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别開生面的“遊戲”：重新規劃二戰前的美軍航母

今天小編分享的軍事經驗：一場别開生面的“遊戲”：重新規劃二戰前的美軍航母，歡迎閱讀。

以下文章來源于燃燒的島群 ，作者群主飛龍

本文是"燃燒的島群"第786和第790篇原創文章合并，作者：阿登的苦林。

全文共11815字，配圖6幅，閱讀需要20分鍾，2022年3月28日和4月1日分别首發，2024年3月18日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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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編譯自2000年7/8月刊的美國《戰略與戰術》（Strategy & Tactics）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原作者是格雷戈裡·威爾摩斯（Gregory Wilmoth），配圖略有改動。

圖1. 1941年10月，美國海軍的"大黃蜂"号航空母艦（CV-8）正在駛出漢普頓錨地

設想一下，假如你要設計一款兵棋，但最終目的是要設計并打造一種武器系統，而不是用它來戰鬥。那麼，你該怎樣做呢？這樣一款兵棋能發揮預測作用嗎？這樣一款兵棋能有教育意義嗎？如果有的話，又該如何用它來教學呢？

1999年春，美國華盛頓特區某研究生院，整整一個班級的學生有機會親自回答了上述問題：他們參加了一堂名為"理解軍事技術"的課，授課教師是埃利奧特·科恩（Eliot Cohen）教授，此人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關系研究院的"戰略研究項目"主管。作為這場課程的一部分，這些學生們參加了一場"航母需求實踐"——他們站在1931年美國海軍總委員會的位置上，并就未來美國海軍需要航空母艦（即那些将在二戰期間上陣搏殺的航空母艦）具備什麼樣的特點而給出建議。

科恩教授曾擔任過美國空軍"海灣戰争空中力量調查"（Gulf War Air Power Survey）寫作組的頭頭，他也因此而為人所知。他設計這樣一堂課的目的是将其作為一種方法，以教導學生如何評估軍事技術。每個星期，課堂上都會對軍事技術某個不同的側面進行檢讨，如設計哲學、如何退出歷史舞台，以及低技術兵器和高技術兵器的對比。學生們閱讀的書籍往往涵蓋"硬體"領網域，如坦克、激光制導炸彈，但在讨論這些話題時，極少有原始資料可供參考。在進行"航母需求實踐"這一課程時，讨論的主題是如何在設計上"折衷取舍"。

這些學生（或者說兵棋推演者）扮演1931年時美國海軍總委員會的成員，他們的任務是以個人的身份提出航空母艦的數量或特點方面的建議，以求得國會在1933财政年度審批通過。他們必需在20世紀20年代的《華盛頓海軍軍備限制條約》（下文簡稱為《華盛頓海軍條約》）的限制條件内完成這一切。

在《華盛頓海軍條約》的限制下，美國被允許擁有總噸位13.5萬噸（标準排水量）的航空母艦。到1931年時，美國海軍手頭上已經有3艘可用的航空母艦："列克星敦"号、"薩拉托加"号和"蘭利"号。"蘭利"号是一艘試驗性質的設計，因此并不占用條約限制内的噸位。盡管如此，第四艘航空母艦"突擊者"号當時已經開工建造。将"列克星敦"号、"薩拉托加"号和"突擊者"号3艘航空母艦加到一起，其總噸位已接近8萬噸，只剩下約5.5萬噸的噸位可用了。

圖2. 美國海軍"蘭利"号航空母艦（CV-1）

美國海軍總委員會是一個由七位資深軍官組成的群體，包括六位海軍将領和一位資深的海軍上校。一個典型的特點是，在他們最近所任職的領網域内，他們都是成功的軍官。他們直接向海軍部長負責，而且他們被期望能夠直言不諱地給出對新型艦艇需求的建議。盡管美國海軍的最高武官——海軍作戰部長也位列該總委員會之中，但擔任委員會主席的卻是另一位資深的海軍上将。美國海軍戰争學院的院長有時候也會出于工作方面的原因而理所當然地成為該委員會的一員。海軍總委員會擁有舉行秘密聽證會的權力，畢竟當時還是一個可以保守秘密的年代。幸運的是，為了讓後人了解和便于在課堂上講習，一名書記員對委員們的發言進行了逐字逐句的記錄。

