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重新规划二战前的美军航母

今天小编分享的军事经验：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重新规划二战前的美军航母，欢迎阅读。

以下文章来源于燃烧的岛群 ，作者群主飞龙

本文是"燃烧的岛群"第786和第790篇原创文章合并，作者：阿登的苦林。

全文共11815字，配图6幅，阅读需要20分钟，2022年3月28日和4月1日分别首发，2024年3月18日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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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编译自2000年7/8月刊的美国《战略与战术》（Strategy & Tactic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原作者是格雷戈里·威尔摩斯（Gregory Wilmoth），配图略有改动。

图1. 1941年10月，美国海军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CV-8）正在驶出汉普顿锚地

设想一下，假如你要设计一款兵棋，但最终目的是要设计并打造一种武器系统，而不是用它来战斗。那么，你该怎样做呢？这样一款兵棋能发挥预测作用吗？这样一款兵棋能有教育意义吗？如果有的话，又该如何用它来教学呢？

1999年春，美国华盛顿特区某研究生院，整整一个班级的学生有机会亲自回答了上述问题：他们参加了一堂名为"理解军事技术"的课，授课教师是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教授，此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战略研究项目"主管。作为这场课程的一部分，这些学生们参加了一场"航母需求实践"——他们站在1931年美国海军总委员会的位置上，并就未来美国海军需要航空母舰（即那些将在二战期间上阵搏杀的航空母舰）具备什么样的特点而给出建议。

科恩教授曾担任过美国空军"海湾战争空中力量调查"（Gulf War Air Power Survey）写作组的头头，他也因此而为人所知。他设计这样一堂课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一种方法，以教导学生如何评估军事技术。每个星期，课堂上都会对军事技术某个不同的侧面进行检讨，如设计哲学、如何退出历史舞台，以及低技术兵器和高技术兵器的对比。学生们阅读的书籍往往涵盖"硬體"领網域，如坦克、激光制导炸弹，但在讨论这些话题时，极少有原始资料可供参考。在进行"航母需求实践"这一课程时，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在设计上"折衷取舍"。

这些学生（或者说兵棋推演者）扮演1931年时美国海军总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任务是以个人的身份提出航空母舰的数量或特点方面的建议，以求得国会在1933财政年度审批通过。他们必需在20世纪20年代的《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条约》（下文简称为《华盛顿海军条约》）的限制条件内完成这一切。

在《华盛顿海军条约》的限制下，美国被允许拥有总吨位13.5万吨（标准排水量）的航空母舰。到1931年时，美国海军手头上已经有3艘可用的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萨拉托加"号和"兰利"号。"兰利"号是一艘试验性质的设计，因此并不占用条约限制内的吨位。尽管如此，第四艘航空母舰"突击者"号当时已经开工建造。将"列克星敦"号、"萨拉托加"号和"突击者"号3艘航空母舰加到一起，其总吨位已接近8万吨，只剩下约5.5万吨的吨位可用了。

图2. 美国海军"兰利"号航空母舰（CV-1）

美国海军总委员会是一个由七位资深军官组成的群体，包括六位海军将领和一位资深的海军上校。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在他们最近所任职的领網域内，他们都是成功的军官。他们直接向海军部长负责，而且他们被期望能够直言不讳地给出对新型舰艇需求的建议。尽管美国海军的最高武官——海军作战部长也位列该总委员会之中，但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却是另一位资深的海军上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院长有时候也会出于工作方面的原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委员会的一员。海军总委员会拥有举行秘密听证会的权力，毕竟当时还是一个可以保守秘密的年代。幸运的是，为了让后人了解和便于在课堂上讲习，一名书记员对委员们的发言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记录。

背景：《华盛顿海军条约》

所谓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常常被现代的海军历史学家在许多情况下引用。实际上，在1921年至1922年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有多部条约被签署。1921年，世界各主要海军强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试图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海军军备竞赛。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日本就开始了他们各自的主力战列舰建造计划，英国后来也制定计划，加入了美日两国的军备竞赛，以维持自己传统的海军优势。当会议于1922年结束时，各国的外交官们总共签署了六个条约，并举行了一场发布会，以便向外界展示他们的努力。

包括那个著名的"战列舰吨位比例5∶5∶3"在内的海军军备限制包含在《五国条约》中，该条约就是人们谈及《华盛顿海军条约》时所指的那个，该条约的签署国为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这五个国家。该条约建立了英美两国之间的海军均势，以及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军均势。该条约宣称开启一场为期十年的"战列舰建造假日"，并对"假日"结束后新建的战列舰予以了单舰限制：排水量最大为3.5万吨，主炮口径最大为16英寸。

