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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省民族宗教委
羌族是祖国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的兄弟民族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中即记载着羌人的活动。据金文（钟鼎文）及周代文献的记载，西周时羌人中的姜姓曾和周人中的姬姓互通婚姻，结成长期的姻亲集团；姜姓贵族一直在周代的政权中占有一定地位。公元前 1095 年时，周武王以周人为主并联合了羌、蜀、卢等部落组成军事联盟，终于推翻了暴虐的殷纣王朝。
殷周之时，羌人活动在祖国广大的西北和中原地区。在秦汉之际，史籍记载羌人活动的地区则多在河（黄河）、湟（湟水）、洮（洮水）、岷（岷江上游）一带，而以三河，即黄河、洮水、赐支河为其中心。两千多年前，居住在这些地区的羌人部分还处在不相统属的原始氏族社会阶段，他们在西北高原上过着 "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 " 为主的游牧生活。同时也有了初期农业的出现，所谓 " 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 是其社会经济生活的写照。当时，羌人的牧羊业特别兴旺，甲骨文中的羌字，《说文解資料欄注 · 羊部》中解释为：" 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羊亦声。" 以说明羌人的经济生活。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曾给予 " 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 的描绘。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羌人在与秦国频繁友好的往来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开发山林，发展生产，河湟地区出现了农业。此时，羌人中还出现一个名为爱剑的首领，爱剑在秦历公时曾被秦国俘为奴隶，后得逃归。爱剑从秦国学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来领导羌人各部落发展生产。《后汉书 · 西羌传》载：" 羌无弋爱剑者，秦历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爱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爱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则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具亡人三河间。’诸羌见爱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爱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爱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这段历史记载的传说，把河、湟间羌人由射猎前进到田畜，原始农业生产的出现，民族人口的增加以及部落首领的产生，羌人习俗的由来等等，都归结为爱剑夫妇的功劳，他们因而被看成是羌族的始祖，其事迹为子孙后代传诵不绝。这虽然有过于夸张的一面，但秦国的积极影响是毫无疑义的，这段历史记载正是羌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反映。秦孝公时，羌人首领曾随同秦国太子驷朝见周显王。《后汉书 · 西羌传》又记载：" 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矢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 由此可见，羌人与秦人的关系甚为密切，在秦国的影响下，羌人的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但自秦国在西北崛起后，不断地向外拓展领網域，并吞并了附近许多戎狄的部落和小国，羌人也同样受到秦国的压力和威逼。在这种情况下，" 从公元前四世纪后叶秦献公时起，羌人的一部分开始向西南及西北大迁徙，有的迁徙到岷江上游、大渡河和安宁河流網域；有的则迁徙到青藏高原各地。这些迁徙的羌人与当地原有的居民共同生活，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别，有的处河谷地带，有的居丘陵地区，有的则在深山密林之中，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决定了他们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增添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也是构成羌人历史及我国西南、西北民族史上的重要时期 "。