背景：《華盛頓海軍條約》

所謂的《華盛頓海軍條約》常常被現代的海軍歷史學家在許多情況下引用。實際上，在1921年至1922年間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有多部條約被籤署。1921年，世界各主要海軍強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召開會議，試圖終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海軍軍備競賽。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日本就開始了他們各自的主力戰列艦建造計劃，英國後來也制定計劃，加入了美日兩國的軍備競賽，以維持自己傳統的海軍優勢。當會議于1922年結束時，各國的外交官們總共籤署了六個條約，并舉行了一場發布會，以便向外界展示他們的努力。

包括那個著名的"戰列艦噸位比例5∶5∶3"在内的海軍軍備限制包含在《五國條約》中，該條約就是人們談及《華盛頓海軍條約》時所指的那個，該條約的籤署國為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和意大利這五個國家。該條約建立了英美兩國之間的海軍均勢，以及法國和意大利之間的海軍均勢。該條約宣稱開啟一場為期十年的"戰列艦建造假日"，并對"假日"結束後新建的戰列艦予以了單艦限制：排水量最大為3.5萬噸，主炮口徑最大為16英寸。

條約也對巡洋艦建造加以限制：排水量最大為1萬噸，主炮口徑最大為8英寸。該條約同樣還對航空母艦的建造進行了限制，在前文所述的那堂名為"理解軍事技術"的課程實踐中，美國海軍總委員會必須絞盡腦汁地在這些限制條件下發展航空母艦。最終，英、美、日三國同意不會将他們在西太平洋的基地"要塞化"。

第二個條約同樣是由這五個海軍強國籤署的，旨在對潛艇的使用加以嚴格限制，并禁止使用毒氣。

第三個條約名為《四國條約》，是由英、美、日、法四國籤署的，該條約提供了可用來支持限制海軍軍備所必需的外交體系。《四國條約》終結了成立于1911年的英日同盟，如果沒有這一點，美國将不同意任何軍備限制。該條約本質上相當于在其四個締約的大國之間籤訂了一份"互不侵犯條約"，并禁絕了某幾個國家聯合起來組成小幫派針對另外某個國家的可能。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是在這一保證下，日本才接受了其較小的噸位份額。該條約阻止了英美兩國聯合起來對付日本的情況，再加上該條約阻止了西太平洋基地的"要塞化"，這就讓日本獲得了在西太平洋局部地區的海軍優勢。随後公布的一項聲明和第四個條約明确了《四國條約》适用的地理範圍。

第五個條約是《九國公約》，該條約将中國也囊括在内。當時在中國境内發生的戰争看上去最有可能成為該地區一切麻煩的根源，該條約即在試圖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九國公約》的目标是終止各列強對中國的競争性剝削（盡管不包括對中國的"合作性剝削"）。該條約納入了三項原則：提倡"門戶開放"政策以及終止各國的"勢力範圍"；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強調合作而不是競争；以及"不幹涉"中國的内部事務。從其自身的角度來說，美國希望該條約能夠遏制日本對中國大陸的野心，但該條約的許多條款是模糊的，可以進行廣泛的解釋。

最後一個，也就是第六個條約也是由《九國公約》的那九個締約國籤署的，該條約與中國的海關關稅有關。籤署該條約的目的是為中國中央政府建立一個健全的财政基礎，該條約還廢除了對一些籤署國的關稅優惠待遇。

這一系列《華盛頓條約》起作用了嗎？它們确實起了一段時間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世界各列強幾乎沒有興趣開展海軍軍備競賽，而且他們的經濟也難以擔負起一場海軍軍備競賽。不過，随着時間的推移，海軍技術也在發展。老式戰列艦進行了更新改造，一場某種意義上的軍備競賽圍繞着巡洋艦開始了。

在政治領網域，《九國公約》的許多目标是不現實的。雄心勃勃的條款和缺少執法機構的現實讓該條約僅僅是一紙"意向聲明"。中國國内的民族主義則進一步加劇了對外國壓迫的憤怒。一開始，許多日本人感到該條約對他們施加的限制是不公平的，因為日本将中國視為他們自己家的後院。不久，随着中國國民黨看上去即将統一中國，日本人開始感受到威脅。

