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分享的军事经验：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在黄梅广济反击战的战术运用，欢迎阅读。
本文运用大量的文献材料和档案资料, 对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战术运用, 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得出了与以前论述不同的结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 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 是正确的, 阵地防御和战术反击同样重要;在"侧面截击"即反击的作战时机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上, 中国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有正确选择也有重大失误, 正确的选择居于多数, 重大的失误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8月下旬中国军队对黄梅地区的反击, 这次失误, 主要表现在反击作战的作战区網域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不当, 第二次重大失误发生在9月上、中旬, 主要表现在选择反击作战力度不够和时机不当的问题。出现重大失误的重要原因, 一是许多将领对前线情况不明、情报不准, 甚至故意夸大敌情, 导致判断失误;二是各级将领有畏敌情绪, 作战意志不坚决, 经常畏缩不前, 影响了战地指挥官实施断然反击的决心, 三是各作战部队的作战协同问题。
一
1938年7月底至9月底, 中日军队在鄂东的黄梅、广济 (今武穴市) 地区, 以保卫武汉的门户——田家镇为核心, 进行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激烈的攻防战, 史称黄广会战、鄂东会战、黄广战役, 或称武汉会战黄广地区作战。它是武汉保卫战 (又称武汉会战) 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 多数论著都表述为以阵地战为主, 并认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失利的主要原因, 是中国统帅部在作战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 只注意单纯的、消极的阵地防御。1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
对于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 比较准确的概括, 应该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2
之所以说这样的概括比较准确, 一是它反映了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实际。在黄广会战中, 中国军队有大量的反击作战, 对会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中国统帅部和负责具体指挥的第五战区及其右翼兵团, 就会战中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 作出了大量的部署、指示和安排。在这次会战中, 蒋介石和他的许多高级将领, 采纳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建议3, 吸取了前段时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 基本放弃了单纯的、消极的阵地防御的作战方法。
蒋介石对黄广会战中国军队作战的部署是:"广济阵地与田家镇要塞相连系, 极为重要, 应置重点于该地, 集结兵力, 纵深配备";"太湖、宿松、黄梅据点, 仅以必要各一部守备, 为攻势之支撑即可, 应以主力机动使用, 由北方向南侧击敌人。"4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制订的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是:"本兵团以决战防御击灭当面敌人的目的。拟于黄泥湖北岸亘大金铺、双城驿、亭前驿、二郎河镇、西北连山地占领数线阵地带, 拒止敌之西进, 依机动转取攻势, 将敌压迫于长江方面捕捉而歼灭之。"5
武汉会战应不应该适当采用阵地战的作战方法, 是评价黄广会战中国军队战术运用的前提。笔者认为, 在武汉会战中, 选择黄广地区作为对日作战的主阵地, 在理论上是必要的, 实际作战过程也表明它是正确的。
必要就在于, 中国军队的战略中心是保卫大武汉, 而保卫武汉就必须防止日军沿长江西进, 中国海军实力远远不能承担这一重任, 只有依赖陆军对田家镇要塞的护卫, 通过要塞控制长江航道。如果中国军队采用运动战为主的形式, 则日本海军更易长驱直入, 日本陆军更易发挥其机动性强的特点。中日军队总体实力的对比, 决定了中国军队是防御的一方, 日本军队是进攻的一方。很明显, 田家镇要塞是武汉的门户, 保卫田家镇, 是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阵地战的战术的。