条约也对巡洋舰建造加以限制：排水量最大为1万吨，主炮口径最大为8英寸。该条约同样还对航空母舰的建造进行了限制，在前文所述的那堂名为"理解军事技术"的课程实践中，美国海军总委员会必须绞尽腦汁地在这些限制条件下发展航空母舰。最终，英、美、日三国同意不会将他们在西太平洋的基地"要塞化"。

第二个条约同样是由这五个海军强国签署的，旨在对潜艇的使用加以严格限制，并禁止使用毒气。

第三个条约名为《四国条约》，是由英、美、日、法四国签署的，该条约提供了可用来支持限制海军军备所必需的外交体系。《四国条约》终结了成立于1911年的英日同盟，如果没有这一点，美国将不同意任何军备限制。该条约本质上相当于在其四个缔约的大国之间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并禁绝了某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小帮派针对另外某个国家的可能。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一保证下，日本才接受了其较小的吨位份额。该条约阻止了英美两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情况，再加上该条约阻止了西太平洋基地的"要塞化"，这就让日本获得了在西太平洋局部地区的海军优势。随后公布的一项声明和第四个条约明确了《四国条约》适用的地理范围。

第五个条约是《九国公约》，该条约将中国也囊括在内。当时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战争看上去最有可能成为该地区一切麻烦的根源，该条约即在试图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九国公约》的目标是终止各列强对中国的竞争性剥削（尽管不包括对中国的"合作性剥削"）。该条约纳入了三项原则：提倡"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终止各国的"势力范围"；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以及"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美国希望该条约能够遏制日本对中国大陆的野心，但该条约的许多条款是模糊的，可以进行广泛的解释。

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六个条约也是由《九国公约》的那九个缔约国签署的，该条约与中国的海关关税有关。签署该条约的目的是为中国中央政府建立一个健全的财政基础，该条约还废除了对一些签署国的关税优惠待遇。

这一系列《华盛顿条约》起作用了吗？它们确实起了一段时间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各列强几乎没有兴趣开展海军军备竞赛，而且他们的经济也难以担负起一场海军军备竞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军技术也在发展。老式战列舰进行了更新改造，一场某种意义上的军备竞赛围绕着巡洋舰开始了。

在政治领網域，《九国公约》的许多目标是不现实的。雄心勃勃的条款和缺少执法机构的现实让该条约仅仅是一纸"意向声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则进一步加剧了对外国压迫的愤怒。一开始，许多日本人感到该条约对他们施加的限制是不公平的，因为日本将中国视为他们自己家的后院。不久，随着中国国民党看上去即将统一中国，日本人开始感受到威胁。

192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当年6月，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向北京进军，基本上统一了中国；11月，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政府被允许开建德国的第一艘"袖珍战列舰"。《凡尔赛和约》允许德国开建的战舰排水量不超过1万吨，主炮口径不超过11英寸。

第一件大事导致中国与日本发生了冲突，因为日本认为在东北亚地区的霸权对其自身安全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件大事则让法国充满了警惕，并让法国走上了准备摆脱《华盛顿海军条约》体系的道路，这也是华盛顿会议的成果开始宣告破灭的开始。

图3. 签署《华盛顿海军条约》的会场照片

历史记录

在"航母需求实践"课堂上展示的历史檔案包括编辑后的发言记录，以及提交给海军总委员会的证据。海军总委员会的委员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一份来自海军航空局局长的名为"Exhibit 2"的备忘录中，威廉·墨菲特（William Moffett）海军少将提出，建造3艘排水量均为1.84万吨的航空母舰，他还列出了相当特别的设计特点。"Exhibit 3"是一份来自海军修造局局长的证词，在这份证词中，修造局局长声称，目前没有一款设计是关于排水量1.8万吨的航空母舰的，而再造一艘1.38万吨的航母（另一艘"突击者"号）将是让国会批准的最快的方法——当时，国会对开造新航母还是比较乐于接受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一份来自海军航空局的进一步的证词的反驳，在这份证词中，约翰·塔沃斯（John Towers）上校指出，1.38万吨的设计方案是在美军获得任何实际的航母使用经验之前被批准的，现在，"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已经加入舰队服役，更大的航空母舰所具备的某些优势已经很明显了。在这些冠名以"Exhibit"的檔案中，航空母舰的大小和数量是一条永恒的主线。