1928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在這一年發生了兩件大事：當年6月，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向北京進軍，基本上統一了中國；11月，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政府被允許開建德國的第一艘"袖珍戰列艦"。《凡爾賽和約》允許德國開建的戰艦排水量不超過1萬噸，主炮口徑不超過11英寸。

第一件大事導致中國與日本發生了衝突，因為日本認為在東北亞地區的霸權對其自身安全是至關重要的。第二件大事則讓法國充滿了警惕，并讓法國走上了準備擺脫《華盛頓海軍條約》體系的道路，這也是華盛頓會議的成果開始宣告破滅的開始。

圖3. 籤署《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會場照片

歷史記錄

在"航母需求實踐"課堂上展示的歷史檔案包括編輯後的發言記錄，以及提交給海軍總委員會的證據。海軍總委員會的委員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在一份來自海軍航空局局長的名為"Exhibit 2"的備忘錄中，威廉·墨菲特（William Moffett）海軍少将提出，建造3艘排水量均為1.84萬噸的航空母艦，他還列出了相當特别的設計特點。"Exhibit 3"是一份來自海軍修造局局長的證詞，在這份證詞中，修造局局長聲稱，目前沒有一款設計是關于排水量1.8萬噸的航空母艦的，而再造一艘1.38萬噸的航母（另一艘"突擊者"号）将是讓國會批準的最快的方法——當時，國會對開造新航母還是比較樂于接受的。這一觀點遭到了一份來自海軍航空局的進一步的證詞的反駁，在這份證詞中，約翰·塔沃斯（John Towers）上校指出，1.38萬噸的設計方案是在美軍獲得任何實際的航母使用經驗之前被批準的，現在，"列克星敦"号和"薩拉托加"号已經加入艦隊服役，更大的航空母艦所具備的某些優勢已經很明顯了。在這些冠名以"Exhibit"的檔案中，航空母艦的大小和數量是一條永恒的主線。

圖4. 20世紀30年代的"薩拉托加"号航空母艦

墨菲特海軍少将擔心，英國将擁有比美國更多的航空母艦。海軍戰争學院院長蘭寧（Lanning）少将則表示，他們進行的兵棋推演表明，航空母艦的數量越多越好。盡管如此，蘭寧少将還是争辯說，大多數航母應當被設計用于攻勢作戰，即它們應當"又大又快"。他還擔心航母的裝甲防護問題。兵棋推演的結果已經表明，航空母艦将是敵軍飛機優先打擊的目标。"航空母艦對敵人來說，就好比一塊糖對一只蒼蠅那樣有誘惑力"，他這樣說道。

雙層飛行甲板也是一大議題。一些早期的航空母艦被設計成了擁有雙層飛行甲板的樣式，如英國的"暴怒"号和日本的"赤城"号。當航母高速迎風航行時，當時機體小巧輕便的艦載機不需要滑跑太長的距離就能起飛。增設一條飛行甲板意味着能以更快的速度放飛飛機，而且也許在遭受戰損時多了一重"備份"。是否值得為了這條多出的飛行甲板而付出重量上的代價？

在那些冠名以"Exhibit"的檔案中間，還有一份來自海軍部長的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海軍部長要求海軍總委員會專門考慮一下安裝8英寸火炮的大型巡洋艦和航空母艦混搭組成的"航空巡洋艦"方案。這一理念的起源看上去是海軍航空局在1930年籤署《倫敦海軍條約》的談判期間做出的一項努力，旨在将美國所擁有的一定比例的巡洋艦噸位轉變成航空母艦的噸位，不過他們在某些巡洋艦上加裝飛行甲板的努力最終失敗了。

現在，墨菲特海軍少将必需争辯一下，為什麼巡洋艦和航空母艦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艦艇，以及為什麼美國海軍真心不願意要所謂的"混搭艦/航空巡洋艦"。另一位海軍将領指出，國會也許會好奇，如果海軍只想要純粹的航空母艦的話，為什麼他們還要求建造具有飛行甲板的巡洋艦。這并不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擔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鋪設每艘軍艦的龍骨都需要得到美國國會的批準。

