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軍事經驗：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中國軍隊在黃梅廣濟反擊戰的戰術運用，歡迎閱讀。
本文運用大量的文獻材料和檔案資料, 對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反擊作戰的戰術運用, 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得出了與以前論述不同的結論: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作戰方針, 是"陣地戰與運動戰、正面阻擊與側面截擊相配合", 是正确的, 陣地防御和戰術反擊同樣重要;在"側面截擊"即反擊的作戰時機和作戰力度的選擇上, 中國第五戰區右翼兵團有正确選擇也有重大失誤, 正确的選擇居于多數, 重大的失誤主要有兩次, 一次是8月下旬中國軍隊對黃梅地區的反擊, 這次失誤, 主要表現在反擊作戰的作戰區網域和作戰力度的選擇不當, 第二次重大失誤發生在9月上、中旬, 主要表現在選擇反擊作戰力度不夠和時機不當的問題。出現重大失誤的重要原因, 一是許多将領對前線情況不明、情報不準, 甚至故意誇大敵情, 導致判斷失誤;二是各級将領有畏敵情緒, 作戰意志不堅決, 經常畏縮不前, 影響了戰地指揮官實施斷然反擊的決心, 三是各作戰部隊的作戰協同問題。
一
1938年7月底至9月底, 中日軍隊在鄂東的黃梅、廣濟 (今武穴市) 地區, 以保衛武漢的門戶——田家鎮為核心, 進行了一場長達兩個多月的激烈的攻防戰, 史稱黃廣會戰、鄂東會戰、黃廣戰役, 或稱武漢會戰黃廣地區作戰。它是武漢保衛戰 (又稱武漢會戰) 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作戰方針, 多數論著都表述為以陣地戰為主, 并認為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失利的主要原因, 是中國統帥部在作戰指導上犯了嚴重錯誤, 只注意單純的、消極的陣地防御。1這種觀點是不準确的。
對于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作戰方針, 比較準确的概括, 應該是"陣地戰與運動戰、正面阻擊與側面截擊相配合"。2
之所以說這樣的概括比較準确, 一是它反映了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作戰實際。在黃廣會戰中, 中國軍隊有大量的反擊作戰, 對會戰的進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是中國統帥部和負責具體指揮的第五戰區及其右翼兵團, 就會戰中中國軍隊的反擊作戰, 作出了大量的部署、指示和安排。在這次會戰中, 蔣介石和他的許多高級将領, 采納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建議3, 吸取了前段時間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的經驗教訓, 基本放棄了單純的、消極的陣地防御的作戰方法。
蔣介石對黃廣會戰中國軍隊作戰的部署是:"廣濟陣地與田家鎮要塞相連系, 極為重要, 應置重點于該地, 集結兵力, 縱深配備";"太湖、宿松、黃梅據點, 僅以必要各一部守備, 為攻勢之支撐即可, 應以主力機動使用, 由北方向南側擊敵人。"4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制訂的中國軍隊的作戰方針是:"本兵團以決戰防御擊滅當面敵人的目的。拟于黃泥湖北岸亘大金鋪、雙城驿、亭前驿、二郎河鎮、西北連山地占領數線陣地帶, 拒止敵之西進, 依機動轉取攻勢, 将敵壓迫于長江方面捕捉而殲滅之。"5
武漢會戰應不應該适當采用陣地戰的作戰方法, 是評價黃廣會戰中國軍隊戰術運用的前提。筆者認為, 在武漢會戰中, 選擇黃廣地區作為對日作戰的主陣地, 在理論上是必要的, 實際作戰過程也表明它是正确的。
