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企業家之城”：解碼杭州的創新方程式，歡迎閱讀。
文 | 施星輝
春節以來，DeepSeek 橫空出世，改寫了全球 AI 產業化路線圖，也引發了海外資本對中國科技資產重估熱潮。
為什麼杭州在這一輪中國創新中率先勝出？在官媒和自媒體的熱烈讨論中，可能因素幾乎窮盡了。很多城市主政者也在思考，在營商環境、雙招雙引等方面，杭州有哪些舉措可以學？
1971 年 1 月 11 日，美國記者霍夫勒在《每周商業》電子新聞系列文章中首次使用 " 矽谷 " 一詞，指代高科技產業正在興起的舊金山灣區一帶。" 矽谷 " 模式一直被世界各地在不同程度地不斷復制與效仿。歷經 50 年風雨，今天矽谷仍然是美國新興產業的策源地，與新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杭州被譽為 " 東方矽谷 "，當然不是一天建成的。杭州創新的密碼，源于 20 多年前的 " 天堂矽谷 " 戰略，在此過程中也印證了矽谷大佬格雷厄姆的 " 技術路由器 " 理論：資本（有錢人）、極客（技術人才）與大學（知識樞紐）實現了化學反應。
一、資本路由器：民營沃土的财富磁極
哈佛大學計算機博士、矽谷大佬保羅 . 格雷厄姆，作為全球著名創業孵化器 Y-Combinator 的創始人，長期致力于孵化高科技企業，他對營商環境與產業創新有深刻的洞見。
在《為什麼是矽谷》一文中，格雷厄姆把矽谷比作一個技術路由器（technology hub），把兩類人：有錢人（投資者）和極客（技術人才）結合在一起，其他人才如管理人員随之而來。
在美國城市中，矽谷也是很神奇的存在。比如，佛羅裡達的邁阿密，有錢人很多，但幾乎沒有極客；賓夕法尼亞的匹茲堡則相反，極客很多，但是沒有有錢人。
杭州打造 " 東方矽谷 " 的第一步，是讓政府錢袋子鼓起來，讓有錢人更願意來。故事還要追溯到 20 多年前。
2000 年 4 月 -2010 年 1 月，王國平擔任杭州市委書記近十年；在其主導下，杭州先後制定了若幹影響深遠的發展戰略，包括：《城市總體規劃 2001-2020》，擁江發展的 " 錢塘江時代 "、打造數字經濟的 " 天堂矽谷 " 等等。這十年，确立了今天杭州的城市格局與發展空間。
2001 年，杭州完成了中國城市史上頗具魄力的空間重構：蕭山、餘杭撤市設區，主城區面積激增 4.5 倍，成為長三角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主城區。
其後，杭州也按下了 " 土地财政 " 的按鈕。20 年來，土地出讓收入常年穩居全國前三，為城市基建和產業基金持續輸血。
實際上，就資源禀賦而言，當時的杭州既無礦產、也缺港口，唯有自然與人文的環境是最大的優勢、最重要的資產。2002 年 2 月，杭州市委九屆全會提出 " 五項戰略 "，包括 " 工業興市 "、" 開放帶動 " 和 " 環境立市 " 等内容。2008 年的十屆四次全會，更新為 " 六項戰略 "，除了 " 環境立市 "，新增 " 城市國際化 " 和 " 服務業優先 " 等等。
基于 " 環境立市 " 戰略，杭州曾向迪拜學習打造國際化品牌。時任主政者認為，迪拜的成功秘密在于 " 做環境吸引石油美元 "，杭州要做的是，" 做環境吸引中國民資 "。杭州早期招商模式就有一個理念是，" 以民引外，民外合璧 "；杭州一度成為省内外知名民企的新總部。
同時，受益于浙江民營經濟的整體氛圍，省會杭州在吸引有錢人上具有先天的優勢。
浙江民營經濟向來很發達，老板特别多，杭州更是獨占鳌頭。
2024 年，浙江全省市場主體達 1040 萬戶，平均每 6.5 個浙江人就有 1 個老板；其中民營企業 350.53 萬戶，占企業總量的 92.06%，每千人擁有民營企業 56 家。全國工商聯推出的 " 民企 500 強 " 是衡量民企發展質量的硬指标，2024 年浙江企業上榜超 20%，連續 26 年全國第一。
而杭州的民營經濟更為強大，企業數量達到 92.07 萬戶，占全省民營企業 26.27%，居全省之首。杭州連續 22 年蟬聯民企 500 強總部最多城市，數量遠超深圳、蘇州，是名實相副的民企第一城。