回到1999年

在精讀了這些冠名以"Exhibit"的檔案之後，"理解軍事技術"課堂上每位學生的任務就是做出決定：他們認為那種結果是最好的，并給出他們所基于的證據。這意味着每位學生都必須決定哪個"Exhibit"是最有說服力的，并得出一個符合邏輯的結論——關于究竟要建造多少艘航空母艦，以及航母的噸位如何。

總的來說，按照1931年的條約限制，美國海軍航母噸位的情況及不同選擇如下所示（當然也可能存在在噸位限制内的其他組合）：

在上述情況下，根據五大海軍強國籤署的條約，總噸位限制為13.5萬噸，其中已使用的噸位為7.98萬噸，剩餘噸位為5.52萬噸，那麼就有以下選項：

選項一：繼續建造4艘"突擊者"級航空母艦，每艘1.38萬噸，總噸位5.52萬噸。

選項二：建造3艘航空母艦，每艘1.84萬噸，總噸位5.52萬噸。

選項三：建造2艘2.07萬噸的航空母艦和1艘1.38萬噸的航空母艦，總噸位5.52萬噸。

選項四：建造某種"混搭"性質的軍艦，包括總噸位2.5萬噸的"航空巡洋艦"（即航空母艦和巡洋艦的混合體，安裝8英寸艦炮，但飛機搭載量比艦體尺寸與其相當的常規航空母艦少三分之一），總噸位5.52萬噸。

其他選項：總噸位5.52萬噸。

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呢？雖然這個問題沒有所謂的"正确答案"，但課堂上的大部抽成員還是選擇了歷史上的解決方案：兩艘2萬噸的航空母艦和一艘1.5萬噸的航空母艦。看上去，大多數學生都覺得2萬噸的設計方案是最好的，而兩艘采用最好的設計方案的航母看上去要優于數量更多的采用不那麼好的設計方案的航母。人數第二多的選擇是三艘1.84萬噸的航空母艦，做出這一選擇的學生普遍覺得，噸位從2萬噸下降到1.84萬噸在性能上不會有什麼損失，可一旦下降到1.5萬噸就會損失相當一部分性能。還有極少數人傾向于航母的數量而不是質量，他們選擇了更小的設計方案。沒有人選擇"航空巡洋艦"這一混合搭配設計。大多數學生都覺得，安裝有飛行甲板的巡洋艦這一選項是一個"潛在的災難"，它綜合了幾乎所有的缺點：在其和戰列巡洋艦一樣薄弱的裝甲保護下的，是數量巨大的高易燃性航空汽油。

在真實的歷史上，海軍總委員會推薦選擇兩艘2萬噸的航空母艦和一艘1.5萬噸的航空母艦，這最終變成了"約克城"号、"企業"号和較小的"黃蜂"号。不過，事情遠不像看上去這麼簡單。在這些設計中，由于復雜的技術方面的妥協權衡而導致了項目拖延。直到1932年3月，前兩艘較大的航空母艦的合同計劃才準備好，此時正是"大蕭條"極為嚴重的一段歲月。胡佛總統絕對不是一位海軍建設的大力支持者，直到羅斯福總統于1933年上台後，他才在《國家工業復興法案》的名義下籌集了相關資金，從而解決了建造這兩艘航母所需的資金問題。饒是如此，這兩艘船直到1934年才鋪設龍骨。

較小的"黃蜂"号航空母艦是最後建造的，由于其兩艘較大的姊妹艦發生了不可避免的噸位增加，再加上美國海軍決定為"突擊者"号航空母艦增設艦島（内含航空指揮設施等），因此"黃蜂"号的噸位受到了影響。"黃蜂"号于1934年被批準建造，但直到1939年才下水，并于1940年交付美國海軍服役。"黃蜂"号官方宣稱的排水量為1.43萬噸，其設計者試圖讓該艦能搭載與她那兩艘較大的姊妹艦一樣多的飛機，因此他們犧牲了"黃蜂"号的航速與裝甲防護力。

圖5. 美國海軍的"黃蜂"号航空母艦（CV-7）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選擇

這場名為"航母需求實踐"的課堂活動的設計者是托馬斯·霍恩（Thomas Hone）博士。霍恩博士當時在位于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防部工作，他曾花費了數年的時間去研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航母艦載航空兵的崛起。這個課題曾深深吸引了研究"軍事創新"的學生們。當時的三大海軍強國英、美、日都在20世紀20至30年代發展了航母裝備，但他們是以不同的方式完成這一切的。