正确就在于, 黄广地区的地形, 北为崇山峻岭, 南为水田湖沼, 日军的大兵团行动, 新武器、重型武器的使用, 都受到很大限制, 只有宿松-黄梅-广济间公路可以通行, 湖山之间, 自东向西渐次狭窄, 形成牛角, 有利于我军逐次抵抗、节节阻击战略的实施。黄广会战前后持续达2个月之久, 与黄广地区这一基本地形特点, 有紧密的联系。
周恩来于1938年7月7日, 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保卫武汉与中国抗战的发展前途》一文中, 就指出, 在"保卫武汉战役中, 运动战、阵地战应成为密切配合, 游击战要准备发动", "最好是能击败和阻止敌人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外, 次之也要能侧击和消灭敌人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中, 最后还要能截击和歼灭敌人于湖沼地带, 这样才能达到直接保卫武汉的目的"。因此, 要"在敌人进攻正面的近后方, 以运动战配合 (实施防御——笔者加) 被进攻的部队, 夹击敌人;在敌人的远后方, 以广大的游击战……将敌人后方变为前线"。6这就充分说明, 在武汉会战中, 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 各有其地位和作用, 三者缺一不可, 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各有侧重而已。那种简单地否定阵地防御的说法, 是错误的。
二
作战方针的正确, 说明中国军队基本战术的正确。问题的关键是, 在具体的战争过程中, 中国军队如何运用这一战术?战术运用正确与否, 对战争的实际进程, 必然发生重大影响。
笔者的研究表明, 实施"阵地战与游击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的基本战术, 影响其战术运用的实际效果, 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侧面截击"或称反击作战的作战时机、作战地点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一是各作战部队的协同。
在第一个关键点上, 即在"侧面截击"的作战时机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上, 中国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有正确的一面, 也有重大失误的一面。其中, 正确的选择居于多数7, 重大的失误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8月下旬中国军队对黄梅地区的反击。这次反击作战的失误, 主要表现在反击作战的作战区網域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不当。
在会战初期, 中国军队在黄广公路北侧配置强大兵力, 对中国军队非常有利, 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对日军实施侧击, 效果因而也比较明显。对于这一点, 战后日本方面所写的战史和当时参加战场指挥的日军军官, 都是承认的。日军一向藐视中国军队, 在其参谋机构对"敌情"的分析中, 虽然仍称中国军队这次作战的"攻击能力不大", 但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反复攻势", 日军第六师团的战术必须因此有所调整。8一位参加战斗的日军部队长也无可奈何地说:"我攻击部队是在严密防范敌人侧面攻击, 以免头尾脱节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向前的。18日夜, 连辎重部队也持枪整队戒备, 严防敌人从我侧面及背后偷袭。"9
但是, 当日军放弃太湖、潜山、宿松, 变换后方连络线 (补给线) 为江湖 (黄梅小池口) 方面后, 中国军队在黄广公路北侧配置强大兵力的价值, 就变得较小了, 甚至可以说产生了消极作用。
这时, 黄广地区的日军, 只有其第六师团的大部共约5个步兵联队, 炮50多门, 战车约50辆, 不到2万人, 且已遭到第三十一军在太湖地区的多次有力阻击, 疲乏不堪。而我军在这一地区有近7个军, 共8万人。10在人数上中国军队占绝对优势, 在装备上跟日军相比, 也不相上下, 不存在很多论著所夸大的差距。例如, 第八十六军第一○三师就装备了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枪、轻重机枪, 特别是"重机枪性能较好, 能平高射两用, 使用钢心弹时, 可射穿轻型坦克的装甲"。11其他部队的装备虽有优有劣, 总体装备水平与第一○三师接近。除此之外, 兵团还有直辖炮兵3个团 (有炮100多门, 不包括各军所属炮兵) , 战车炮若干连12, 我军兵力, 包括火力, 大大优于日军。日军有孤军深入之弊。毫无疑问, 我军应该以主力攻掠黄梅, 切断其新的后勤补给线, 将战线适时延伸至黄广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 与宿松、太湖地区我军的作战连成一气, 主动出击, 歼敌一部。这时是我军积极进攻的最好时机。
第五战区右翼兵团适时发起了反击, 但没有达到这次反击作战所应该达到的力度。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力度不够的主要原因, 在于中国军队对于阵地战和游击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的侧重不同。在战术运用的过程中, 作战重点是主要放在阵地战、正面阻击上, 还是放在游击战和侧面截击上, 不同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侧重, 但在黄广会战中, 从总体上讲, 中国军队过于注重前者而轻视了后者。