图4. 20世纪30年代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

墨菲特海军少将担心，英国将拥有比美国更多的航空母舰。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兰宁（Lanning）少将则表示，他们进行的兵棋推演表明，航空母舰的数量越多越好。尽管如此，兰宁少将还是争辩说，大多数航母应当被设计用于攻势作战，即它们应当"又大又快"。他还担心航母的装甲防护问题。兵棋推演的结果已经表明，航空母舰将是敌军飞机优先打击的目标。"航空母舰对敌人来说，就好比一块糖对一只苍蝇那样有诱惑力"，他这样说道。

双层飞行甲板也是一大议题。一些早期的航空母舰被设计成了拥有双层飞行甲板的样式，如英国的"暴怒"号和日本的"赤城"号。当航母高速迎风航行时，当时机体小巧轻便的舰载机不需要滑跑太长的距离就能起飞。增设一条飞行甲板意味着能以更快的速度放飞飞机，而且也许在遭受战损时多了一重"备份"。是否值得为了这条多出的飞行甲板而付出重量上的代价？

在那些冠名以"Exhibit"的檔案中间，还有一份来自海军部长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海军部长要求海军总委员会专门考虑一下安装8英寸火炮的大型巡洋舰和航空母舰混搭组成的"航空巡洋舰"方案。这一理念的起源看上去是海军航空局在1930年签署《伦敦海军条约》的谈判期间做出的一项努力，旨在将美国所拥有的一定比例的巡洋舰吨位转变成航空母舰的吨位，不过他们在某些巡洋舰上加装飞行甲板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现在，墨菲特海军少将必需争辩一下，为什么巡洋舰和航空母舰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舰艇，以及为什么美国海军真心不愿意要所谓的"混搭舰/航空巡洋舰"。另一位海军将领指出，国会也许会好奇，如果海军只想要纯粹的航空母舰的话，为什么他们还要求建造具有飞行甲板的巡洋舰。这并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担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铺设每艘军舰的龙骨都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

回到1999年

在精读了这些冠名以"Exhibit"的檔案之后，"理解军事技术"课堂上每位学生的任务就是做出决定：他们认为那种结果是最好的，并给出他们所基于的证据。这意味着每位学生都必须决定哪个"Exhibit"是最有说服力的，并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关于究竟要建造多少艘航空母舰，以及航母的吨位如何。

总的来说，按照1931年的条约限制，美国海军航母吨位的情况及不同选择如下所示（当然也可能存在在吨位限制内的其他组合）：

在上述情况下，根据五大海军强国签署的条约，总吨位限制为13.5万吨，其中已使用的吨位为7.98万吨，剩余吨位为5.52万吨，那么就有以下选项：

选项一：继续建造4艘"突击者"级航空母舰，每艘1.38万吨，总吨位5.52万吨。

选项二：建造3艘航空母舰，每艘1.84万吨，总吨位5.52万吨。

选项三：建造2艘2.07万吨的航空母舰和1艘1.38万吨的航空母舰，总吨位5.52万吨。

选项四：建造某种"混搭"性质的军舰，包括总吨位2.5万吨的"航空巡洋舰"（即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的混合体，安装8英寸舰炮，但飞机搭载量比舰体尺寸与其相当的常规航空母舰少三分之一），总吨位5.52万吨。

其他选项：总吨位5.52万吨。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虽然这个问题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但课堂上的大部抽成员还是选择了历史上的解决方案：两艘2万吨的航空母舰和一艘1.5万吨的航空母舰。看上去，大多数学生都觉得2万吨的设计方案是最好的，而两艘采用最好的设计方案的航母看上去要优于数量更多的采用不那么好的设计方案的航母。人数第二多的选择是三艘1.84万吨的航空母舰，做出这一选择的学生普遍觉得，吨位从2万吨下降到1.84万吨在性能上不会有什么损失，可一旦下降到1.5万吨就会损失相当一部分性能。还有极少数人倾向于航母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他们选择了更小的设计方案。没有人选择"航空巡洋舰"这一混合搭配设计。大多数学生都觉得，安装有飞行甲板的巡洋舰这一选项是一个"潜在的灾难"，它综合了几乎所有的缺点：在其和战列巡洋舰一样薄弱的装甲保护下的，是数量巨大的高易燃性航空汽油。

