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分享的财经经验：“企业家之城”：解码杭州的创新方程式，欢迎阅读。
文 | 施星辉
春节以来，DeepSeek 横空出世，改写了全球 AI 产业化路线图，也引发了海外资本对中国科技资产重估热潮。
为什么杭州在这一轮中国创新中率先胜出？在官媒和自媒体的热烈讨论中，可能因素几乎穷尽了。很多城市主政者也在思考，在营商环境、双招双引等方面，杭州有哪些举措可以学？
1971 年 1 月 11 日，美国记者霍夫勒在《每周商业》电子新闻系列文章中首次使用 " 硅谷 " 一词，指代高科技产业正在兴起的旧金山湾区一带。" 硅谷 " 模式一直被世界各地在不同程度地不断复制与效仿。历经 50 年风雨，今天硅谷仍然是美国新兴产业的策源地，与新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杭州被誉为 " 东方硅谷 "，当然不是一天建成的。杭州创新的密码，源于 20 多年前的 " 天堂硅谷 " 战略，在此过程中也印证了硅谷大佬格雷厄姆的 " 技术路由器 " 理论：资本（有钱人）、极客（技术人才）与大学（知识枢纽）实现了化学反应。
一、资本路由器：民营沃土的财富磁极
哈佛大学计算机博士、硅谷大佬保罗 . 格雷厄姆，作为全球著名创业孵化器 Y-Combinator 的创始人，长期致力于孵化高科技企业，他对营商环境与产业创新有深刻的洞见。
在《为什么是硅谷》一文中，格雷厄姆把硅谷比作一个技术路由器（technology hub），把两类人：有钱人（投资者）和极客（技术人才）结合在一起，其他人才如管理人员随之而来。
在美国城市中，硅谷也是很神奇的存在。比如，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有钱人很多，但几乎没有极客；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则相反，极客很多，但是没有有钱人。
杭州打造 " 东方硅谷 " 的第一步，是让政府钱袋子鼓起来，让有钱人更愿意来。故事还要追溯到 20 多年前。
2000 年 4 月 -2010 年 1 月，王国平担任杭州市委书记近十年；在其主导下，杭州先后制定了若干影响深远的发展战略，包括：《城市总体规划 2001-2020》，拥江发展的 " 钱塘江时代 "、打造数字经济的 " 天堂硅谷 " 等等。这十年，确立了今天杭州的城市格局与发展空间。
2001 年，杭州完成了中国城市史上颇具魄力的空间重构：萧山、余杭撤市设区，主城区面积激增 4.5 倍，成为长三角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主城区。
其后，杭州也按下了 " 土地财政 " 的按钮。20 年来，土地出让收入常年稳居全国前三，为城市基建和产业基金持续输血。
实际上，就资源禀赋而言，当时的杭州既无矿产、也缺港口，唯有自然与人文的环境是最大的优势、最重要的资产。2002 年 2 月，杭州市委九届全会提出 " 五项战略 "，包括 " 工业兴市 "、" 开放带动 " 和 " 环境立市 " 等内容。2008 年的十届四次全会，更新为 " 六项战略 "，除了 " 环境立市 "，新增 " 城市国际化 " 和 " 服务业优先 " 等等。
基于 " 环境立市 " 战略，杭州曾向迪拜学习打造国际化品牌。时任主政者认为，迪拜的成功秘密在于 " 做环境吸引石油美元 "，杭州要做的是，" 做环境吸引中国民资 "。杭州早期招商模式就有一个理念是，" 以民引外，民外合璧 "；杭州一度成为省内外知名民企的新总部。
同时，受益于浙江民营经济的整体氛围，省会杭州在吸引有钱人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浙江民营经济向来很发达，老板特别多，杭州更是独占鳌头。
2024 年，浙江全省市场主体达 1040 万户，平均每 6.5 个浙江人就有 1 个老板；其中民营企业 350.53 万户，占企业总量的 92.06%，每千人拥有民营企业 56 家。全国工商联推出的 " 民企 500 强 " 是衡量民企发展质量的硬指标，2024 年浙江企业上榜超 20%，连续 26 年全国第一。
而杭州的民营经济更为强大，企业数量达到 92.07 万户，占全省民营企业 26.27%，居全省之首。杭州连续 22 年蝉联民企 500 强总部最多城市，数量远超深圳、苏州，是名实相副的民企第一城。
另一方面，在创业氛围上有一点很难得，浙江长期关注中小企业的培育成长。本世纪初，浙江就着手设计与完善服务中小企业的制度体系；2012 年构建 " 一中心、一平台、一码 " 的公共服务体系：即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浙江企业之家 " 综合服务平台和企业码等等。杭州也是如此，用王国平的话来说，就是 " 抓大不放小 "。