英國在航空母艦早期的發展過程中曾一度居于領先者的地位，但在将航母艦載航空兵發展為一支獨立的進攻性打擊兵力的過程中，英國人卻落在了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後面。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幾乎可以将其歸因于一個确定的關鍵因素，即英國決定将艦隊航空兵從皇家海軍中獨立出來，劃撥給皇家空軍。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皇家空軍主要感興趣的是戰略轟炸，卻忽視了海軍航空兵的建設。而同時期的日本海軍和美國海軍卻都保留了他們自己的航空兵部隊。

不過，這并不能解釋一切。由于歷史的偶然性，根據《華盛頓海軍條約》，日美兩國的海軍最終都有巨大的戰列艦和戰列巡洋艦的艦體可用于改裝成航空母艦，而英國卻只能繼續使用一些較小的航空母艦——這些航母是之前就被改裝完成的。

在20世紀20年代，甚至還在改裝的航空母艦完工之前，位于羅得島州紐波特市的美國海軍戰争學院就開始通過兵棋推演的方式，探索如何在艦隊演習中運用這些巨大的航空母艦。他們吸取的教訓之一就是，如果一支艦隊能夠最先有效地放飛停放在甲板上的第一波飛機，那麼其就能夠發動最猛烈的打擊，這可以決定性地影響戰鬥的結果。航空母艦越大，其攜帶的飛機就越多，因此放飛的第一攻擊波也就越大。

同時，美國海軍還開始在較小的試驗性航母"蘭利"号上練習快速放飛和回收飛機。美國海軍體驗了在甲板上停機：額外的飛機會固定地系留停放在飛行甲板上。此舉雖然會增加風吹日曬對飛機的磨損，但其同樣讓航母在至關重要的第一輪打擊中有更多的飛機可用。

圖6. 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海軍高級軍官合影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航母艦載航空兵的這一發展時期，英國人沒能擠上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種觀點。在馬裡蘭大學教授海軍歷史的瓊·蘇米達（Jon Sumida）教授就表示，英國人沒有"沒擠上車"。蘇米達教授指出，美國海軍和日本海軍已經明确地确定對方為自己的假想敵，他們預期将會在中太平洋地區進行戰鬥，而在這一地區，可供飛機使用的陸上基地少之又少，艦隊所需要的大部分空中支援将由航空母艦提供。

另一方面，英國皇家海軍卻預計，無論是對抗德國還是意大利部署在歐洲的水面艦隊，還是對抗部署在亞洲沿海地區的日本軍隊，其都将在靠近陸上基地的情況下戰鬥。這不僅讓航空母艦看上去不那麼重要了，而且促使英國的設計人員為航母增設了裝甲飛行甲板，其代價是降低了航母的載機量。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英國參戰的時間比美日兩國在太平洋上大打出手提前了兩年多，對此，蘇米達教授表示，到1941年時，英國人已經知道，要想打一場航母大戰的話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船，可他們不得不用自己手頭上那些在1939年之前設計的航母進行戰鬥。

項目評價

學生們覺得這樣一場"重新規劃航母"的活動如何？大多數人看上去認為其是有價值的。也許，在此之前只有一兩個人知道一些關于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海軍的歷史，并在被告訴答案之前就推演出了歷史史實。讀透并權衡那些冠名以"Exhibit"的檔案是一項挑戰，對某些人來說，找間教室坐下來，并勾勒出一艘航空母艦所需的性能指标一開始看上去是件很簡單的任務，只需要審查一下給出的設計方案，再加點重量就可以了。然而，當把航母在艦隊行動中所發揮的作用納入考慮之後，事情就變得愈發復雜了。航速較慢的航空母艦适合用來支援戰列艦，可是，如果航空母艦要被作為獨立的進攻性兵器使用的話，航速就變得至關重要了。或許，最困難的部分是捕捉到海軍總委員會在1931年時的視角。以事後的眼光來看，對航母建造進行正确的權衡妥協是很容易辦到的，其歷史和技術發展路徑是很清晰的。可是，在當時，人們是不可能洞見如迷霧一般難以捉摸的未來的。