早在战前右翼兵团制订的作战"指导要领"中, 就规定, "我应以有力一部转取攻势", 而"主力应确保原阵地", 实际上是把阵地防御始终摆在主要地位, 把反击作战摆在辅助地位。在敌军发起强大攻势、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情况下, 这样作无可厚非, 但在"敌滞留黄梅附近, 尚无积极行动时"13, 这样作, 就显得过于消极保守了。
这次反击作战的作战区網域和攻击目标的选择, 也是不正确的。主要表现在, 右翼兵团指示的攻击方向多不正确, 反攻的结果与中国军队的期望相反, 中国军队主力有向北方山地退守的倾向。正确的选择应该是, 深入黄广公路以南的日军占领区后方, 主攻黄梅南部地区的小池口一带, 切断或至少扰乱日军新的后勤供应。
从理论上讲, 反击作战的作战力度, 和攻击方向、攻击目标的选择, 是有联系的。一般情况下, 作战力度越大, 攻击目标就越重要;攻击目标越重要, 所需要的攻击力度就越大。对照这一理论, 我们很容易看出, 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实际作战安排, 存在致命缺陷。
8月28日, 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派第一七六师2个团附野炮兵1个营的兵力, 由西北向黄广公路以南及黄梅的江北地区攻击, 派第六十八军以1个旅附山炮2门的兵力向黄梅县城东南攻击。14这两支部队的攻击方向基本正确, 但由于兵力不够, 加之担任攻击的部队作战意志不够坚决, 不能实际完成攻掠"黄梅的江北地区"的任务, 所以, 攻击没有产生大的效果, 两支部队很快就后撤了。
同日, 第五战区右翼兵团还派第二十九集团军之一部, 即第一六一师主力, 同时发起进攻, 并获得一定战果。但这支部队的攻击, 拘泥于恢复中国军队的原有阵地, 大多没有深入黄广公路以南的地区, 只能算是阵地争夺战, 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与此同时, 在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指挥下, 中国第七军攻克太湖, 第十军收复潜山。相比之下, 这两个军的实际作战价值就更小了。中国军队收复太湖、潜山, 主要的不是中国军队作战努力的结果, 实际是日军的主动撤退 (虽然是在中国军队的压迫之下) 15, 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却呼之为"湖广大捷"16, 陶醉于所谓的"胜利"之中, 白白浪费了当时战场上两个最有战斗力的军, 确实可惜。
由于反击作战的作战力度和攻击方向、攻击目标的选择的不正确, 中国在黄广地区的近8万大军, 实际是坐等敌人来攻, 耽误了约一周的作战有利时间。中国军队后来的被动, 与此极有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 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对黄广地区的实际作战指挥, 与蒋介石的构想也是有很大出入的。蒋介石在9月2日给白崇禧的密电中指出, 除刘汝明 (第六十八军) 、王缵绪 (第二十九集团军) 、覃连芳 (第八十四军) 部外, "其余各军应以重点指向宿松、黄梅中间地区侧击敌人", "对宿松以东, 仅以徐源泉部担任牵制的攻击可矣"。17相比之下, 蒋介石的构想更合理一些。当然, 蒋介石的构想到此时已失去了实施的最有利时机, 是"马后炮", 因为日军此时在黄广地区的集结已经完成, 并开始反攻。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 使战机稍纵即逝。
三
中国军队黄广会战反击作战的第二次重大失误, 发生在9月上、中旬。这次的失误, 既有选择反击作战力度不够的问题, 也有选择反击作战时机不当的问题。
9月上旬, 日军一部突入中国军队在广济地区的笔架山、田家寨、后湖寨、五峰寨阵地, 并有迂回田家镇要塞的企图。面对日军新一轮的攻势, 李品仙不仅没有选择反击作战的方式, 以攻为守, 反而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他重新调整了我军的战线, 以一部集结于黄泥湖以北至栗木桥一线, 主力则集结于界岭以东高地, 准备在他以为最有利的时机再采取攻势作战的方法。
李品仙的这一部署, 将广济 (指当时的广济县城, 即今武穴市梅川镇) -武穴公路暴露在日军面前, 使日军轻取武穴。武穴一失, 日军攻占田家镇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其实, 日军突入笔架山、田家寨、后湖寨、五峰寨阵地, 只是对我军战线之一角的突破, 突入的日军数量并不多, 被日军占领的阵地标高也只有百米左右, 我军退守之阵地仍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大佛寨及其以南阵地也无变化, 仍在我军手中, 第五战区增援部队 (第五十五军) 的到达, 则只需半天时间。此时, 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应该命令部队采取反击作战的方式, 夺回已失阵地, 并不惜代价坚守, 等待增援部队并准备实施反攻, 而不能以一处一时之失, 影响全局之部署。
仅从当时我军的作战兵力来看, 这时中国军队进行反击作战的时机似乎不成熟。由于连续作战, 我军伤亡的确很大。到9月中旬, 第五十五军能作战的部队只有不足2000人 (原有12000余人, 病员7000, 此次作战伤亡3000余人) , 第六十八军有2000余人 (西北军不习惯江南湖沼地区作战, 病员也较多) , 第二十六军4000余人 (到9月20日只有2000多人18) , 第八十四军实际只有4个团, 第八十九军有2700人, 第一七六师约2个团。19第三十一军实际不到1个师, 约4000余人20, 此时, 整个右翼兵团的作战主力实际只有第七、第四十八军各2个师。以上合计, 中国军队在黄广地区的总兵力约有4万多人。