因此，浙江民企不仅有顶天立地的大树，更有铺天盖地的小草；活力强、链条全的民营经济，本身就是创新产业化的热带雨林。据公开资料，宇树科技的多家零配件供应商，很多就来自浙江本地民企。
值得一提的是，有钱人对安全感特别重视，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用脚投票。不仅要吸引有钱人来，更要留得住有钱人。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浙江特别重视为民营经济提供法律保障。2020 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制定《民营经济发展条例》，与《营商环境条例》构成营商环境法治化的两大支柱。今年两会完成二读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很多内容参考了浙江的条例。
在维护民企合法权益上，浙江态度很明确。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 " 远洋捕捞 " 现象，浙江敢于出手。2024 年该省检察院帮助 269 家企业解除异地违规查冻扣资金 1 亿余元，甚至对外省违规执法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在 " 环境立市 " 战略指引下，杭州的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起步早、理念新。
比如，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上，2019 年杭州就独创了一个机制：让民企高管特别是二代到政府部门挂职，增进了政企的相互了解。2020 年 3 月疫情正炽，杭州政企沟通平台 " 亲清在线 " 上线，实现了企业诉求直达与政策优惠立享；去年杭州率先研发了全国首款类 GPT 的政策机器人，有力推动政策的落地生效。
杭州坚持 " 环境立市 "，一方面打造 " 投资人的天堂 "，持续聚集浙江乃至全国的民间资本；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托底作用，共同打造出一个财富强磁场。
与民资相比，国资能弥补市场信心与公共产品不足的问题。" 杭州资本希望让更多企业家和投资人能够关注杭州投资杭州，让杭州的创业生态繁荣下去。"
2024 年杭州国资与民资共建的产业基金群，规模高达 3,000 亿元，吸引了如达晨创投、红杉中国、君联资本与顺为资本等全国性 VC 在杭落地。
二、极客引力场：数字高原的技术裂变
2000 年 12 月，杭州市出台 " 一号工程 " 檔案，提出 " 构筑数字杭州，建设天堂硅谷 " 的发展战略。
2003 年是非典之年，陷入困境的阿里巴巴推出淘宝，就此步入发展快车道。正是这一年，" 数字浙江 " 战略正式启动。
2003 年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提出浙江发展的 " 八八战略 "，其中 " 法治浙江 "、" 信用浙江 " 和 " 数字浙江 " 等方略，影响尤为深远。2003 年 1 月，浙江两会上首次提出 " 数字浙江 " 的发展战略；9 月，《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2003 — 2007 年）》出台。在省级战略的加持下，杭州加快迈向 " 数字经济第一城 "。
这契合了全球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趋势。2000 年以来，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美国科技七巨头，都是数字经济各赛道的领军者。纳斯达克指数 2024 年突破历史新高，主因是新一轮数字经济特别是 AI 产业的强力拉升。
在 " 数字浙江 " 战略推动下的数字化基建，不仅为数字经济提供必要的发展条件，也助推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探索。著名例子有两个：" 浙里办 "App 和 " 最多跑一次 "。
2014 年，浙江政务服务网和 " 浙里办 "App 上线；2021 年，浙江启动数字化改革元年，推动 " 一网通办 "；2024 年 " 浙里办 "App 注册用户突破 1.23 亿。
2017 年，浙江省发布《加快推进 " 最多跑一次 " 改革实施方案》。2018 年 3 月，" 最多跑一次 "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该项改革作为营商环境成果在全国广泛推广。
