普為代表的逆全球化人物。而特朗普在任的許多舉措大大超出了國際社會的預期，從解散西方國家陣營，到對加拿大、墨西哥加征關税，再到執政部門改造——他永久地改變了美國政治，曾經戰後秩序中美國的角色已一去不返，全球治理在其任期内也被注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
然而，全球化進程是不會停止的。全球化本質包含六重維度：商品貿易、服務貿易、資本流動、人口遷移、技術擴散與思想傳播。當前衝擊主要集中在商品貿易與人口遷移領網域，而資本的流動難以阻遏，技術和思想則是天然地具備超越邊界的特性。全球化還将繼續，全球格局還将發生變化，這不但取決于美國，也取決于中國、歐盟等 " 超級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