但是, 日军的困难更大。此时, 日军"死伤甚众, 已无力继续进攻, 因而构筑工事, 转为守势, ……等待补充"。21在此前后, 日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 最少时只有3000余人, 最多时也不到1万人22, 不及我军的四分之一。中苏空军则连续出击, 不断地袭击日军前沿机场和登陆部队, 在七、八月的作战中, 共计炸沉大小敌舰40余艘, 炸伤23艘23, 给日军以长江为唯一通道的后勤供应, 和在沿江地区的登陆, 带来较大的困难。
由于李品仙不仅没有利用日军的这一困境, 适时命令部队夺回已失的阵地, 反而于9月6日晚8时下令兵团主力转移至"广济西北双方高地", 只留下第二十六军"协助田 (家) 镇第二军之作战"24, 实际是放弃广济和田家镇。这样, 当然就不能实现战前右翼兵团确定的"以主力于广济东南地区协力田家镇守备区第二军之作战团, 守黄泥湖、广武湖北岸山地"的计划, 使右翼兵团的主力离预定的作战地網域越来越远了。右翼兵团的主作战地網域, 原定在广济"东南"地区, 现在在广济"西北"地区。李品仙的一纸命令, 使中国军队的作战南辕北辙。
对此, 蒋介石极其不满。他接到李品仙呈递的有关撤退命令的报告后, 立即致电白崇禧等, 指出:
往者本委员长以顾虑我军装备、训练及战略上之关系, 未遽下攻击命令, 兹者敌愈深入, 其后方唯一连络线——长江航路, 舰船不断受我要击损害, 补给大感困难, 我则在国内作战, 随地均可补给, 且山地作战, 敌重兵器失其效用, 是装备上敌我已处对等地位。故我军黄、太、宿及岷山大屋之攻击, 敌一战即溃, 足证其战斗力已日趋脆弱。此诚我争取最后胜利之良机, 非以攻为守、转守为攻, 不能保卫大武汉, 无以收抗战成果, 希即部署所属并使咸喻斯旨, 以旺盛之企图, 转移攻势, 努力杀敌, 争取最后胜利。国家存亡, 在此一举, 其共勉之。25
蒋介石的电报, 虽然夸大了我军的优势, 但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对此, 白崇禧也有认同。他认为, 我军确实应"改取机动配置, 正面仍以一部守御, 主力集结敌之侧背, 求其弱点, 相机攻击, 断其后方连络线, 以此广大地網域, 运用广大面之运动战"。26在白崇禧的督促下, 9月7日, 李品仙命令所部于8日开始实施反击。27
但由于前此李品仙已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且各军在撤退时又形成了混乱的局面28, 影响了我军反击作战的力度 (特别是作战意志) , 加之我军新阵地离原定作战地網域越来越远, 所以反击作战的效果很不理想, 有隔靴搔痒之弊, 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日军对田家镇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在9月11日明确要求"我各军应乘敌立足未稳、增援未到之先, 各以放胆之行动, 更尽最大之努力, 对孤悬之敌再加猛烈攻击, 以求收彻底胜利之成果"。29后又在18、19日给李宗仁的密电中, 要求李宗仁亲自督促所部, 确保田家镇北侧的安全, 并批评少数部队, "或对敌情侦察不明, 或对友军支持不力, 迹近观望, 予各个击破之好机, 无异坐以待毙, 影响全局, 殊堪痛恨", 表示, "如再有互相推诿、观望不前, 致失机宜, 定予严惩"。30在蒋介石一再施加的压力下, 李品仙被迫一再发起反击。但此时已回天无力, 反击作战的时机和反击作战的力度, 都不可能达到战场的实际要求。
就在中国军队一再错失良机的时候, 黄广战场的情况发生了对我军极其不利的新变化。9月8日至14日, 由于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没有达成实际的效果, 在广济地区的日军得到了比较好的休整, 且补充了新兵3200人, 战斗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同时, 日军还命令海军第十一战队与在广济地区的原有日军联合作战, 并增加了数十架飞机和20多艘军舰的支援。稍后, 又命令第一一六师团第二十联队进驻广济地区, 防守日军在广济的新占领区。这样, 日军在广济地区的作战能力, 就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是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的。在日军新一轮的强大攻势下, 田家镇终于9月29日陷入敌手。
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这次反击作战, 前后长达半个月之久, 是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最持久的一次, 仅9月22日至29日的战斗就歼敌近7000人31, 予敌以重大打击, 延缓了日军攻占田家镇的时间。中国军队为此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却未能完全达成预定的作战效果, 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是令人深思、引以为戒的。
四