公元前二世纪，汉王朝强盛，为了加强对羌人的统治，汉武帝在甘肃走廊置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河西四郡开其端，东汉王朝更于羌地广置郡县，并设 " 护羌校尉 "" 属国都尉 " 治理羌人。此时仍居在西北的羌人有许多逐渐内迁，附居塞内而与汉族错居，从事农业生产者日益增多，私有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逐步地走上了封建制度的轨道。从汉武帝时起，羌人大量地 " 内附 " 定居，其后逐渐被当地汉人所同化。当时，羌人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甘肃、青海，少部分居住在四川、西藏等地。在岷江上游一带冉駹部落的氐羌人，亦在武帝时被纳入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設定了汶山郡。清道光《茂州志》记载：" 蜀之茂州，冉駹故墟也！星分井络，地控松潘，汶水南流，岷山西镇，汉末始隶版图，置汶山郡。" 后经东汉、西晋王朝覆没，这时，长江南北，出现了 " 五胡十六国 " 的封建割据局面。羌人姚氏在关陇建立后秦国。公元五六世纪，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的一些羌人部落亦相继发展起来，在今甘肃南部一带有宕昌羌；在宕昌以前，岷江以北地区有邓至羌（即白水羌）；在今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一带有白兰羌。" 公元六世纪中叶，宕昌、邓至诸羌，先后为北周王朝所灭。此时，党项羌在原宕昌、邓至西兴起，势力渐大，曾拥有东至松州（松潘县），西至新疆一大片地区。在党项羌西南，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一带，还有羊同、春桑、迷桑等羌族部落；在岷江上游一带还有白药、哥邻等称为‘西山八国’的羌族部落 "。
唐代以来，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处在汉人和兴起于雅鲁藏布江流網域的吐蕃人之间，成为汉族地区和吐蕃联系的纽带，中原的盐、茶、布匹，生产工具与边区的马匹、药材、皮毛的交易，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经济、政治联系的密切，这些地区的羌人，自唐初起就有很大一部分要求 " 入籍 "，成为唐王朝管辖的属民，而另一部分则处于吐蕃政权统治下。这样，历北周、隋、唐 500 年间，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的羌人，大多同化于汉人或吐蕃人中。自唐以后，除了北宋景祐时期党项羌的一支拓跋氏的后裔，曾在今宁夏、陕西、陇东一带建立西夏政权，其余西北、西南诸地羌人多被汉族及其他民族所同化，而仅有岷江上游的一部分羌人，由于多种原因而得以保存和发展，相传至今。
约从公元前四世纪末叶开始，在岷江上游两岸，已分布着许多氐、羌人。到了公元前 310 多年前，秦惠王派张仪及司马错统一巴蜀后，在岷江上游东岸，从现在松潘县经茂县东部、绵阳市及温江两地区西部，包括今都江堰市、彭州市一带設定湔氐道，开始将这一带纳入封建王朝统治之下。秦末汉初，氐、羌人在这里开发森林，发展生产，由游牧转向定居，并开始农业生产。在这样的基础上，氐、羌人建立了两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冉部落与駹部落。冉、駹当中包括许多部落和部族，史书上称 " 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 "。而氐、羌人占有相当的比重。公元前二世纪后叶，汉武帝积极开发西南地区，派遣司马相如对西南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 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统一了冉、駹和附近一些部落，設定了汶山郡。从此，这一带正式纳入封建王朝的统治 "。汉武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汉、羌人民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羌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密切了岷江上游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
隋唐时期，由于吐蕃奴隶制政权崛起于西藏，并逐渐向东发展，当时河湟一带的羌人比如党项羌等相继内迁，其中一部分迁到岷江上游的松州、威州一带，而另一些羌人部落则为吐蕃役属和同化。当时，岷江上游一带是唐、蕃势力接触的场所，也是唐王朝设防的重地，因此，封建王朝一直很重视对羌族地区的控制。" 唐初即在今茂汶、松潘、黑水、马尔康一带設定松、当、悉、静、拓、恭、茂、保、真、霸、乾、维、翼等正州和一些‘羁縻州’。正州中有的以羌族首领为刺史，羁縻州则全以羌族部落首领为刺史 "。这些州的设立虽很不稳定，时而因情况的变化改正州为羁縻州，时而因双方关系的加强又改羁縻州为正州。但唐王朝实施这些措施的结果，却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关系的改善，对促进羌族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德宗时，西川节度使韦皋曾以耕牛、种子和粮食发给维、坝等州的羌民，鼓励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这也表明：至此时该地的农业生产已进入犁耕阶段，社会生产已有进一步的提高。