必要就在于, 中國軍隊的戰略中心是保衛大武漢, 而保衛武漢就必須防止日軍沿長江西進, 中國海軍實力遠遠不能承擔這一重任, 只有依賴陸軍對田家鎮要塞的護衛, 通過要塞控制長江航道。如果中國軍隊采用運動戰為主的形式, 則日本海軍更易長驅直入, 日本陸軍更易發揮其機動性強的特點。中日軍隊總體實力的對比, 決定了中國軍隊是防御的一方, 日本軍隊是進攻的一方。很明顯, 田家鎮要塞是武漢的門戶, 保衛田家鎮, 是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陣地戰的戰術的。
正确就在于, 黃廣地區的地形, 北為崇山峻嶺, 南為水田湖沼, 日軍的大兵團行動, 新武器、重型武器的使用, 都受到很大限制, 只有宿松-黃梅-廣濟間公路可以通行, 湖山之間, 自東向西漸次狹窄, 形成牛角, 有利于我軍逐次抵抗、節節阻擊戰略的實施。黃廣會戰前後持續達2個月之久, 與黃廣地區這一基本地形特點, 有緊密的聯系。
周恩來于1938年7月7日, 在《新華日報》發表的《論保衛武漢與中國抗戰的發展前途》一文中, 就指出, 在"保衛武漢戰役中, 運動戰、陣地戰應成為密切配合, 遊擊戰要準備發動", "最好是能擊敗和阻止敵人于進攻武漢的山地之外, 次之也要能側擊和消滅敵人于進攻武漢的山地之中, 最後還要能截擊和殲滅敵人于湖沼地帶, 這樣才能達到直接保衛武漢的目的"。因此, 要"在敵人進攻正面的近後方, 以運動戰配合 (實施防御——筆者加) 被進攻的部隊, 夾擊敵人;在敵人的遠後方, 以廣大的遊擊戰……将敵人後方變為前線"。6這就充分說明, 在武漢會戰中, 運動戰、陣地戰、遊擊戰, 各有其地位和作用, 三者缺一不可, 只是在不同的條件下各有側重而已。那種簡單地否定陣地防御的說法, 是錯誤的。
二
作戰方針的正确, 說明中國軍隊基本戰術的正确。問題的關鍵是, 在具體的戰争過程中, 中國軍隊如何運用這一戰術?戰術運用正确與否, 對戰争的實際進程, 必然發生重大影響。
筆者的研究表明, 實施"陣地戰與遊擊戰、正面阻擊與側面截擊相配合"的基本戰術, 影響其戰術運用的實際效果, 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側面截擊"或稱反擊作戰的作戰時機、作戰地點和作戰力度的選擇。一是各作戰部隊的協同。
在第一個關鍵點上, 即在"側面截擊"的作戰時機和作戰力度的選擇上, 中國第五戰區右翼兵團有正确的一面, 也有重大失誤的一面。其中, 正确的選擇居于多數7, 重大的失誤主要有兩次。
一次是8月下旬中國軍隊對黃梅地區的反擊。這次反擊作戰的失誤, 主要表現在反擊作戰的作戰區網域和作戰力度的選擇不當。
在會戰初期, 中國軍隊在黃廣公路北側配置強大兵力, 對中國軍隊非常有利, 利用這一有利地形對日軍實施側擊, 效果因而也比較明顯。對于這一點, 戰後日本方面所寫的戰史和當時參加戰場指揮的日軍軍官, 都是承認的。日軍一向藐視中國軍隊, 在其參謀機構對"敵情"的分析中, 雖然仍稱中國軍隊這次作戰的"攻擊能力不大", 但也不能不承認中國軍隊對日軍"進行反復攻勢", 日軍第六師團的戰術必須因此有所調整。8一位參加戰鬥的日軍部隊長也無可奈何地說:"我攻擊部隊是在嚴密防範敵人側面攻擊, 以免頭尾脫節的基礎上不斷向前向前的。18日夜, 連辎重部隊也持槍整隊戒備, 嚴防敵人從我側面及背後偷襲。"9
但是, 當日軍放棄太湖、潛山、宿松, 變換後方連絡線 (補給線) 為江湖 (黃梅小池口) 方面後, 中國軍隊在黃廣公路北側配置強大兵力的價值, 就變得較小了, 甚至可以說產生了消極作用。
這時, 黃廣地區的日軍, 只有其第六師團的大部共約5個步兵聯隊, 炮50多門, 戰車約50輛, 不到2萬人, 且已遭到第三十一軍在太湖地區的多次有力阻擊, 疲乏不堪。而我軍在這一地區有近7個軍, 共8萬人。10在人數上中國軍隊占絕對優勢, 在裝備上跟日軍相比, 也不相上下, 不存在很多論著所誇大的差距。例如, 第八十六軍第一○三師就裝備了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槍、輕重機槍, 特别是"重機槍性能較好, 能平高射兩用, 使用鋼心彈時, 可射穿輕型坦克的裝甲"。11其他部隊的裝備雖有優有劣, 總體裝備水平與第一○三師接近。除此之外, 兵團還有直轄炮兵3個團 (有炮100多門, 不包括各軍所屬炮兵) , 戰車炮若幹連12, 我軍兵力, 包括火力, 大大優于日軍。日軍有孤軍深入之弊。毫無疑問, 我軍應該以主力攻掠黃梅, 切斷其新的後勤補給線, 将戰線适時延伸至黃廣公路以南的廣大地區, 與宿松、太湖地區我軍的作戰連成一氣, 主動出擊, 殲敵一部。這時是我軍積極進攻的最好時機。
