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分享的教育经验：《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世界经济的已知与未知，欢迎阅读。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经济管理学刊 Author 马丁 · 沃尔夫
作者 | 马丁 · 沃尔夫《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
来源 | 经济管理学刊 管理智慧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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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引言
2025 年 3 月 21 日，《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 · 沃尔夫（Martin Wolf）受邀来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管理学刊》主编刘俏教授，就 " 穿越迷雾：探讨世界经济的已知与未知 " 这一主题展开对话。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评论家之一，马丁 · 沃尔夫基于其三十余年对全球经济的观察经验，从宏观分析视角切入，系统梳理了全球经济的长期趋势与短期风险并具体针对人口结构转型、全球化与去全球化、技术变革等当前全球经济的重大议题展开评述。本文根据马丁 · 沃尔夫先生演讲和对话内容对其观点进行整理。
未来全球经济的五大确定性要素
过去几十年间世界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虽然全球经济以平均每年 3% 的实际速度稳定增长，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危机，到 80 年代末东欧剧变，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再到 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至 2020 年突如其来的全球性疫情，每个时代都有完全超出预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发生。世界经济整体难以预测，但仍存在五大结构性趋势可被视为相对确定的锚点。
第一，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全球人口增长将集中于非洲与南亚，而高收入国家及中国等经济体面临急速的老龄化。至 2050 年，非洲人口规模可能超过当前高收入国家总和。劳动力市场的区網域分化将重塑全球经济：非洲的年轻人口红利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压力并存，后者需通过延长工作年限、提升健康保障等措施缓解增长约束。
第二，气候变化的不可逆性。未来 20-30 年极端气候仍将加剧。化石燃料排放量在过去 150 年持续上升，除非全球联合采取激进措施以对抗气候变化，否则现有技术路径难以快速扭转这一趋势。
第三，技术革新将驱动深远的经济转型。摩尔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遵循指数级演进规律，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1965 年时半导体芯片晶体管数量为 6500 个，而如今一台普通苹果电腦的芯片就含有 1340 亿个。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术在未来还将有新的颠覆性发展。
第四，经济重心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亚洲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印度、东南亚）即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源。这一转移不仅将改变贸易与资本流动格局，更将重塑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引发既有国际秩序调整。
第五，经济增长的持续性。100 年前的人们可能并不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保持充分的信心。然而，1950 年以来，全球经济年均增速保持在 3% 左右，仅 2008 年金融危机与 2020 年疫情导致短暂收缩。长期来看，技术扩散与市场深化仍将支撑增长，但增长质量的差异可能加剧国家间不平等。
刘俏对话马丁 · 沃尔夫
全球经济值得重视的三方面脆弱性
在全球经济大转型中，必然存在各种冲击。在过去 20 年间，就有六次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冲击，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疫情、疫情后国际通胀、俄乌战争、高利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颠覆。在未来，全球经济有三方面脆弱性值得重视，我们尤其需要针对这三方面的脆弱性建立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体系。
第一，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金融的本质就是管理对未来的赌注，因为经济世界是几乎不可预测的，人类对风险认知也会呈现乐观与悲观的周期性波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反映出当时的金融体系的若干重大弊病。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提升与私人信贷市场风险隔离机制（如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增强了金融韧性，但是如今的金融领網域依然存在值得担忧的现象。当前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 GDP 比率已接近二战结束时的水平，而潜在经济增长率远低于 1945 年后的重建期。低增长与高债务的组合可能引发主权违约或私人部门债务危机。金融系统应该保证承担正确的风险来源，金融创新应当在促进创新和社会福祉方面承担合理风险，金融系统应该通过不断的结构调整来降低引爆全球经济的可能性。