宋代沿袭唐代的羁縻州制度，" 如威州下设有棋、亨两州，茂州下设有涂、静、当、直、时、飞、宕、恭等九州。封建王朝仍然承认羌族部落领袖的特权，授以官职，并按年给以大量的津贴 "。为了减轻经营羌族地区的压力，从而达到更好地统治羌人，宋初就有一些汉民移入羌区。这些进入羌族地区的汉人，与当地羌人一起共同发展了当地的生产，他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建立起了亲密的友好关系。元代以来，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仍分别隶属于威、茂等州。同时在这里設定一些军民千户所，流官与土官并用，为明代开创土司制度树立了先声。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它是封建统治者以分封的方式委托土司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统治。因而土司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较为密切，而统治的机构亦较羁縻州更为完备。羌族地区自元代以来，已开始設定土司，但土司制度的全面推行，还是在明代初年中央政权派大军经略羌族地区以后才进行的。明太祖洪武时，派丁玉为 " 平羌将军 "，率军经过羌族地区，事后于松潘、茂州设卫，于叠溪置守御军民千户所。同时，于卫所之下分区設定土司，通过土司建立对羌族地区的统治。明代初年，茂州卫所辖较大的羌族土司有董姓静州长官司、坤姓岳希长官司、温姓牟托土巡检、何姓陇木长官司等。其后，又增设苏姓的长宁安抚使司及苏姓水草坪土巡检等，亦归茂州卫管辖。此外，又在今理县设杂谷安抚司，管辖藏民及一部分羌民。" 十五世纪中叶明英宗时，乌斯藏加渴酋长雍中洛罗思奉明朝征调，率部进入岷江上游地区，后受封为瓦寺土司，驻节于今汶川威州涂禹山，统治藏民及一部分羌民，以后成为羌族地区势力最大的土司即瓦寺土司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方面，在土司制度的确立和推行过程中，由于封建王朝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曾给羌族人民带来不少灾难和痛苦，引起羌族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斗争。但是，另一方面，土司制度的推行却又密切了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客观上加深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从而对羌族地区的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末清初，羌族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这是汉、羌、藏各民族人民之间频繁交往与彼此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自明代初年，封建王朝在岷江上游一带建立卫所和推行土司制度起，直到乾隆年间对大小金川用兵为止，由于全国封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更进一步密切起来。这时，羌族地区的交通、贸易有了一定发展，汶川、茂州、保县（今理县）等地已由原来纯粹的军事政治要镇，进而发展成兼为各民族物资交流集散的经济中心。许多汉族商人及屯兵逐渐到这里安家落户，特别是明末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失败以后，又有不少汉族人民迁来羌族地区。由于大批汉民的移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对羌族地区经济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羌族社会经济的这种进步，客观上要求羌族社会要改变原有的封建领主经济的生产关系，而代之以封建地主经济的生产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封建王朝的改土归流政策遂得以顺利推行，地主经济在羌族地区开始形成和发展。
改土归流是废除世袭的土司制度，而代以封建王朝的州县流官的直接统治。因此，改土归流这一政策的付诸实现，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统治进一步深入的结果。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往往是在上述诉求的基础上和羌族人民反抗土司斗争的形势下，以武力为后盾，以政令为号召，由最初削弱土司制度到最后代之以流官的直接统治，逐步过渡而实现的。羌族地区的改土归流，虽然在明代后期即已开始，但普遍的推行，还是在清乾隆十七年废除杂谷土司以后才实行的。由清乾隆至道光一百多年的时间，羌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大致完成。杂谷土司既废，其地改土归流，" 南部建立屯守制度，设杂谷屯寨、乾堡屯寨、上孟董屯寨、下孟董屯寨、九子屯寨，归理番厅管辖。北部十八寨则相继归流，由州官管辖，改设二里。静州土司与岳希土司的大部分地方，被划为静州里和岳希里；陇木土司的大部辖地先后改为陇东里和陇木里。清乾隆五十一年 ( 1786 ) ，茂州营属桃花等十八寨，编入汉户为新民里。乾隆五十三年 ( 1788 ) ，沙坝大定土千户辖地请照新民一体纳粮应差，编入汉户为广民里。叠溪地区的松坪、大小姓黑水等五个土百户，改为亲民、安民、康民、齐民四里。清道光时，茂州由原辖的十七里扩大为二十六里。原则上一里设一保长，也有二里，甚至三里共设一保长 "。从此，羌族地区的土司，除管辖藏族、羌族的汶川瓦寺土司而外，其余的土司，有的已全部改流，有的则名存实亡，管辖地区大为缩小，势力急剧削弱。