第五戰區右翼兵團适時發起了反擊, 但沒有達到這次反擊作戰所應該達到的力度。中國軍隊反擊作戰的力度不夠的主要原因, 在于中國軍隊對于陣地戰和遊擊戰、正面阻擊與側面截擊的側重不同。在戰術運用的過程中, 作戰重點是主要放在陣地戰、正面阻擊上, 還是放在遊擊戰和側面截擊上, 不同情況下可以有不同的側重, 但在黃廣會戰中, 從總體上講, 中國軍隊過于注重前者而輕視了後者。
早在戰前右翼兵團制訂的作戰"指導要領"中, 就規定, "我應以有力一部轉取攻勢", 而"主力應确保原陣地", 實際上是把陣地防御始終擺在主要地位, 把反擊作戰擺在輔助地位。在敵軍發起強大攻勢、敵我力量十分懸殊情況下, 這樣作無可厚非, 但在"敵滞留黃梅附近, 尚無積極行動時"13, 這樣作, 就顯得過于消極保守了。
這次反擊作戰的作戰區網域和攻擊目标的選擇, 也是不正确的。主要表現在, 右翼兵團指示的攻擊方向多不正确, 反攻的結果與中國軍隊的期望相反, 中國軍隊主力有向北方山地退守的傾向。正确的選擇應該是, 深入黃廣公路以南的日軍占領區後方, 主攻黃梅南部地區的小池口一帶, 切斷或至少擾亂日軍新的後勤供應。
從理論上講, 反擊作戰的作戰力度, 和攻擊方向、攻擊目标的選擇, 是有聯系的。一般情況下, 作戰力度越大, 攻擊目标就越重要;攻擊目标越重要, 所需要的攻擊力度就越大。對照這一理論, 我們很容易看出, 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的實際作戰安排, 存在致命缺陷。
8月28日, 第五戰區右翼兵團派第一七六師2個團附野炮兵1個營的兵力, 由西北向黃廣公路以南及黃梅的江北地區攻擊, 派第六十八軍以1個旅附山炮2門的兵力向黃梅縣城東南攻擊。14這兩支部隊的攻擊方向基本正确, 但由于兵力不夠, 加之擔任攻擊的部隊作戰意志不夠堅決, 不能實際完成攻掠"黃梅的江北地區"的任務, 所以, 攻擊沒有產生大的效果, 兩支部隊很快就後撤了。
同日, 第五戰區右翼兵團還派第二十九集團軍之一部, 即第一六一師主力, 同時發起進攻, 并獲得一定戰果。但這支部隊的攻擊, 拘泥于恢復中國軍隊的原有陣地, 大多沒有深入黃廣公路以南的地區, 只能算是陣地争奪戰, 對整個戰局的影響也不是很大。
與此同時, 在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的指揮下, 中國第七軍攻克太湖, 第十軍收復潛山。相比之下, 這兩個軍的實際作戰價值就更小了。中國軍隊收復太湖、潛山, 主要的不是中國軍隊作戰努力的結果, 實際是日軍的主動撤退 (雖然是在中國軍隊的壓迫之下) 15, 國民黨軍隊的将領卻呼之為"湖廣大捷"16, 陶醉于所謂的"勝利"之中, 白白浪費了當時戰場上兩個最有戰鬥力的軍, 确實可惜。
由于反擊作戰的作戰力度和攻擊方向、攻擊目标的選擇的不正确, 中國在黃廣地區的近8萬大軍, 實際是坐等敵人來攻, 耽誤了約一周的作戰有利時間。中國軍隊後來的被動, 與此極有關系。
必須指出的是, 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對黃廣地區的實際作戰指揮, 與蔣介石的構想也是有很大出入的。蔣介石在9月2日給白崇禧的密電中指出, 除劉汝明 (第六十八軍) 、王缵緒 (第二十九集團軍) 、覃連芳 (第八十四軍) 部外, "其餘各軍應以重點指向宿松、黃梅中間地區側擊敵人", "對宿松以東, 僅以徐源泉部擔任牽制的攻擊可矣"。17相比之下, 蔣介石的構想更合理一些。當然, 蔣介石的構想到此時已失去了實施的最有利時機, 是"馬後炮", 因為日軍此時在黃廣地區的集結已經完成, 并開始反攻。敵我力量的重大變化, 使戰機稍縱即逝。
三
中國軍隊黃廣會戰反擊作戰的第二次重大失誤, 發生在9月上、中旬。這次的失誤, 既有選擇反擊作戰力度不夠的問題, 也有選擇反擊作戰時機不當的問題。