這樣一場練習讓學生們學到了什麼嗎？對此，科恩教授評論說，設計的問題可以被抽成三類："确定的因素""确定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确定的不确定因素"。其中，"确定的因素"是指那些可以量化或計算的指标，如排水量、航速和裝甲。"确定的不确定因素"是指那些知道朝哪個方向去改變的特性或指标，例如，早在1931年，對消息靈通的觀察員來說，飛機正在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快是毫無疑問的，但究竟能有多快，以及這種趨勢最終會發展到何種程度是不确定的，不過考慮這類因素可以确定某些航母設計指标的大致程度。而"不确定的不确定因素"是指那些如同晴天霹靂般出現的問題，沒有人能夠預見到這些問題的出現。例如，在海軍總委員會裡，就沒有人合理地預見到十年後雷達的發展及其重要性。航空母艦在保衛自身抵御空襲的戰鬥中，艦載雷達将發揮巨大的作用，其能提供針對來襲機群的充分預警。在設計和規劃航空母艦時，這些發展因素是最難想到的。

當然了，這門課程的要旨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如何權衡利弊和做出妥協。就軍事裝備而言，每一款設計都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權衡和妥協，甚至可以說是數量巨大且頗為復雜的權衡和妥協，不過，筆者認為那些學生們在這堂課上一定學得很開心。

原文附：課堂上的其他兵棋推演活動

圍繞其"戰略研究項目"，科恩教授曾開展過另外一場非同尋常的戰略兵棋學術應用活動，名為"虛拟的參謀之旅"（The Virtual Staff Ride）。

在過去的兩年裡，"戰略研究項目"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關系研究院下設的"戰略教育中心"已經資助了一個電子化的"參謀之旅"項目，該項目使用Firaxis遊戲公司的設計師席德·梅爾（Sid Meier）開發的《蓋茨堡之役》。"虛拟的參謀之旅"項目是戰略教育中心及其總監湯姆·基尼（Tom Keaney）博士開展的一項規模更大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從各個水平上提升戰略研究教育的質量：大學生、研究生和職業研究人員。這反映了這樣一種努力，即在戰略研究課程設定中引入日漸復雜的電腦遊戲。

這些活動是在學校的語言實驗室裡，通過聯網的計算機終端進行的。在開展的第一年，學生們被按照邦聯軍隊的指揮和參謀機構的樣式組織起來，由一位經驗豐富的玩家指揮邦聯軍隊。遊戲劇本大致是基于蓋茨堡戰役第二天的态勢，學生們需要擔任軍團指揮官、軍長和師長。

在開完最初的作戰計劃會議之後，師長就要坐到計算機終端面前，調動他們麾下的旅和團。軍團和軍的指揮官待在另外一間屋子裡，指揮和溝通是通過書面信息和人工傳令的方式來進行的，而且後者會導致各部之間的聯系暫時中斷。這樣做是為了重現無線電發明之前19世紀的戰場參謀體系。

第二年，對戰劇本納入了兩個軍團之間的一場會戰，學生們扮演雙方的軍長和師長。本文原作者格雷戈裡·威爾摩斯也作為邦聯一方的一名師長參加了推演，并慘遭失敗：在穿過蓋茨堡戰場向南運動時，威爾摩斯的師被正面的聯邦軍隊牢牢地"釘"住了，并遭到了聯邦軍隊從西面的側翼迂回進攻。軍隊的指揮和控制體系頗為復雜，起碼對邦聯一方而言是這樣。在邦聯軍隊的指揮中樞坐鎮時，威爾摩斯就知道在他右邊的師長有麻煩了，但直到看見聯邦軍隊的一個個團穿過蓋茨堡并進入其後方的景象，才使他第一次對這場災難的嚴重性有了一個直觀的認識。

一份行動後報告指出，遊戲的娛樂性和教育性之間存在着矛盾，諸如後勤保障和其他"枯燥乏味"的方面在遊戲中是缺失的。另一方面，充分的遊戲前規劃和遊戲後分析可以确保教育方面的主導地位。也許，正如這份報告所說的那樣，最好的運用或許是作為一場"實際的參謀之旅"的補充。在參觀真正的戰場之前或之後，可以立即玩這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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