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淄博的“火”，終于燒到了一線城市，歡迎閱讀。
每經評論員 楊棄非
這個假期，淄博堪稱頂流。已經持續一個多月的燒烤熱度，在爆發性的旅遊熱情中愈加旺盛。數據顯示，" 五一 " 假期淄博每日接待遊客約 20 萬人次，知名 " 打卡地 " 八大局便民市場登頂全國景區 " 排隊榜單 "；淄博站累計發送旅客超 24 萬人次，較 2019 年同期增長 8.5 萬人次，增幅 55%。
追逐流量的城市，紛紛開始造訪淄博、" 拆解 " 淄博，思考復制淄博的可能性——目光最後落在 " 地攤 " 上：兩年前，淄博政府曾在多個區新增 66 處早市、夜市及便民疏導區，允許當地市民 " 練地攤 "。在外界看來，這一舉措為如今淄博出圈埋下了伏筆。
近日，新修訂的《深圳經濟特區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經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拟于今年 9 月 1 日起實施。修訂後的條例允許街道辦根據方便群眾、布局合理、監管有序的原則劃定攤販經營場所。
消息一出，" 深圳将不再全面禁止路邊攤 " 的相關話題迅速登上熱搜。不少人将之與淄博的走紅關聯起來，有網友點評：" 淄博的煙火氣、燒烤味，一線城市同樣也該擁有。"
其實，早在去年底，上海已先一步立法，允許 " 有序設攤 "；今年初，北京提出 " 在重點商圈組織開展外擺試點 "，也曾引發相關聯想。随着一線城市紛紛 " 放下身段 "，有關城市如何對待 " 地攤 " 的問題，再次引發讨論。
4 月 29 日，遊客在淄博市一家燒烤城吃燒烤 新華社圖
" 燒烤攤 " 的隐喻
追捧淄博燒烤，追捧的是什麼？
輿論已給出諸多答案。" 小餅烤爐加蘸料 " 的特色 " 三件套 " 似乎說服力不足，有人辯稱徐州才是同類燒烤的發源地；社交媒體的狂轟濫炸更像是小概率事件，難以解釋淄博成為新一個網紅 " 神話 " 的奧秘。
視線進而被投向趕往淄博的人身上。有人追溯源頭發現，淄博燒烤的第一波熱度是今年二三月份開始，由大學生從外地坐高鐵前來撸串而引爆全網。
大學生為何能成為 " 流量締造者 "？事實上，不止是淄博，大學生 " 特種兵式旅遊 " 正帶動曾經的 " 小透明 " 城市接連出圈。有分析認為，這是因疫情被壓抑消費的集中釋放，大學開學後，返校的學生陸續結伴外出春遊，開始了集體 " 消費狂歡 "。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需要一種回歸日常生活的 " 儀式感 "。淄博燒烤這種大家圍坐、大口吃肉的 " 地攤 " 美食充滿城市煙火氣，恰好能構成他們對生活想象的投射。
在中國傳統文化意象中，" 地攤 " 總與濃烈的市井風情相關聯。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挑擔的、支攤的、吆喝的來往錯雜，令北宋繁榮的街巷經濟躍然紙上，人聲鼎沸、車水馬龍的煙火氣息，也使清明上河圖成為傳世佳作。
更難得的是，如同淄博一般地攤扎堆的景象，并非随處可見。
就在淄博燒烤熱度上升的同時，山西晉城卻因 " 禁止露天燒烤 " 引發關注。一時間，" 燒烤能造成多少空氣污染 "" 露天燒烤應該一網打盡嗎 " 等聲音不斷發酵。
淄博也曾為 " 地攤 " 煩惱。據當地媒體報道，為了解決地攤占道經營、噪音擾民、環境污染等問題，自 2015 年開始，淄博下大力氣引導露天燒烤 " 三進 "（進店、進院、進場）經營，并使用無煙環保爐具。到現在，淄博獨具特色的 " 燒烤大院 "，容納了大量過去在街邊遊走的燒烤攤，并被統一管理。
有統一管理，也放開準入。2020 年，在全國 " 地攤經濟 " 浪潮下，淄博曾公開允許市民 " 練地攤 "。在今年初的新聞中，當地仍堅持 " 在劃定區網域内嚴格按照定時間、定地點原則 "，引導商販有序限時經營。
如财經作家吳曉波分析，淄博市政府允許燒烤攤上街，從而放棄了城管的某些權力，這也促成了 " 人們對自由市場的平民式想象 "。
大城市的 " 陰影 "
對于淄博這樣的城市，為 " 地攤 " 守住一方土壤彌足珍貴，對于多樣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作出類似的抉擇頗為艱難。
河南财經政法大學教授史璞曾在接受采訪時提到 " 地攤經濟 " 的兩面性，即解決就業的同時，給城市帶來 " 髒亂差 "，甚至被一些城市稱為 " 牛皮藓 "。在 " 文明城市 " 測評中，" 占道經營 " 也被列為城市精細化管理的反面指标。