2023 年，浙江省委提出 " 双一号工程 "：数字经济创新提质 " 一号发展工程 " 和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 一号改革工程 "。
另一方面，基于 " 环境立市 " 的战略，杭州在国内较早提出打造城市品牌。借鉴巴黎 " 时尚之都 "、香港 " 动感之都 " 等经验，2007 年杭州把城市品牌定位为 " 生活品质之城 "，从破解民生 " 七难 " 入手，持续完善公共设施与普惠服务，杭州因此连续多年荣膺 " 最具幸福感城市 "。
环境越来越好，人流加速流入。据统计，2021-2023 这三年，国内人口千万级城市中杭州三年人口增加最多，达到 55.7 万人；甚至高于黑马合肥。相比之下，四个直辖市全部负增长，深圳、广州都不足 15 万，南京、苏州同为 20 万左右。
环境战略与人才战略的超前部署与叠加效应，让杭州对青年人才的友好度不断爆棚。比如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免费住宿，为优秀人才提供购房补贴等等，创新举措不胜列举。在高端人才流向上，杭州多年来在国内城市名列前茅。令人瞩目的是，据统计，杭州三年新增 55.7 万人口中，43% 流向数字经济领網域。
在创新生态塑造上，作为政府 " 有形之手 " 的具象化，当地国资如杭州资本直接参与设立杭州技术成果转化中心，并组建杭州市人才集团，推动成立产投融服务中心、创新创业学院。" 这些都是为营造杭州创投生态而服务的。创业者需要资金、市场、资源、技术、人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杭州资本组建的生态圈来实现。
于是，在资金、产业与人才的综合作用下，杭州终成 " 数字经济第一城 "。
2010 年杭州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11.5%，2018 年占比达到 25%；2024 年实现增加值 6305 亿，增长 7.1%，高于 GDP 增速 2.4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达 28.8%。而且，2024 年杭州连续八年全省数字经济综合评价第一，特别是基础设施与数字产业化等占优。
在此意义上，DS 在 AI 应用层面的突破，是依托杭州雄厚的数字经济基础与丰富的数字产业资源才实现的。
三、学研破壁：知识枢纽的体制突围
超级大学是硅谷模式的第三个关键因素。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存在一种自然形成的共生关系。面向产业界、致力于尖端科技的研究型大学，通过校友网络与产业纽带，与所在城市同频共振，构成一个广泛的知识扩散、人才培育与成果转化的创新大生态。浙江大学之于杭州的关系与此类似。
上世纪 90 年代，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曾向台湾当局行政负责人萧万长建言。他曾直言，" 十几年来 , 台湾科技产业有很大的进步 , 教育体系却进步很少。" 大陆的情况类似，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成果评价机制滞后，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机制陈旧。
中部某省会城市的企业家曾向笔者抱怨，他们与高校教授达成的成果转让協定，按规定要经校长办公会讨论；但是办公会每月只开一次，迟迟排不上议程。
相比之下，杭州一直高度重视推进校企深度合作。王国平主政期间，杭州与浙江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框架。2003 年共建的 " 混合所有制 " 实验室，让教授团队可持有 70% 成果转化权益。
近年来，杭州在加快建设环大学的创新生态圈，欲破解高校行政化导致的转化梗阻。2023 年更提出打造 "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 "，依托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建设环大学、环重大科创平台创新生态圈和成果转化基地。
在 " 环浙大创新圈 " 中，之江实验室 45% 研究人员来自企业，西湖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周期压缩至 9 个月，杭州技术成果转化中心累计撮合产学研合作金额超 200 亿。如此高效的知识流动效率，让杭州的数字经济研发人员占比（15%）甚至超越了硅谷（13%）。
四、打造企业家之城：杭州模式的终极启示
杭州此轮出圈，引发了新一波城市的反思潮，堪比 2002 年的抛弃深圳论与 2008 年的上海之问。江苏官媒曾连发四稿，深度追问南京为啥不行？
那么，DS 的成功与政府的主动作为，到底有多大关系？