在真实的历史上，海军总委员会推荐选择两艘2万吨的航空母舰和一艘1.5万吨的航空母舰，这最终变成了"约克城"号、"企业"号和较小的"黄蜂"号。不过，事情远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在这些设计中，由于复杂的技术方面的妥协权衡而导致了项目拖延。直到1932年3月，前两艘较大的航空母舰的合同计划才准备好，此时正是"大萧条"极为严重的一段岁月。胡佛总统绝对不是一位海军建设的大力支持者，直到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上台后，他才在《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名义下筹集了相关资金，从而解决了建造这两艘航母所需的资金问题。饶是如此，这两艘船直到1934年才铺设龙骨。

较小的"黄蜂"号航空母舰是最后建造的，由于其两艘较大的姊妹舰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吨位增加，再加上美国海军决定为"突击者"号航空母舰增设舰岛（内含航空指挥设施等），因此"黄蜂"号的吨位受到了影响。"黄蜂"号于1934年被批准建造，但直到1939年才下水，并于1940年交付美国海军服役。"黄蜂"号官方宣称的排水量为1.43万吨，其设计者试图让该舰能搭载与她那两艘较大的姊妹舰一样多的飞机，因此他们牺牲了"黄蜂"号的航速与装甲防护力。

图5. 美国海军的"黄蜂"号航空母舰（CV-7）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选择

这场名为"航母需求实践"的课堂活动的设计者是托马斯·霍恩（Thomas Hone）博士。霍恩博士当时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防部工作，他曾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去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航母舰载航空兵的崛起。这个课题曾深深吸引了研究"军事创新"的学生们。当时的三大海军强国英、美、日都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发展了航母装备，但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完成这一切的。

英国在航空母舰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曾一度居于领先者的地位，但在将航母舰载航空兵发展为一支独立的进攻性打击兵力的过程中，英国人却落在了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后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可以将其归因于一个确定的关键因素，即英国决定将舰队航空兵从皇家海军中独立出来，划拨给皇家空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家空军主要感兴趣的是战略轰炸，却忽视了海军航空兵的建设。而同时期的日本海军和美国海军却都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航空兵部队。

不过，这并不能解释一切。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根据《华盛顿海军条约》，日美两国的海军最终都有巨大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舰体可用于改装成航空母舰，而英国却只能继续使用一些较小的航空母舰——这些航母是之前就被改装完成的。

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还在改装的航空母舰完工之前，位于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就开始通过兵棋推演的方式，探索如何在舰队演习中运用这些巨大的航空母舰。他们吸取的教训之一就是，如果一支舰队能够最先有效地放飞停放在甲板上的第一波飞机，那么其就能够发动最猛烈的打击，这可以决定性地影响战斗的结果。航空母舰越大，其携带的飞机就越多，因此放飞的第一攻击波也就越大。

同时，美国海军还开始在较小的试验性航母"兰利"号上练习快速放飞和回收飞机。美国海军体验了在甲板上停机：额外的飞机会固定地系留停放在飞行甲板上。此举虽然会增加风吹日晒对飞机的磨损，但其同样让航母在至关重要的第一轮打击中有更多的飞机可用。

图6.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海军高级军官合影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航母舰载航空兵的这一发展时期，英国人没能挤上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在马里兰大学教授海军历史的琼·苏米达（Jon Sumida）教授就表示，英国人没有"没挤上车"。苏米达教授指出，美国海军和日本海军已经明确地确定对方为自己的假想敌，他们预期将会在中太平洋地区进行战斗，而在这一地区，可供飞机使用的陆上基地少之又少，舰队所需要的大部分空中支援将由航空母舰提供。

另一方面，英国皇家海军却预计，无论是对抗德国还是意大利部署在欧洲的水面舰队，还是对抗部署在亚洲沿海地区的日本军队，其都将在靠近陆上基地的情况下战斗。这不仅让航空母舰看上去不那么重要了，而且促使英国的设计人员为航母增设了装甲飞行甲板，其代价是降低了航母的载机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参战的时间比美日两国在太平洋上大打出手提前了两年多，对此，苏米达教授表示，到1941年时，英国人已经知道，要想打一场航母大战的话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船，可他们不得不用自己手头上那些在1939年之前设计的航母进行战斗。