9月上旬, 日軍一部突入中國軍隊在廣濟地區的筆架山、田家寨、後湖寨、五峰寨陣地, 并有迂回田家鎮要塞的企圖。面對日軍新一輪的攻勢, 李品仙不僅沒有選擇反擊作戰的方式, 以攻為守, 反而采取了消極防御的方針。他重新調整了我軍的戰線, 以一部集結于黃泥湖以北至栗木橋一線, 主力則集結于界嶺以東高地, 準備在他以為最有利的時機再采取攻勢作戰的方法。
李品仙的這一部署, 将廣濟 (指當時的廣濟縣城, 即今武穴市梅川鎮) -武穴公路暴露在日軍面前, 使日軍輕取武穴。武穴一失, 日軍攻占田家鎮就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其實, 日軍突入筆架山、田家寨、後湖寨、五峰寨陣地, 只是對我軍戰線之一角的突破, 突入的日軍數量并不多, 被日軍占領的陣地标高也只有百米左右, 我軍退守之陣地仍處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大佛寨及其以南陣地也無變化, 仍在我軍手中, 第五戰區增援部隊 (第五十五軍) 的到達, 則只需半天時間。此時, 第五戰區右翼兵團應該命令部隊采取反擊作戰的方式, 奪回已失陣地, 并不惜代價堅守, 等待增援部隊并準備實施反攻, 而不能以一處一時之失, 影響全局之部署。
僅從當時我軍的作戰兵力來看, 這時中國軍隊進行反擊作戰的時機似乎不成熟。由于連續作戰, 我軍傷亡的确很大。到9月中旬, 第五十五軍能作戰的部隊只有不足2000人 (原有12000餘人, 病員7000, 此次作戰傷亡3000餘人) , 第六十八軍有2000餘人 (西北軍不習慣江南湖沼地區作戰, 病員也較多) , 第二十六軍4000餘人 (到9月20日只有2000多人18) , 第八十四軍實際只有4個團, 第八十九軍有2700人, 第一七六師約2個團。19第三十一軍實際不到1個師, 約4000餘人20, 此時, 整個右翼兵團的作戰主力實際只有第七、第四十八軍各2個師。以上合計, 中國軍隊在黃廣地區的總兵力約有4萬多人。
但是, 日軍的困難更大。此時, 日軍"死傷甚眾, 已無力繼續進攻, 因而構築工事, 轉為守勢, ……等待補充"。21在此前後, 日軍在這一地區的兵力, 最少時只有3000餘人, 最多時也不到1萬人22, 不及我軍的四分之一。中蘇空軍則連續出擊, 不斷地襲擊日軍前沿機場和登陸部隊, 在七、八月的作戰中, 共計炸沉大小敵艦40餘艘, 炸傷23艘23, 給日軍以長江為唯一通道的後勤供應, 和在沿江地區的登陸, 帶來較大的困難。
由于李品仙不僅沒有利用日軍的這一困境, 适時命令部隊奪回已失的陣地, 反而于9月6日晚8時下令兵團主力轉移至"廣濟西北雙方高地", 只留下第二十六軍"協助田 (家) 鎮第二軍之作戰"24, 實際是放棄廣濟和田家鎮。這樣, 當然就不能實現戰前右翼兵團确定的"以主力于廣濟東南地區協力田家鎮守備區第二軍之作戰團, 守黃泥湖、廣武湖北岸山地"的計劃, 使右翼兵團的主力離預定的作戰地網域越來越遠了。右翼兵團的主作戰地網域, 原定在廣濟"東南"地區, 現在在廣濟"西北"地區。李品仙的一紙命令, 使中國軍隊的作戰南轅北轍。
對此, 蔣介石極其不滿。他接到李品仙呈遞的有關撤退命令的報告後, 立即致電白崇禧等, 指出:
往者本委員長以顧慮我軍裝備、訓練及戰略上之關系, 未遽下攻擊命令, 茲者敵愈深入, 其後方唯一連絡線——長江航路, 艦船不斷受我要擊損害, 補給大感困難, 我則在國内作戰, 随地均可補給, 且山地作戰, 敵重兵器失其效用, 是裝備上敵我已處對等地位。故我軍黃、太、宿及岷山大屋之攻擊, 敵一戰即潰, 足證其戰鬥力已日趨脆弱。此誠我争取最後勝利之良機, 非以攻為守、轉守為攻, 不能保衛大武漢, 無以收抗戰成果, 希即部署所屬并使鹹喻斯旨, 以旺盛之企圖, 轉移攻勢, 努力殺敵, 争取最後勝利。國家存亡, 在此一舉, 其共勉之。25
蔣介石的電報, 雖然誇大了我軍的優勢, 但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對此, 白崇禧也有認同。他認為, 我軍确實應"改取機動配置, 正面仍以一部守御, 主力集結敵之側背, 求其弱點, 相機攻擊, 斷其後方連絡線, 以此廣大地網域, 運用廣大面之運動戰"。26在白崇禧的督促下, 9月7日, 李品仙命令所部于8日開始實施反擊。27