从改土归流在羌族地区的推行及其实施效果来看，羌民对于改土归流措施是拥护的。据史籍记载，早在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时，" 茂州所辖卜南村曲山等寨乞为白人，愿意纳粮差。其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礼部覆，番人向化，宜令人贡给赏 "。羌人愿纳粮差成为编户，当然为改土归流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至清康熙六年（1667）知州黄陞查验卷由，" 给以木牌铁刻，镌石洲前，永隶茂州，不许土司侵管，羌民悦服 "。再度表明了羌人的愿望。到了清代中叶，改土归流更成为羌民的一致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清道光六年（1826）大姓寨土百户郁廷栋、小姓寨土百户郁成龙、大黑水寨土百户郁铃、小黑水寨土百户郁启相、松坪寨土百户韩朝陞等要求归流。他们都认为，一方面所属羌民语言、衣服等悉与汉民相同，亦多读书识字之人，文化程度较高。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土司也自觉无能，难以治理，而希望准予将五土百户所管五十八寨土地人民拨归附近之茂州管辖，编入汉甲。结果清朝均如所请，設定亲民、安民、康民、齐民四里，但 " 其土司仍留土职世袭 "，以示优恤。
我们应当看到，改土归流对羌族地区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不仅对羌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汉、藏文化在羌族地区的传播，促进了羌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引起了羌人原有的民间信仰、传统习俗，甚至节日文化活动等的新变化。如清道光《茂州志》记载：" 刘坚，字成祖，濮州进士。永乐时知茂州事。公正廉直，民多德之。时茂州卫奏请立学，羌民难之，坚集羌谕以朝廷成俗之意，于是遣子就学读书。" 这是史载明初以来羌民子弟接受正式教育的起点。至于清代，雍正八年（1730）时，鉴于 " 茂州羌民久列版图，载粮入册，与齐民无异，应照湖南、贵州之例，准其与汉民一体应试。卷面不必分别汉羌，取额不必增加，一体凭文去取。" 这对羌民中的上层分子的学习热情是很大的鼓舞。到清代中叶，羌民中更不乏读书识字之人，他们在要求改土归流、" 编入汉甲 " 的同时，也希望 " 考试等事，悉与汉民一体办理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羌、汉民族关系的不断融合以及羌族受汉文化影响的进一步加深。这可以从下面的材料中得到一些佐证。
由于羌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多山地，气候寒冷，长期以来，羌人多有每年来到川西平原充当佣工的俗，" 壮者刈茅老者苦，女者负土男者筑 "。明代时人数更多，" 自秋殂春日无虚，朝此暮彼群相逐 "。至清代时，" 其俗犹然，男则负枣、核桃、椒鬻于市，女为人家供薪汲，呼为播罗子 "。汉化影响进一步加深。故万历年间，白草等羌二十八寨，男妇八千四百九十四口，" 俱愿各换姓名，每年万寿圣节至，各番叩头，每寨输蜡一斤以供灌烛之用 "。以致巡抚王延赡奏云：" 又见威、茂诸羌议封纳款，一旦倾心甚众，愿为编氓者有之矣。而变异番姓，则前此未闻，愿贡方物者，有之矣。而从习汉仪，至今始见，此二百余年蜀州之所仅有者也。" 这种自愿改变姓名的现象在茂州也时有发生，如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今茂县三龙镇勒依寨发现的一块清嘉庆十三年（1808）立的名为《世代宗枝》的石碑上写有：" 凡我本族，身居山地，未有定姓名。从来水有源头，木有根枝，天下人各有宗支，其姓不同，遵依五伦。我等会同一处，商议言定：派行尊卑上下勿得紊乱，依字取名。自定之后，凡我纳儿、勿勒、亦之，竹多、木利寸等系是同宗，恐后人不知启祖之名，开列于碑，万世不朽。" 可见全寨以习惯法的形式确立起汉族式的姓氏及宗族关系，表明羌人习为受汉文化影响已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
这种汉羌文化的融合也表现在传统信仰习俗方面。如清嘉庆二十二年 ( 1817 ) 茂州属静州土司法从武母死，改火葬习俗为土葬，史载：" 验用棺椁，筑坟以葬，悉如华制，人羡其善变。" 其后羌族民间多用土葬。羌、汉民间进一步友好相处 " 其地羌汉并处，其土羌汉杂耕，然各安其业，耦居无嫌弃 "。这些都是羌、汉两族经济文化密切交流的结果。
（摘自中华羌族历史文化集成《羌族民间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