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為什麼IBM的市值只有微軟的十六分之一？，歡迎閱讀。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号：互聯網怪盜團，作者：怪盜團團長裴培，題圖來自：AI 生成
文章摘要
IBM 市值低于微軟因錯失雲計算、AI 和消費端機遇。
•IBM 錯過雲計算轉型，微軟 Azure 成功崛起
•IBM 未及時追上 AI 技術浪潮，微軟 OpenAI 合作大獲成功
•IBM 缺乏消費端業務，微軟在多領網域堅持投入獲回報
我平時的一個主要學習方式（以及愛好）是讀财報。上市公司每個季度的财報披露，包括公告、新聞稿和分析師電話會議紀要，向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财務信息和業務信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知識寶庫。最近兩年，因為港股和中概股實在沒法看，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讀美股科技股财報上——包括微軟、蘋果、英偉達等市值最大的公司，也包括 IBM 這樣在某些垂類具備巨大影響力的公司。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也就是第一次納斯達克泡沫破裂前後），IBM 是與微軟并列的科技巨頭之一，雖然其市值已經低于後者，但仍處于一個重量級。此後二十年，IBM 經過了多次業務重組，确立了以企業級軟體為核心的商業模式，同時也退出了 " 科技巨頭 " 的行列，與微軟等一線科技公司的差距越拉越大。此時此刻（2024 年 9 月 11 日）：
IBM 的市值只有微軟的 1/16，更準确的說是 6.14%；
上個季度 IBM 的營業收入只有微軟的 1/4，淨利潤只有微軟的 1/12；Non-GAAP 淨利潤也只有微軟的 1/10；
在規模遠遠小于微軟的情況下，上個季度 IBM 的營業收入同比增速僅有 2%，而微軟為 15%；IBM 的淨利潤增速倒是略快于微軟（14% vs 10%）。
有必要指出，上述對比不完全公平，因為 2021 年 IBM 剛剛完成了對 IT 基礎設施運維業務的拆分，後者變成了一家名為 Kyndryl（勤達睿）的獨立上市公司。然而，就算把 Kyndryl 加進來，IBM 的營業收入也僅能達到微軟的 30%。何況 Kyndryl 被拆分的原因就是其利潤過于微薄，不太受資本市場歡迎，目前其市值僅有約 50 億美元（相當于 1/600 個微軟）。
在這個生成式 AI 驅動的時代，微軟的戰略地位遠比 IBM 更好：前者是 OpenAI 最大的外部投資者，旗下的 Azure 雲是 AI 訓練最常用的雲，而且已經在 Office， Teams， Bing 等軟體和服務當中全面融入了 GPT；後者則淪為一個不太重要的角色，以 IBM Watson 為代表的昔日榮光早已褪色，現在的 IBM 只能勉強排進 AI 技術的第二集團。在可見的未來，微軟和 IBM 的差距繼續拉大的可能性，顯然遠遠高于拉近的可能性。
那麼問題來了：IBM 是怎麼淪落到這個地步的？要知道，整整十二年前，也就是 2012 年 9 月 11 日，微軟和 IBM 的差距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在那一天，IBM 的市值為 2334 億美元，微軟的市值為 2568 億美元，兩者完全就是一個量級的公司。
在那個季度（即 2012 年 7～9 月），IBM 的營業收入為 247 億美元，微軟為 160 億美元；IBM 的淨利潤為 38 億美元，微軟為 45 億美元；兩者仍然是一個量級的公司。
此後十二年當中，微軟的市值增長了近 12 倍，而 IBM 的市值（已經考慮到拆分因素）原地踏步；兩者市值被拉開的差距，幾乎與淨利潤被拉開的差距相同，說明這一變化是基本面驅動的，而非市場一時頭腦發熱。
耐人尋味的是，這十二年當中，兩家公司的管理層都是相對穩定的：從 2012 年至 2020 年，IBM 由羅睿蘭（Ginni Rometty）擔任 CEO，直至 2021 年由阿溫德 · 克裡希納（Arvind Krishna）取而代之；而從 2014 年至今，微軟一直由薩特亞 · 納德拉（Satya Nadella）擔任 CEO。所以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簡化為：羅睿蘭主政期間的 IBM，與納德拉主政期間的微軟相比，犯下了什麼錯誤？或者說，未能做出什麼正确的事情？