中国军队在黄广地区的反击作战中出现重大失误, 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 许多将领对前线情况不明、情报不准, 甚至故意夸大敌情, 导致判断失误。例如, 上面所提到的第二次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中国军队指挥机构对日军动向不清。李品仙一直以为日军的主攻方向是蕲春, 直到9月22日, 才发现日军的主攻方向是田家镇32, 但此时的发现, 已经太晚。知彼知已, 方能百战不殆, 自古以来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 国民党军各级将领有畏敌情绪, 作战意志不坚决, 经常萎缩不前, 影响了战地指挥官实施断然反击的决心。如9月中旬, 李品仙命令第一六一、一六二师向双城驿方向主动出击, 但两师互相推诿, 行动迟缓, 毫无进展, 每晚只派小部对敌夜袭, 拂晓即撤回原阵地。所以, 第一六二师保存得非常好, 每连除普通师编制外多配备轻机枪4挺, 另有川造冲锋枪2枝、小迫击炮2门。33
另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是, 直到会战结束的当年10月, 陈诚仍认为参加整个会战的日军有60多万人以上34, 实则只有30多万人。这个极端夸大的数字, 就是国民党军各级将领层层虚报所得出来的。如多云山战斗, 日军只有4个步兵中队、1个重机枪中队、炮数门, 人数不过数百, 中国方面的作战部队在向上级的报告中, 竟称敌有数千之众, 虚报的成份也未免太大了。
夸大敌军兵力, 尽量缩小自己的兵力, 谎报战争中自己的实际损失, 是国民党军将领的普遍作法, 连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李品仙本人似乎也不能例外。例如, 关于第六十八军的实际作战兵力, 李品仙给军令部的报告, 说只有2000余人35, 而第六十八军给军令部的报告, 却说有6000多人 (报告称第六十八军所属除独立第二十九旅有3000余人外, 每旅有1000余人, 全军有重机枪27挺) 36, 两者相差很多。
五
关于各作战部队的协同问题, 中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更差了。它是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未能取得预期战果的另一重要原因。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如炮兵和步兵的协同太差, 就使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效果大打折扣, 当时, 国民党军队里就有人评价炮兵在反击作战中"几乎未发挥大的作用"。37再如第一八八师师长刘任、副师长刘建常在黄广会战之前都没有实际战场指挥经验, 到前线后既不明敌情又不与友军联络, 就草率发起攻击, 对所配属的炮兵第五团, 不给任务, 不指示射击目标, 结果当然是第一八八师遭受极大损失。38有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以往论著有很多论述39, 这里就不琐赘了, 主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 是中国参加黄广会战的各军, 分属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 有广西军、贵州军、川军、西北军, 他们有各自的利益考虑, 保存自己的实力, 是他们在这次作战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战后被撤职查办。再如第八十四军第一八八师团长黄伯铭, 因一战就即逃, 事后被处死。黄广会战实际是众多国民党"杂牌军"参加的一场会战, 希望这支"杂牌军"在会战中有很好的协同, 是不可能的。
其次, 各部队临阵换将, 本是兵家之大忌, 更增添了他们之间协同的困难。在这次会战中, 作为基本战略部門的军、师一级的指挥员, 绝大多数都是新上任的。据笔者的不完全查实, 在参加会战的各军中, 新上任的军长有: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纯 (7月7日接任, 9月13日又由区寿年接任) 、第三十一军军长韦云淞 (2月16日接任) 、第四十四军代军长彭成孚 (军长王缵绪临战不到前线指挥, 9月25日, 彭成孚又调任第六十七军军长) 、第七军军长张淦 (6月21日接任) 、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 (6月21日接任) 。新任军长超过了半数。战前新任的师长就更多了, 如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文耀 (6月5日) 、第一二一师师长牟庭芳 (4月4日) 、第一三一师师长林赐熙 (6月21日) 、第一四九师师长王泽峻 (3月19日) 、第一七○师师长黎行恕 (5月) 、第一七一师师长漆道征 (6月) 、第一七四师师长张光玮 (9月19日) 、第一四三师师长李曾志 (6月4日) 等, 师长几乎全部是新上任的。40其他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如第三十一军第一三八师临战前改归第七军指挥, 没有时间较充分地构筑工事, 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因病住院, 只能由副师长代理。41等等。
第三, 命令多次变更, 各部队调动过于频繁, 也是协同性差的重要原因。第二十六军原在平汉路南段整训, 调江南第九战区不到一周又调回长江北岸。第五十五军由江南调到江北不到一周又调江南, 中途又折回江北。42小池口防御原为第八十四军担任, 日军登陆前忽令第六十八军第六九一团接替, 当第六九一团行至小池口以东的王家霸时, 小池口的重要屏障段窑已经失守, 守军也去向不明。交防都不能完成, 还谈得上什么协同!