但由于前此李品仙已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且各軍在撤退時又形成了混亂的局面28, 影響了我軍反擊作戰的力度 (特别是作戰意志) , 加之我軍新陣地離原定作戰地網域越來越遠, 所以反擊作戰的效果很不理想, 有隔靴搔癢之弊, 不能從根本上解除日軍對田家鎮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 蔣介石在9月11日明确要求"我各軍應乘敵立足未穩、增援未到之先, 各以放膽之行動, 更盡最大之努力, 對孤懸之敵再加猛烈攻擊, 以求收徹底勝利之成果"。29後又在18、19日給李宗仁的密電中, 要求李宗仁親自督促所部, 确保田家鎮北側的安全, 并批評少數部隊, "或對敵情偵察不明, 或對友軍支持不力, 迹近觀望, 予各個擊破之好機, 無異坐以待斃, 影響全局, 殊堪痛恨", 表示, "如再有互相推诿、觀望不前, 致失機宜, 定予嚴懲"。30在蔣介石一再施加的壓力下, 李品仙被迫一再發起反擊。但此時已回天無力, 反擊作戰的時機和反擊作戰的力度, 都不可能達到戰場的實際要求。
就在中國軍隊一再錯失良機的時候, 黃廣戰場的情況發生了對我軍極其不利的新變化。9月8日至14日, 由于中國軍隊的反擊作戰沒有達成實際的效果, 在廣濟地區的日軍得到了比較好的休整, 且補充了新兵3200人, 戰鬥力有了相當程度的恢復。同時, 日軍還命令海軍第十一戰隊與在廣濟地區的原有日軍聯合作戰, 并增加了數十架飛機和20多艘軍艦的支援。稍後, 又命令第一一六師團第二十聯隊進駐廣濟地區, 防守日軍在廣濟的新占領區。這樣, 日軍在廣濟地區的作戰能力, 就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是中國軍隊所望塵莫及的。在日軍新一輪的強大攻勢下, 田家鎮終于9月29日陷入敵手。
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的這次反擊作戰, 前後長達半個月之久, 是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反擊作戰最持久的一次, 僅9月22日至29日的戰鬥就殲敵近7000人31, 予敵以重大打擊, 延緩了日軍攻占田家鎮的時間。中國軍隊為此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卻未能完全達成預定的作戰效果, 未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是令人深思、引以為戒的。
四
中國軍隊在黃廣地區的反擊作戰中出現重大失誤, 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 許多将領對前線情況不明、情報不準, 甚至故意誇大敵情, 導致判斷失誤。例如, 上面所提到的第二次重大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中國軍隊指揮機構對日軍動向不清。李品仙一直以為日軍的主攻方向是蕲春, 直到9月22日, 才發現日軍的主攻方向是田家鎮32, 但此時的發現, 已經太晚。知彼知已, 方能百戰不殆, 自古以來就是颠撲不破的真理。
(二) 國民黨軍各級将領有畏敵情緒, 作戰意志不堅決, 經常萎縮不前, 影響了戰地指揮官實施斷然反擊的決心。如9月中旬, 李品仙命令第一六一、一六二師向雙城驿方向主動出擊, 但兩師互相推诿, 行動遲緩, 毫無進展, 每晚只派小部對敵夜襲, 拂曉即撤回原陣地。所以, 第一六二師保存得非常好, 每連除普通師編制外多配備輕機槍4挺, 另有川造衝鋒槍2枝、小迫擊炮2門。33
另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材料是, 直到會戰結束的當年10月, 陳誠仍認為參加整個會戰的日軍有60多萬人以上34, 實則只有30多萬人。這個極端誇大的數字, 就是國民黨軍各級将領層層虛報所得出來的。如多雲山戰鬥, 日軍只有4個步兵中隊、1個重機槍中隊、炮數門, 人數不過數百, 中國方面的作戰部隊在向上級的報告中, 竟稱敵有數千之眾, 虛報的成份也未免太大了。