另一方面，在創業氛圍上有一點很難得，浙江長期關注中小企業的培育成長。本世紀初，浙江就着手設計與完善服務中小企業的制度體系；2012 年構建 " 一中心、一平台、一碼 " 的公共服務體系：即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 浙江企業之家 " 綜合服務平台和企業碼等等。杭州也是如此，用王國平的話來說，就是 " 抓大不放小 "。
因此，浙江民企不僅有頂天立地的大樹，更有鋪天蓋地的小草；活力強、鏈條全的民營經濟，本身就是創新產業化的熱帶雨林。據公開資料，宇樹科技的多家零配件供應商，很多就來自浙江本地民企。
值得一提的是，有錢人對安全感特别重視，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用腳投票。不僅要吸引有錢人來，更要留得住有錢人。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浙江特别重視為民營經濟提供法律保障。2020 年，浙江在全國率先制定《民營經濟發展條例》，與《營商環境條例》構成營商環境法治化的兩大支柱。今年兩會完成二讀的《民營經濟促進法》，很多内容參考了浙江的條例。
在維護民企合法權益上，浙江态度很明确。對近年來愈演愈烈的 " 遠洋捕撈 " 現象，浙江敢于出手。2024 年該省檢察院幫助 269 家企業解除異地違規查凍扣資金 1 億餘元，甚至對外省違規執法人員追究法律責任。
在 " 環境立市 " 戰略指引下，杭州的營商環境優化工作走在了全國前列，起步早、理念新。
比如，在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上，2019 年杭州就獨創了一個機制：讓民企高管特别是二代到政府部門挂職，增進了政企的相互了解。2020 年 3 月疫情正熾，杭州政企溝通平台 " 親清在線 " 上線，實現了企業訴求直達與政策優惠立享；去年杭州率先研發了全國首款類 GPT 的政策機器人，有力推動政策的落地生效。
杭州堅持 " 環境立市 "，一方面打造 " 投資人的天堂 "，持續聚集浙江乃至全國的民間資本；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托底作用，共同打造出一個财富強磁場。
與民資相比，國資能彌補市場信心與公共產品不足的問題。" 杭州資本希望讓更多企業家和投資人能夠關注杭州投資杭州，讓杭州的創業生态繁榮下去。"
2024 年杭州國資與民資共建的產業基金群，規模高達 3,000 億元，吸引了如達晨創投、紅杉中國、君聯資本與順為資本等全國性 VC 在杭落地。
二、極客引力場：數字高原的技術裂變
2000 年 12 月，杭州市出台 " 一号工程 " 檔案，提出 " 構築數字杭州，建設天堂矽谷 " 的發展戰略。
2003 年是非典之年，陷入困境的阿裡巴巴推出淘寶，就此步入發展快車道。正是這一年，" 數字浙江 " 戰略正式啟動。
2003 年浙江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提出浙江發展的 " 八八戰略 "，其中 " 法治浙江 "、" 信用浙江 " 和 " 數字浙江 " 等方略，影響尤為深遠。2003 年 1 月，浙江兩會上首次提出 " 數字浙江 " 的發展戰略；9 月，《數字浙江建設規劃綱要（2003 — 2007 年）》出台。在省級戰略的加持下，杭州加快邁向 " 數字經濟第一城 "。
這契合了全球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趨勢。2000 年以來，數字經濟逐漸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引擎；美國科技七巨頭，都是數字經濟各賽道的領軍者。納斯達克指數 2024 年突破歷史新高，主因是新一輪數字經濟特别是 AI 產業的強力拉升。
在 " 數字浙江 " 戰略推動下的數字化基建，不僅為數字經濟提供必要的發展條件，也助推營商環境的數字化探索。著名例子有兩個：" 浙裡辦 "App 和 " 最多跑一次 "。
2014 年，浙江政務服務網和 " 浙裡辦 "App 上線；2021 年，浙江啟動數字化改革元年，推動 " 一網通辦 "；2024 年 " 浙裡辦 "App 注冊用戶突破 1.23 億。
2017 年，浙江省發布《加快推進 " 最多跑一次 " 改革實施方案》。2018 年 3 月，" 最多跑一次 " 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該項改革作為營商環境成果在全國廣泛推廣。