在某投资大佬看来，问题实质是，杭州当局没有动梁文锋在量化投资赚的钱。此观点说对了一半，答案另一半其实是梁文锋这个人。
与九坤、明汯等量化私募创始人相比，梁文锋本质上是另一种人：创新型企业家。正像张无忌在光明顶单挑六大门派，当梁文锋苦练神功，敢于向美国 AI 巨头发起侧面挑战，量化巨头们还在闷声发大财。
另外，读书期间，梁文锋曾到上海某科技公司实习过；浙大毕业后，他曾在成都潜心研发；最终，是杭州留住了梁。
所以，DS 横空出世，既非政府单方面培育的结果，也不是企业家孤军奋斗的成果。从历史条件上，可归于杭州积二十年之功形成的数字经济生态；从现实逻辑来看，则是企业家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近年来，很多京津冀企业外迁到长三角发展；而中西部城市如成都，力邀北京高校的创业成果来做产业转化，也屡有斩获。
因此，企业生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儿长大。宇树科技生在上海、长在杭州；在国际化受挫后，阿里巴巴又从上海回迁杭州。
杭州的成功，验证了格雷厄姆 " 技术路由器 " 理论：以重构环境吸引民营资本（有钱人），以数字经济聚集技术极客，以体制破壁激活高校资源（大学），形成三要素的正向循环，构成了创新城市的 " 黄金公式 "：资本密度 × 技术浓度 × 知识流速 = 创新涌现率。
这个公式中的三个元素，恰好对应杭州的三个 " 第一 "：" 民营经济第一城 "、" 数字经济第一城 " 和 " 营商环境第一城 "；底层逻辑就一条：打造 " 企业家之城 "。
从 " 宜游 "" 宜学 "，到 " 宜商 "" 宜业 "；杭州的一路走来，既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也缘于重商兴业的地網域文化。
历史上浙江一直都有浓厚的重商传统。作为南宋都城，杭州是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重要枢纽。叶适、陈亮的 " 永康学派 "" 永嘉学派 "，主张功利与道德不可偏废；明代大儒王阳明倡导 " 新四民论 "（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更是提出 " 工商皆本 " 的理念。
务实、重商一直是浙学的底色，民间对商业、商人较多包容与推崇。在此影响下的杭州，企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更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企业家精神在这座城市，不仅激荡在广阔的市场，在体制内也得到了强烈的回响。
多年来聚焦研究营商环境，笔者一直认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才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最大目标。现实是，很多地方仍有迎接上级检查与评测的应考心态。
" 创业者需要阳光雨露时，我们就是及时雨；需要独立生长时，我们甘当背景板。" 杭州资本负责人的这句话，也道出了当地政府的理性认识与服务意识。
在《城市论》一书中，王国平曾把杭州模式总结为一句话：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化运作。尊重、保护企业家的主体地位与创新精神，才能让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更好握手，才能让企业家在这座城市获得安全感、存在感与价值感。
杭州、合肥等少数案例，表明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与产业更新，也需要体制内持续涌现出更多敢于探索、包容创新的人物。
实际上，企业家精神与营商环境，是城市创新的两大要因，相互依存、互動共生，犹如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套用格雷厄姆的逻辑，就是政府创造环境，让 " 两种人 " 越来越多。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浙江（杭州）的发展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企业创造财富，而政府创造环境。
创新企业家与 " 企业家之城 " 的相遇，恰是金风玉露一相逢，成果是早晚的。这正是杭州此轮胜出的终极秘密。
祝愿杭州这样的 " 企业家之城 " 越来越多。
（本文作者施星辉，全国工商联智库专家委员、正和岛研究院创始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