原因肯定很多。我既沒有擔任過跨國公司 CEO，也沒有從事過技術工作，所以只能從旁觀者的視角，大致說一下自己的看法。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看，IBM 至少在以下三個重大方向上犯了錯誤，其重要程度依次遞減：
沒有即時下注雲計算尤其是公有雲業務，從而未能适應 IT 服務 " 雲端化 " 的趨勢；
沒有追上 AI 技術向深度學習轉變的浪潮，從而使自己過去幾十年的 AI 技術積累迅速過時；
沒有押注于任何消費端（To C）業務，從而失去了更多可能性（雖然押注了也未必有用）。
先說第一條。過去二十年，全球 IT 服務最重要的趨勢就是雲計算：從以前的企業自建 IT 系統，逐漸轉變為對外采購公有雲平台的服務，由此實現 IT 基礎設施乃至軟體服務的全面 " 雲端化 "（也就是 " 外包化 "）。
第一個吃螃蟹的是亞馬遜，AWS 已經成長為其最賺錢的業務（遠比主營的電商業務更賺錢）；其次就是微軟。早在接任微軟 CEO 之前，納德拉就是微軟向雲計算轉型的重要人物，一手促進了微軟數據庫、Windows 伺服器和開發工具業務與 Azure 雲平台的融合。在接任 CEO 之後，納德拉堅決地、毫不猶豫地對 Azure 加大投入，終于使得後者成為了微軟的收入增長引擎以及最大的單一收入部門。
事實上，從技術和產品的視角看，雲計算與微軟原有業務的相關性有限：微軟在傳統 PC 和伺服器軟體上的優勢，并不能直接轉化為雲計算服務上的優勢，前者的 " 雲端化 " 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所謂 " 微軟傳統業務與雲計算業務的協同性 "，主要是指銷售端的協同性——微軟的銷售體系（包括直銷人員和經銷商）覆蓋了大批企業，可以向這些企業推薦 Azure 雲服務；微軟的老客戶采購 Azure 也可以拿到一定的折扣。這種基于銷售端的 " 優勢 "，IBM 同樣具備，甚至 Oracle 也具備，只是其銷售覆蓋面有所不同而已。
簡而言之：微軟在舊時代的技術積累，并不能保證它的 Azure 在新時代能追上如日中天的亞馬遜 AWS。AWS 的前身早在 2002 年就成立了，2006 年就開始對外全面提供服務；Azure 的前身則在 2008 年才成立，2010 年才開始對外提供服務。
對于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的雲計算行業來說，4～6 年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必須加倍努力才有可能扳回來。納德拉執掌微軟雲業務之時，其實已經是向雲計算全面轉型的最後時間視窗了；如果再晚兩年，Azure 恐怕就要落後于更後起的谷歌雲了！納德拉的 "all-in Azure" 決策的戰略意義之大，怎麼估計都不過分！
而 IBM 在雲計算領網域的落後，幾乎完全可以歸結為 " 動手太晚 "。2010 年，IBM 才開始探索雲計算業務；2013 年，才通過收購 SoftLayer，建立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雲服務部門。
然而，直到 2017 年，IBM 才确立了以 " 混合雲 "（Hybrid Cloud， 可以視為公有雲和私有雲的結合體）為主的雲服務戰略，并且在 2018 年通過收購 Red Hat 強化了這個戰略。彼時彼刻，亞馬遜 AWS、微軟 Azure、谷歌 GCP 三強鼎立的形勢已經形成，留給 IBM 的市場空間已經非常狹小，主要局限于那些偏好混合雲的大型企業客戶。
搞笑的是，按照 IBM 官方的說法，羅睿蘭擔任 CEO 期間最大的功績是 " 确立了 IBM 的混合雲戰略 " ——這話當然不錯，只可惜這個戰略本應在 2012～2013 年就确立，而不是等到 2017～2018 年！" 遲到的正義為非正義 "，同理，遲到的正确決策只能淪為平庸的決策。況且混合雲并非什麼 IBM 獨家技術，亞馬遜、微軟、谷歌乃至 Oracle 都可以做；哪怕退回這個狹窄的垂類市場，IBM 的地位仍然不夠穩固。