项目评价

学生们觉得这样一场"重新规划航母"的活动如何？大多数人看上去认为其是有价值的。也许，在此之前只有一两个人知道一些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海军的历史，并在被告诉答案之前就推演出了历史史实。读透并权衡那些冠名以"Exhibit"的檔案是一项挑战，对某些人来说，找间教室坐下来，并勾勒出一艘航空母舰所需的性能指标一开始看上去是件很简单的任务，只需要审查一下给出的设计方案，再加点重量就可以了。然而，当把航母在舰队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纳入考虑之后，事情就变得愈发复杂了。航速较慢的航空母舰适合用来支援战列舰，可是，如果航空母舰要被作为独立的进攻性兵器使用的话，航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或许，最困难的部分是捕捉到海军总委员会在1931年时的视角。以事后的眼光来看，对航母建造进行正确的权衡妥协是很容易办到的，其历史和技术发展路径是很清晰的。可是，在当时，人们是不可能洞见如迷雾一般难以捉摸的未来的。

这样一场练习让学生们学到了什么吗？对此，科恩教授评论说，设计的问题可以被抽成三类："确定的因素""确定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确定的不确定因素"。其中，"确定的因素"是指那些可以量化或计算的指标，如排水量、航速和装甲。"确定的不确定因素"是指那些知道朝哪个方向去改变的特性或指标，例如，早在1931年，对消息灵通的观察员来说，飞机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快是毫无疑问的，但究竟能有多快，以及这种趋势最终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是不确定的，不过考虑这类因素可以确定某些航母设计指标的大致程度。而"不确定的不确定因素"是指那些如同晴天霹雳般出现的问题，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些问题的出现。例如，在海军总委员会里，就没有人合理地预见到十年后雷达的发展及其重要性。航空母舰在保卫自身抵御空袭的战斗中，舰载雷达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其能提供针对来袭机群的充分预警。在设计和规划航空母舰时，这些发展因素是最难想到的。

当然了，这门课程的要旨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如何权衡利弊和做出妥协。就军事装备而言，每一款设计都包含了某种程度的权衡和妥协，甚至可以说是数量巨大且颇为复杂的权衡和妥协，不过，笔者认为那些学生们在这堂课上一定学得很开心。

原文附：课堂上的其他兵棋推演活动

围绕其"战略研究项目"，科恩教授曾开展过另外一场非同寻常的战略兵棋学术应用活动，名为"虚拟的参谋之旅"（The Virtual Staff Ride）。

在过去的两年里，"战略研究项目"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下设的"战略教育中心"已经资助了一个电子化的"参谋之旅"项目，该项目使用Firaxis游戏公司的设计师席德·梅尔（Sid Meier）开发的《盖茨堡之役》。"虚拟的参谋之旅"项目是战略教育中心及其总监汤姆·基尼（Tom Keaney）博士开展的一项规模更大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从各个水平上提升战略研究教育的质量：大學生、研究生和职业研究人员。这反映了这样一种努力，即在战略研究课程設定中引入日渐复杂的电腦游戏。

这些活动是在学校的语言实验室里，通过联网的计算机终端进行的。在开展的第一年，学生们被按照邦联军队的指挥和参谋机构的样式组织起来，由一位经验丰富的玩家指挥邦联军队。游戏剧本大致是基于盖茨堡战役第二天的态势，学生们需要担任军团指挥官、军长和师长。

在开完最初的作战计划会议之后，师长就要坐到计算机终端面前，调动他们麾下的旅和团。军团和军的指挥官待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指挥和沟通是通过书面信息和人工传令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且后者会导致各部之间的联系暂时中断。这样做是为了重现无线电发明之前19世纪的战场参谋体系。

第二年，对战剧本纳入了两个军团之间的一场会战，学生们扮演双方的军长和师长。本文原作者格雷戈里·威尔摩斯也作为邦联一方的一名师长参加了推演，并惨遭失败：在穿过盖茨堡战场向南运动时，威尔摩斯的师被正面的联邦军队牢牢地"钉"住了，并遭到了联邦军队从西面的侧翼迂回进攻。军队的指挥和控制体系颇为复杂，起码对邦联一方而言是这样。在邦联军队的指挥中枢坐镇时，威尔摩斯就知道在他右边的师长有麻烦了，但直到看见联邦军队的一个个团穿过盖茨堡并进入其后方的景象，才使他第一次对这场灾难的严重性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一份行动后报告指出，游戏的娱乐性和教育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诸如后勤保障和其他"枯燥乏味"的方面在游戏中是缺失的。另一方面，充分的游戏前规划和游戏后分析可以确保教育方面的主导地位。也许，正如这份报告所说的那样，最好的运用或许是作为一场"实际的参谋之旅"的补充。在参观真正的战场之前或之后，可以立即玩这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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