誇大敵軍兵力, 盡量縮小自己的兵力, 謊報戰争中自己的實際損失, 是國民黨軍将領的普遍作法, 連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司令李品仙本人似乎也不能例外。例如, 關于第六十八軍的實際作戰兵力, 李品仙給軍令部的報告, 說只有2000餘人35, 而第六十八軍給軍令部的報告, 卻說有6000多人 (報告稱第六十八軍所屬除獨立第二十九旅有3000餘人外, 每旅有1000餘人, 全軍有重機槍27挺) 36, 兩者相差很多。
五
關于各作戰部隊的協同問題, 中國軍隊在這方面的表現就更差了。它是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反擊作戰未能取得預期戰果的另一重要原因。這方面的例子很多, 如炮兵和步兵的協同太差, 就使中國軍隊的反擊作戰效果大打折扣, 當時, 國民黨軍隊裡就有人評價炮兵在反擊作戰中"幾乎未發揮大的作用"。37再如第一八八師師長劉任、副師長劉建常在黃廣會戰之前都沒有實際戰場指揮經驗, 到前線後既不明敵情又不與友軍聯絡, 就草率發起攻擊, 對所配屬的炮兵第五團, 不給任務, 不指示射擊目标, 結果當然是第一八八師遭受極大損失。38有關這方面存在的問題, 以往論著有很多論述39, 這裡就不瑣贅了, 主要分析其產生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 是中國參加黃廣會戰的各軍, 分屬國民黨各地方實力派, 有廣西軍、貴州軍、川軍、西北軍, 他們有各自的利益考慮, 保存自己的實力, 是他們在這次作戰中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這方面的例子很多。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徐源泉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戰後被撤職查辦。再如第八十四軍第一八八師團長黃伯銘, 因一戰就即逃, 事後被處死。黃廣會戰實際是眾多國民黨"雜牌軍"參加的一場會戰, 希望這支"雜牌軍"在會戰中有很好的協同, 是不可能的。
其次, 各部隊臨陣換将, 本是兵家之大忌, 更增添了他們之間協同的困難。在這次會戰中, 作為基本戰略部門的軍、師一級的指揮員, 絕大多數都是新上任的。據筆者的不完全查實, 在參加會戰的各軍中, 新上任的軍長有:第四十八軍軍長張義純 (7月7日接任, 9月13日又由區壽年接任) 、第三十一軍軍長韋雲淞 (2月16日接任) 、第四十四軍代軍長彭成孚 (軍長王缵緒臨戰不到前線指揮, 9月25日, 彭成孚又調任第六十七軍軍長) 、第七軍軍長張淦 (6月21日接任) 、第八十四軍軍長覃連芳 (6月21日接任) 。新任軍長超過了半數。戰前新任的師長就更多了, 如第二十九師師長許文耀 (6月5日) 、第一二一師師長牟庭芳 (4月4日) 、第一三一師師長林賜熙 (6月21日) 、第一四九師師長王澤峻 (3月19日) 、第一七○師師長黎行恕 (5月) 、第一七一師師長漆道征 (6月) 、第一七四師師長張光玮 (9月19日) 、第一四三師師長李曾志 (6月4日) 等, 師長幾乎全部是新上任的。40其他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 如第三十一軍第一三八師臨戰前改歸第七軍指揮, 沒有時間較充分地構築工事, 第一三五師師長蘇祖馨因病住院, 只能由副師長代理。41等等。
第三, 命令多次變更, 各部隊調動過于頻繁, 也是協同性差的重要原因。第二十六軍原在平漢路南段整訓, 調江南第九戰區不到一周又調回長江北岸。第五十五軍由江南調到江北不到一周又調江南, 中途又折回江北。42小池口防御原為第八十四軍擔任, 日軍登陸前忽令第六十八軍第六九一團接替, 當第六九一團行至小池口以東的王家霸時, 小池口的重要屏障段窯已經失守, 守軍也去向不明。交防都不能完成, 還談得上什麼協同!