2020 年，中央文明辦曾在當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内容。
但當時，一線城市是否應該跟進 " 地攤經濟 "，仍然引發不小争議。央視财經發布的評論指出，在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強化特大城市對中國經濟發展帶動力的關鍵階段，簡單化一哄而起地讓 " 地攤經濟 " 在一線城市野蠻生長，看似能解一時之急，但如果此風猛吹，後患無窮。
那一線城市是否不需要 " 地攤經濟 "？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提到深圳的城中村。到 2020 年末，深圳還有 70% 的人住在城中村，大量流動人口以低廉價格解決居住問題。每天清晨，攤販們都會沿城中村牆根排開，滿足民眾各種生活所需。
上海更是在幾個知名夜市被接連取締後，陷入 " 夜上海 " 的本體性迷失當中。曾在夜市中尋找上海市井風情的人們，失去了物美價廉的小吃攤，更難尋露天、摩肩接踵、物資與信息交換等要素齊備的社會體驗場所。
但上海的例子，可以呼應一線城市的難題。
作為上海北部最大的地攤聚集區，彭浦夜市高峰時期流動設攤數量一度達到上千家，在兩條馬路上綿延 2 公裡。然而，食客所樂見的濃煙和噪音，引發了周邊居民的巨大反彈，二者矛盾難以消解。這也成為壓垮彭浦夜市的一根重要稻草—— 2013 年，彭浦夜市成為被消滅的 " 負面典型 "。
大城市的聲音更為多元，治理更為復雜，面對類似的問題也更多。公開信息顯示，彭浦夜市此後被 " 更新轉換 " 進一個 " 美食廣場 " 當中，并被外界稱為上海首個 " 正規馬路夜市 "。但有媒體采訪了解到，商家搬入後生意大不如前，并且限于廣場對餐飲業用火的嚴格要求，大部分餐飲攤販并未搬入。
去與留的新解
眼下，一線城市的難題已不僅僅是平衡本地居民的需求。面對日益挑剔的外來人才的需求，對地攤的 " 一禁了之 " 顯得更加不合時宜。
在有關淄博的讨論中，" 大學生 " 的出現頻率極高。《中國青年報》一則評論提到，淄博獨特的燒烤方式滿足了年輕人喜歡新鮮感的心理和社交需求，抓住了年輕人的 " 胃 "。而在 get 到年輕人的 " 打卡 " 熱情後，淄博的各項行動，更展現出其服務年輕群體的信心和能力，抓住了年輕人的 " 心 "。淄博一系列舉措，正釋放出不少城市希望打造的 " 青年味 "。
而淄博燒烤的 " 平價、好吃 "，和與三五好友共叙的場景，則擊中了大部分年輕人最基本、最質樸的生活向往。
反觀上海、深圳等城市，上海被認為是 " 平價美食荒漠 "，大部分本地餐廳價格偏高，而深圳則因歷史較短，缺乏培育本地美食的基礎。地攤不失為其打開局面、重新靠近年輕人的載體。
眼下，兩座城市都邁開了第一步。據馬亮分析，一般看來，" 地攤 " 屬于一種非正規經濟形态。由于 " 地攤經濟 " 的靈活、多變和原生态特質，無法套進一個标準化的 " 模具 "，也難以将其納入正式體系當中，或者按照正式規則管理。
通過立法，非正規的地攤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灰色空間，進入更陽光化的語境當中。如馬亮所說，它事實上讓 " 地攤經濟 " 的治理回歸到多方互動磨合的關系當中，大家首先對于哪些是底線，哪些能商量有共識，并經過不斷摸索、往復，讓監管部門認為能達到要求，消費者覺得方便，攤販能夠拓展業務，由此形成一個相對規範和健康的市場秩序。
而即便有淄博現成的經驗在前，這個過程也難以被縮短。在馬亮看來，城市對于地攤的發展策略，應該是具有很大差異性的，不僅需要因城而異，不同的地區、街道都應該有不同的解法。
事實上，關于地攤，一直存在兩類不同的解法：如新加坡一般，将小販引進鄰裡飯食空間—— " 食閣 "，不僅發展成為如今各地大食代的前身，成熟的小販文化還被新加坡成功申遺；抑或如中國台北、泰國曼谷一般，在街頭劃定特定流動攤販區網域，在給定時間允許其經營，并被标進地圖。在當地不同的文化之下，二者均得到了有效的發展。
回過頭來說，通過入駐大院，淄博讓燒烤攤走向興盛，但在上海，類似的做法就不一定見效。馬亮認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能否給基層執法人員足夠大的自由裁量權，實現動态監管，随時發現問題随時解決。由此，讓現有條例中的指導方針進一步落實、細化，并可能進一步形成成文的條例、制度或規則。
每日經濟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