2023 年，浙江省委提出 " 雙一号工程 "：數字經濟創新提質 " 一号發展工程 " 和營商環境優化提升 " 一号改革工程 "。
另一方面，基于 " 環境立市 " 的戰略，杭州在國内較早提出打造城市品牌。借鑑巴黎 " 時尚之都 "、香港 " 動感之都 " 等經驗，2007 年杭州把城市品牌定位為 " 生活品質之城 "，從破解民生 " 七難 " 入手，持續完善公共設施與普惠服務，杭州因此連續多年榮膺 " 最具幸福感城市 "。
環境越來越好，人流加速流入。據統計，2021-2023 這三年，國内人口千萬級城市中杭州三年人口增加最多，達到 55.7 萬人；甚至高于黑馬合肥。相比之下，四個直轄市全部負增長，深圳、廣州都不足 15 萬，南京、蘇州同為 20 萬左右。
環境戰略與人才戰略的超前部署與疊加效應，讓杭州對青年人才的友好度不斷爆棚。比如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免費住宿，為優秀人才提供購房補貼等等，創新舉措不勝列舉。在高端人才流向上，杭州多年來在國内城市名列前茅。令人矚目的是，據統計，杭州三年新增 55.7 萬人口中，43% 流向數字經濟領網域。
在創新生态塑造上，作為政府 " 有形之手 " 的具象化，當地國資如杭州資本直接參與設立杭州技術成果轉化中心，并組建杭州市人才集團，推動成立產投融服務中心、創新創業學院。" 這些都是為營造杭州創投生态而服務的。創業者需要資金、市場、資源、技術、人才，這些需求都可以通過杭州資本組建的生态圈來實現。
于是，在資金、產業與人才的綜合作用下，杭州終成 " 數字經濟第一城 "。
2010 年杭州數字經濟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為 11.5%，2018 年占比達到 25%；2024 年實現增加值 6305 億，增長 7.1%，高于 GDP 增速 2.4 個百分點，占 GDP 比重達 28.8%。而且，2024 年杭州連續八年全省數字經濟綜合評價第一，特别是基礎設施與數字產業化等占優。
在此意義上，DS 在 AI 應用層面的突破，是依托杭州雄厚的數字經濟基礎與豐富的數字產業資源才實現的。
三、學研破壁：知識樞紐的體制突圍
超級大學是矽谷模式的第三個關鍵因素。
斯坦福大學與矽谷存在一種自然形成的共生關系。面向產業界、致力于尖端科技的研究型大學，通過校友網絡與產業紐帶，與所在城市同頻共振，構成一個廣泛的知識擴散、人才培育與成果轉化的創新大生态。浙江大學之于杭州的關系與此類似。
上世紀 90 年代，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曾向台灣當局行政負責人蕭萬長建言。他曾直言，" 十幾年來 , 台灣科技產業有很大的進步 , 教育體系卻進步很少。" 大陸的情況類似，高校與科研院所的成果評價機制滞後，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機制陳舊。
中部某省會城市的企業家曾向筆者抱怨，他們與高校教授達成的成果轉讓協定，按規定要經校長辦公會讨論；但是辦公會每月只開一次，遲遲排不上議程。
相比之下，杭州一直高度重視推進校企深度合作。王國平主政期間，杭州與浙江大學建立了戰略合作框架。2003 年共建的 " 混合所有制 " 實驗室，讓教授團隊可持有 70% 成果轉化權益。
近年來，杭州在加快建設環大學的創新生态圈，欲破解高校行政化導致的轉化梗阻。2023 年更提出打造 "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首選地 "，依托浙江大學等高校院所，建設環大學、環重大科創平台創新生态圈和成果轉化基地。
在 " 環浙大創新圈 " 中，之江實驗室 45% 研究人員來自企業，西湖大學科研成果轉化周期壓縮至 9 個月，杭州技術成果轉化中心累計撮合產學研合作金額超 200 億。如此高效的知識流動效率，讓杭州的數字經濟研發人員占比（15%）甚至超越了矽谷（13%）。
四、打造企業家之城：杭州模式的終極啟示
杭州此輪出圈，引發了新一波城市的反思潮，堪比 2002 年的抛棄深圳論與 2008 年的上海之問。江蘇官媒曾連發四稿，深度追問南京為啥不行？
