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對話全國政協委員陸銘：監管應針對具體的行為和主體，不要擴大到一個行業，歡迎閲讀。
經濟觀察報 宋笛 / 文 近年來，中國民間投資增速不斷下降。2023 年和 2024 年，民間投資同比增速均為負值。2024 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僅為 50.1%，降至 2012 年公布民間投資數據以來的最低點。其中，此前頗為活躍的民營科技企業投資下滑也較為明顯，自 2021 年達到投資高峰後，頭部互聯網企業對外投資就出現大幅度下降，對外投資部門人員縮減，直至 2024 年下半年才有一定回暖。
如何重振民間投資，特别是頭部科技企業的投資熱情？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建議，消除政策中的模糊地帶，建立讓各類市場主體更明白的投資規則，比如如果要 "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可以用負面清單制度明确什麼樣的行為是 " 無序擴張 "。
此外，陸銘認為，此前輿論中将資本跟勞動力、民生福祉對立的觀念需要進一步厘清。實際上，資本是能夠推動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的。從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角度考慮，恰恰應該鼓勵企業多做投資，而不是少做投資。
經濟觀察報：近年來，民間投資增速下降的現象比較明顯，你認為民營企業，特别是民營科技企業的投資意願為什麼降低？
陸銘：投資下降既受到整體經濟走勢的影響，也與此前一些收縮性政策有關。這些政策在力度和方式上，仍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兩年前，我提過建議：監管應針對不好的行為和不好的主體，這些主體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某家企業。但我們有時候會因一個負面事件而對全行業進行監管，波及面太廣，會影響投資人的信心。特别是在一些創新領網域，這些領網域在初期可能是 " 泥沙俱下 " 的，如果因為部分 " 泥沙 " 招致對整個領網域的監管，投資這些領網域的風險就會增加，投資人就不敢投了。
第二個原因是輿論的影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部分社會輿論存在一種把資本跟勞動力、民生福祉對立的傾向。資本本身是一個中性的概念，當發揮好的作用時，它可以創造就業、促進創新。比如一些生活服務類平台經濟就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盡管這些新型靈活就業群體也會對社保制度帶來新的挑戰，但這些不盡如人意之處是可以改善的。因此，不能一遇到問題，就首先想到 " 一刀切 " 地關閉這些平台。
由于這兩個原因，有錢的大企業不願意投，中小企業又拿不到融資，一些投資機構則因面臨風險過高、收益預期下降，也不敢投了。
這幾個原因放在一起就會觀察到，近年來中國獨角獸型企業的增長速度是放緩的。市場參與者也出現了變化，比如國資基金占比提升，民營投資機構和海外資本的市場份額下降。
經濟觀察報：近年來各地國資基金發展迅速，這部分資金能否替代民資和海外投資機構在創新中的作用？
陸銘：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運作模式決定了它們各自的優勢。國有資本應該去投兩類：一類是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特别重要的戰略性行業，比如航空航天、超級算力基礎設施或太空探測等領網域；另一類是有明确成功先例、風險不是很大，但需要重資產投入的領網域。
但國資在一些創新風險比較大的領網域存在先天劣勢。資本投資必須依賴于一個機構或者自然人來做投資決策。在國有體制内，這些機構和自然人可能并非專業領網域出身，這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另外，他們通常有具體的任期，任期結束後可能會調任其他機構，這也會影響他們對投資回報周期和風險的偏好。
從監管的角度，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要求使得國資投資盡可能避免虧損。在實際操作中，這會導致每個項目都被設定 KPI（關鍵績效指标），而這與創新投資的邏輯是相悖的。更重要的是，民營投資機構在創新領網域能夠形成 " 高創新—高風險—高回報 " 的閉環，投資人也能獲得高回報。但在國有投資機構，很難建立起針對投資人的 " 高創新—高風險—高回報 " 的正向激勵機制。
經濟觀察報：平台企業是市場中重要的投資者，在對平台經濟監管進入常态化後，怎麼重新激活平台企業的投資活力，如何在 "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 和 " 促進創新 " 之間取得平衡？" 紅綠燈 " 制度應如何完善？