第四, 指揮系統設定比較混亂。例如, 李延年當時被任命為第十一軍團軍團長, 名義上可以指揮第八、第五十四軍, 實際是"各自為政, 各行其是", 他所能指揮的只有第二軍和田家鎮要塞守備部隊。43再如, 田家鎮位于江北, 它的得失與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的作戰有密切的關系, 卻不歸第五戰區指揮, 而歸江南的第九戰區指揮。
總之, 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基本戰術方針是正确的。但這一基本戰術方針, 在黃廣會戰中國軍隊反擊作戰的具體運用中, 有正确的一面, 也存在許多重大失誤。這些重大失誤, 與黃廣會戰中國軍隊的最終失利, 緊密相連, 影響了武漢會戰的實際進程, 是研究武漢會戰不可忽視的重要内容。（《抗日戰争研究》2008.2；作者：柯育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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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少明:《試析武漢會戰中大别山南麓戰場的戰略地位》, 《黃岡師專學報》1998年第5期。原文是"陣地戰與遊擊戰、正面阻擊與側面截擊相配合", "遊擊戰"一詞使用不當。
3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 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第283-284頁。
4 蔣介石致白崇禧等密電稿 (1938年7月26日)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688頁。
5 《第五戰區關于武漢會戰右翼兵團之作戰計劃 (1938年2月)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6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135頁。
7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 這裡不一一列舉。
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 中華書局1979年中譯本, 第2卷第1分冊, 第142頁。
9 武穴市政協文史資料編委會:《武穴文史資料》第2期, 第94頁。
10 文聞編:《我所親歷的武漢會戰》, 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第183頁。
11 《武漢會戰——原國民黨将領抗日戰争親歷記》, 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第179-180頁
12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3 《第五戰區關于武漢會戰右翼兵團之作戰計劃 (1938年2月)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4 李品仙致蔣介石密電 (1938年8月27日)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07頁。
5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 中華書局1979年中譯本, 第2卷第1分冊, 第156頁。
16 《武漢會戰——原國民黨将領抗日戰争親歷記》, 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第222-227頁。
17 《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17頁。
18 肖之楚致蔣介石密電 (1938年9月21日)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37頁。
19 李品仙給軍令部的電報 (1938年9月12日)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20 《陸軍第三十一軍廣濟附近戰鬥詳報》,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21 郭汝瑰、黃平章主編:《中國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作戰記》下冊,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第827頁。
22 《廣濟縣志》,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版, 第281-282頁。
23 陳應明、廖新華:《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 航空工業出版社2006年版, 第85頁。
24 李品仙致蔣介石密電 (1938年9月6日)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23頁。
25 《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23-724頁。
26 白崇禧致蔣介石密電 (1938年9月6日)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24頁。
27 這次反擊作戰的具體部署和實際經過, 見郭汝瑰、黃平章主編:《中國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作戰記》下冊,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第827-828頁。
28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29 蔣介石致白崇禧密電稿 (1938年9月11日)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28頁。
30 《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35-736頁。
31 《廣濟縣志》,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版, 第283頁。
32 李品仙致蔣介石密電 (1938年9月22日)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38-739頁。
33 李品仙給軍令部的電報 (1938年9月15日)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4 《武漢日報》1938年10月9日。
35 李品仙給軍令部的電報 (1938年9月18日) ,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轉引自《抗日戰争正面戰場》上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735頁。
36 劉汝明給軍令部的電報,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7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8 文聞編:《我所親歷的武漢會戰》, 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第187-188頁。
39 見敖文蔚:《略論武漢會戰黃廣戰役》, 載《湖北抗戰》, 軍事誼文出版社1995年版, 第584頁。
40 根據曹劍浪著《國民黨軍簡史》 (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 上冊第360-396頁的相關内容整理而成。
41 《陸軍第三十一軍廣濟附近戰鬥詳報》, 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42 《武漢會戰研究》, 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第72頁。
43 《武漢會戰——原國民黨将領抗日戰争親歷記》, 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第169-17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