那麼，DS 的成功與政府的主動作為，到底有多大關系？
在某投資大佬看來，問題實質是，杭州當局沒有動梁文鋒在量化投資賺的錢。此觀點說對了一半，答案另一半其實是梁文鋒這個人。
與九坤、明汯等量化私募創始人相比，梁文鋒本質上是另一種人：創新型企業家。正像張無忌在光明頂單挑六大門派，當梁文鋒苦練神功，敢于向美國 AI 巨頭發起側面挑戰，量化巨頭們還在悶聲發大财。
另外，讀書期間，梁文鋒曾到上海某科技公司實習過；浙大畢業後，他曾在成都潛心研發；最終，是杭州留住了梁。
所以，DS 橫空出世，既非政府單方面培育的結果，也不是企業家孤軍奮鬥的成果。從歷史條件上，可歸于杭州積二十年之功形成的數字經濟生态；從現實邏輯來看，則是企業家與城市的雙向奔赴。
近年來，很多京津冀企業外遷到長三角發展；而中西部城市如成都，力邀北京高校的創業成果來做產業轉化，也屢有斬獲。
因此，企業生在哪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兒長大。宇樹科技生在上海、長在杭州；在國際化受挫後，阿裡巴巴又從上海回遷杭州。
杭州的成功，驗證了格雷厄姆 " 技術路由器 " 理論：以重構環境吸引民營資本（有錢人），以數字經濟聚集技術極客，以體制破壁激活高校資源（大學），形成三要素的正向循環，構成了創新城市的 " 黃金公式 "：資本密度 × 技術濃度 × 知識流速 = 創新湧現率。
這個公式中的三個元素，恰好對應杭州的三個 " 第一 "：" 民營經濟第一城 "、" 數字經濟第一城 " 和 " 營商環境第一城 "；底層邏輯就一條：打造 " 企業家之城 "。
從 " 宜遊 "" 宜學 "，到 " 宜商 "" 宜業 "；杭州的一路走來，既有得天獨厚的旅遊資源，也緣于重商興業的地網域文化。
歷史上浙江一直都有濃厚的重商傳統。作為南宋都城，杭州是 " 海上絲綢之路 " 的重要樞紐。葉适、陳亮的 " 永康學派 "" 永嘉學派 "，主張功利與道德不可偏廢；明代大儒王陽明倡導 " 新四民論 "（士農工商四民異業而同道）；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更是提出 " 工商皆本 " 的理念。
務實、重商一直是浙學的底色，民間對商業、商人較多包容與推崇。在此影響下的杭州，企業不僅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家更是這座城市的主人。企業家精神在這座城市，不僅激蕩在廣闊的市場，在體制内也得到了強烈的回響。
多年來聚焦研究營商環境，筆者一直認為，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才是優化營商環境的最大目标。現實是，很多地方仍有迎接上級檢查與評測的應考心态。
" 創業者需要陽光雨露時，我們就是及時雨；需要獨立生長時，我們甘當背景板。" 杭州資本負責人的這句話，也道出了當地政府的理性認識與服務意識。
在《城市論》一書中，王國平曾把杭州模式總結為一句話：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化運作。尊重、保護企業家的主體地位與創新精神，才能讓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更好握手，才能讓企業家在這座城市獲得安全感、存在感與價值感。
杭州、合肥等少數案例，表明一個城市的經濟增長與產業更新，也需要體制内持續湧現出更多敢于探索、包容創新的人物。
實際上，企業家精神與營商環境，是城市創新的兩大要因，相互依存、互動共生，猶如中國文化中的陰陽二氣，化生萬物。套用格雷厄姆的邏輯，就是政府創造環境，讓 " 兩種人 " 越來越多。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認為，浙江（杭州）的發展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本質，企業創造财富，而政府創造環境。
創新企業家與 " 企業家之城 " 的相遇，恰是金風玉露一相逢，成果是早晚的。這正是杭州此輪勝出的終極秘密。
祝願杭州這樣的 " 企業家之城 " 越來越多。
（本文作者施星輝，全國工商聯智庫專家委員、正和島研究院創始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