陸銘：首先，要減少模糊地帶，建立讓各類市場主體更清晰明了的規則。比如，"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就需要明确什麼樣的行為屬于 " 無序擴張 "。理論上 " 法無禁止即可為 "，需要通過更明确的法律來劃定 " 無序擴張 " 的邊界，只要不在 " 無序擴張 " 的範圍内，市場主體就可以放心投資。從這個角度出發，應建立投資的 " 負面清單 "，明确告知哪些領網域是社會資本不能進入的。對于不受限領網域的投資行為，即使出現一些不能預見的問題，也可以通過事後監管來調整，這種事後監管需要提供一定的容錯空間，比如提供一個視窗期，讓市場主體逐漸調整。
此外，在制定政策時，要多考慮市場意見。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個提法特别好，就是要 " 注重傾聽市場聲音 "。
經濟觀察報：更活躍的資本、更多的投資對社會意味着什麼？
陸銘：社會公眾在理解上可以有一個轉變：資本是能夠推動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的。從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角度考慮，應該鼓勵企業多做投資，而不是減少投資。只有企業多投資，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當就業崗位增多，勞動力市場需求旺盛時，勞動者的待遇才能提高。至于這種提高是以工資水平體現，還是以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來體現，只是形式問題。如果勞動力供需關系不改變，僅提高社保覆蓋度，那麼這部抽成本要麼以個人收入水平的下降為代價，要麼就會轉嫁給消費者。
經濟觀察報：你在新型城鎮化方面進行了長期調研，從調研看，目前市民城鎮化的主要阻礙是 " 不能進城 " 還是 " 不願進城 "？
陸銘：" 不能進城 " 與 " 不願進城 " 兩種現象是同時存在的，只是出現在不同級别的城市。總體而言，特大城市的主要矛盾是 " 不能進城 "。特大城市的積分落户制度對學歷、社保年限的要求，把大量服務行業的從業者擋在門外。另一個問題是，這些城市的積分落户制度還常常伴随着名額限制。這意味着，即使達到某個 " 門檻 "，也不一定能落户，而是需要根據積分高低進行排序，按名額依次落户。從目前的情況看，特大型城市應該逐步取消積分落户的名額限制。我們看到，最近廣州、深圳等城市已經作出了改變。
三、四線城市更多是 " 不願進城 "，因為農民擔心落户城市後會失去農村的各種權益，主要包括農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資格權和集體财產的收益分配權。實際上，2024 年召開的第二十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确，農業人口市民化後，這些權益仍會得到保障。但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很多農民并不知道這條政策。
知曉政策是第一步，要讓農民群體放心進城，還需要這些政策在各地的執行過程中能夠得到保障，不變形。
經濟觀察報：近年來很多城市都在打造創新高地，在人才引進時會強調引進 " 高端人才 "，給予各類補貼和優待。但對一些零工群體、服務業從業群體等，反而會設定障礙或給予較少的公共服務，這種思路會帶來什麼問題？
陸銘：一個事實是，如果人口流動不受制度性制約，高技能人才的集聚程度越高，對基礎服務者的需求也會越大。以美國為例，每新增 1 名高科技人才，會帶動 5 個就業崗位，包括 1 名律師、1 名醫生以及 3 名諸如超市收銀員、餐館服務員、家政服務員等低技能崗位，帶動的高低技能就業是 1:1。（注：高技能和低技能是以學歷為劃分标準）
我們傳統上認為，城市發展越快，就越需要高技能人才，而低技能人才找工作就會更困難，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在高技能人才的工作場景中，需要大量輔助性崗位，例如設備操作員、安保人員、食堂廚師、清潔工等。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高技能人才的時間成本顯著增加，企業就會通過外聘專職人員或外包來完成輔助性工作。比如，大學老師 20 年前是自己打掃辦公室，現在反而有專門的清潔人員，因為老師生產率高了，即使勞動工資也大幅度上升，仍需要請專人打掃衞生，讓老師們把時間解放出來投入科研和教學中。
所以，越是高技能人群聚集的地區，對各類服務的需求就越豐富、越旺盛。比如現在一線城市裏幫忙照看寵物也是一類就業崗位。
只有擁有豐富的勞動力，人們才能在一座城市享受到各種便利、實惠的服務。所以，越是收入水平高的地方，越應該敞開大門，讓各類服務人員進來。如果人為設定障礙，就會導致各類服務過于昂貴或短缺，這反過來又會影響高技能人群的居住生活體驗，讓城市留不住人。中國一些特大型城市已經因此出現了人才外流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