第二，政治秩序的脆弱性。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面临民粹主义与威权倾向的双重冲击，特朗普执政期间的许多 " 去制度化 " 行为可能加剧了政策的不可预测性。马丁 · 沃尔夫的新书《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中谈到，战后西方政治秩序正日益限于一种濒临内战的状态。伴随着国际力量起落，曾经以西方国家联合主导的冷战后国际秩序正在瓦解，许多国际组织（如 WTO 等）的重要性正在削弱。地缘政治格局正在重塑，这与当前中美对弈的形势尤其相关。伴随着国际政治风险而来的，则是加速的 " 去全球化 " 进程。我们见到了越来越多的 " 去全球化 " 迹象，维持全球化的压力日益增大。
第三，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气候变化、能源消耗问题日益严峻，如果没有及时地、有效地应对，我们将不可避免滑向全球生态系统崩溃的临界点，而一旦越过临界点，我们将无法挽回。
先进科技促进服务业增长是关键
中国的增速本身正在放缓。这种高速增长本就不可能永远持续，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像中国起步阶段那样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绝对增速的放缓主要源于人口增长停滞，全球人口流动趋缓，且除非洲外多数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些结构性因素难以改变，因此绝对增速放缓是必然的。但若聚焦人均 GDP 增长，我们会发现两大关键制约因素：
首先是人口结构。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增速已普遍低于总人口增速，60 至 7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快速攀升，而年轻群体规模缩减，导致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当前重大政策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构建医疗、养老等支持体系，激励各年龄段人口参与劳动——这需要系统性变革，中国同样面临这一课题。
其次是生产率问题。过去三四十年间，全球经济前沿领網域的生产率增长总体令人失望。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等曾促进经济增长，但始终未能像电力、内燃机等突破性创新那样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学界争议这是否源于统计方法缺陷，但更深层原因在于罗伯特 · 戈登（Robert Gordon）指出的本质：这些技术对经济系统的变革力不足。其根源在于，当制造业这类高生产率、技术密集的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相对价格会快速下降。即使该部门自身持续创新，其在 GDP 中的占比仍会收缩，对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边际贡献日益微弱，这在制造业占比普遍低于 20% 的发达经济体已非常明显。而占据经济主体的服务业却面临技术创新渗透缓慢的困境。以教育和医疗为例：我们至今仍需与 25 年前同等数量的教师来维持课堂效果，护工照料老人的效率也难有质的提升。这正是制约整体生产率提升的核心痛点。
当前中国的服务业占比约 57%，已接近英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水平。而如今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普遍达 70%-80%，若无法突破服务业效率瓶颈，整体经济生产率就难有起色。下一阶段，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机器人系统、数字孪生等技术，或许能大规模重塑教育、医疗、餐饮等劳动密集型服务领網域的生产率。当制造业占比降至个位数时（如当前发达国家），其效率提升对全局影响已微乎其微。非洲等发展中地区情况虽不同，但对中国等即将步入深度服务经济体的国家而言，这场服务业效率革命将决定增长天花板的高度。
先进科技促进服务业增长是关键
冷战后的全球化浪潮催生出一个以经济逻辑为主导而运行的世界，这对于和平、繁荣以及人类的普遍福祉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国际金融危机这段时间，可被认为是全球化的黄金年代。几十年间，我们见证了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人类社会巨大进步，包括欠发达地区人均寿命的大幅上升，世界绝对贫困人口的下降，以及女性地位的提升。而如今，" 逆全球化 " 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涌起，这相当程度上归结于全球化进程的 " 后坐力 "。一方面，技术发展改善交通运输，从而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迁移，这在很多地区造成了社会问题，也诱发了排外情绪。另一方面，比如在美国，全球化带来了制造业衰落，部分地区曾经制造业就业占当地总就业的 20%-30%，现在经历了自动化和全球化进程，必然只有不到 10%。许多民众和政客希望通过贸易保护手段来实现制造业重振，这本质是一种对制造业风光时代的怀旧心理。排外情绪和怀旧心理交织，催生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逆全球化人物。而特朗普在任的许多举措大大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预期，从解散西方国家阵营，到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再到执政部门改造——他永久地改变了美国政治，曾经战后秩序中美国的角色已一去不返，全球治理在其任期内也被注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
然而，全球化进程是不会停止的。全球化本质包含六重维度：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资本流动、人口迁移、技术扩散与思想传播。当前冲击主要集中在商品贸易与人口迁移领網域，而资本的流动难以阻遏，技术和思想则是天然地具备超越边界的特性。全球化还将继续，全球格局还将发生变化，这不但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欧盟等 " 超级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