第四, 指挥系统設定比较混乱。例如, 李延年当时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团军团长, 名义上可以指挥第八、第五十四军, 实际是"各自为政, 各行其是", 他所能指挥的只有第二军和田家镇要塞守备部队。43再如, 田家镇位于江北, 它的得失与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作战有密切的关系, 却不归第五战区指挥, 而归江南的第九战区指挥。
总之, 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术方针是正确的。但这一基本战术方针, 在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具体运用中, 有正确的一面, 也存在许多重大失误。这些重大失误, 与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最终失利, 紧密相连, 影响了武汉会战的实际进程, 是研究武汉会战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抗日战争研究》2008.2；作者：柯育芳）
参考文献
1 郭汝瑰、黄平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第828页。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 第82页。刘跃光:《论武汉保卫战国民党军失利的原因》, 《武汉会战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30-133页。敖文蔚:《略论武汉会战黄广战役》, 《湖北抗战》, 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版, 第585页。周启先:《武汉会战中的广济田家镇战役》, 《黄冈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持此种观点的论著特别多, 这里不一一列举, 仅择其要者。
2 程少明:《试析武汉会战中大别山南麓战场的战略地位》, 《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原文是"阵地战与游击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 "游击战"一词使用不当。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第283-284页。
4 蒋介石致白崇禧等密电稿 (1938年7月26日)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688页。
5 《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右翼兵团之作战计划 (1938年2月)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135页。
7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这里不一一列举。
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 第2卷第1分册, 第142页。
9 武穴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武穴文史资料》第2期, 第94页。
10 文闻编:《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第183页。
11 《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第179-180页
12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 《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右翼兵团之作战计划 (1938年2月)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 (1938年8月27日)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07页。
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 第2卷第1分册, 第156页。
16 《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第222-227页。
1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17页。
18 肖之楚致蒋介石密电 (1938年9月21日)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37页。
19 李品仙给军令部的电报 (1938年9月12日)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 《陆军第三十一军广济附近战斗详报》,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1 郭汝瑰、黄平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第827页。
22 《广济县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 第281-282页。
23 陈应明、廖新华:《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 航空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第85页。
24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 (1938年9月6日)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23页。
25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23-724页。
26 白崇禧致蒋介石密电 (1938年9月6日)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24页。
27 这次反击作战的具体部署和实际经过, 见郭汝瑰、黄平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第827-828页。
28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 蒋介石致白崇禧密电稿 (1938年9月11日)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28页。
30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35-736页。
31 《广济县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 第283页。
32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 (1938年9月22日)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38-739页。
33 李品仙给军令部的电报 (1938年9月15日)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4 《武汉日报》1938年10月9日。
35 李品仙给军令部的电报 (1938年9月18日) ,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转引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35页。
36 刘汝明给军令部的电报,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7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8 文闻编:《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第187-188页。
39 见敖文蔚:《略论武汉会战黄广战役》, 载《湖北抗战》, 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版, 第584页。
40 根据曹剑浪著《国民党军简史》 (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上册第360-396页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41 《陆军第三十一军广济附近战斗详报》,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2 《武汉会战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72页。
43 《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第169-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