繼續說第二條。IBM 曾經在 AI 技術領網域維持了長達五十年的領先地位，70 後至 80 後的朋友應該都對 1996 年 " 深藍 " 擊敗卡斯帕羅夫之戰記憶猶新；美國人可能還對 IBM Watson 于 2011 年在《危機邊緣》（Jeopardy!）知識競賽當中擊敗人類選手留下了深刻印象。羅睿蘭擔任 CEO 期間的一個重要戰略，就是通過 Watson 解決方案，把 IBM 的 AI 技術進行商業變現，其首選對象是醫療行業。
事實證明，歐美醫療行業過于復雜，涉及的監管和倫理問題太多，至少在當時并不十分适合由 AI 去改造，所以 Watson 的商業表現高開低走。
但是更重要的是，2012～2013 年（也就是 Watson 開始大規模商用的時間節點）發生了一場 AI 技術革命：基于神經網絡的深度學習技術不僅取代了傳統的知識圖譜（符号主義），也取代了統計學習等傳統機器學習技術，成為最高效、應用範圍最廣泛的 AI 基礎技術。此後短短十年間，深度學習徹底改造了互聯網内容分發和廣告推送體系，開啟了自動駕駛和大語言模型（LLM）等新興產業，在學術界也成為了絕對的主流。
作為老牌 AI 技術霸主，IBM 未能跟上時代；至于原因究竟是管理層決策失誤、投入資源不夠還是執行效率低下，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當谷歌以一年 10 家的速度收購基于深度學習的 AI 創業公司、以天價延攬包括伊利亞 · 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吳恩達在内的頂尖 AI 科學家時，IBM 的動作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結果就是，在短短 2～3 年之内，谷歌奪走了 AI 技術霸主的地位，并且迅速将 AI 應用于搜索引擎、翻譯等服務上，從而讓 " 技術 - 應用 - 商業化 " 的飛輪轉動了起來。可憐的 IBM 則直到 2021 年才承認 Watson 的失敗，當時它的 AI 基礎研發實力不但早已被谷歌甩出了好幾個身位，而且已經落後于亞馬遜、Meta。
嚴格地說，微軟在這一局裡也是後來者，深度學習技術從來不是它的強項。但是微軟做出了一個相當正确的決定，就是在 2019 年投資 OpenAI，并且将後者的服務融入 Azure 雲平台。ChatGPT 橫空出世之後，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這是微軟歷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戰略投資。
與 GPT 的深度合作不僅拉動了微軟 Office， Teams 等軟體服務的銷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 Azure 的 "AI 服務第一雲平台 " 的地位——從 2023 年開始，AI 需求每個季度都能至少把 Azure 的收入增速拉高 5 個百分點。現在輪到亞馬遜感受到危機、急忙尋找各種應對手段了！
當然，微軟并沒有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對外投資上，它對于生成式 AI 的内部研發一直在進行中。例如，它曾與英偉達共同開發了萬億參數規模的 Megatron 大模型，而且至今仍在開發和迭代大模型。最近五年，由于 Azure 逐漸釋放出巨大的盈利能力和現金流，微軟得以向生成式 AI 等基礎研發方向分配更豐厚的資源，實現成熟業務對新興業務的 " 供養 "；而 IBM 或 Oracle 則沒有這麼多資源可供揮霍。成功能夠帶來成功，就像錢能生錢，關鍵在于資源分配的方法得當。
最後說第三條。自從 2005 年向聯想出售 PC 業務之後，IBM 幾乎就沒有像樣的消費端業務了。此後近二十年時間裡，IBM 對消費端業務沒有展現過任何興趣，不管是消費互聯網、消費硬體還是内容服務。公允地說，這不能算一個真正的 " 錯誤 "，因為 IBM 确實不具備消費端業務的基因，就算過去十多年裡它押注了什麼消費業務，我們也很難預測它取得多大的戰果。
問題在于，同一時期的微軟也不具備太多的消費端業務基因，但它還是屢敗屢戰、愈戰愈勇，頑強地堅持了下來。對遊戲業務的投入，貫穿了比爾 · 蓋茨、史蒂夫 · 巴爾默和薩特亞 · 納德拉三位 CEO 的任期；對智能硬體的投入，雖然在智能手機領網域輸的一塌糊塗，但是在平板電腦取得了一定的戰果，維持了微軟的戰略性存在；對消費互聯網的投入，主要是 Bing 搜索引擎和 LinkedIn，總體看來是成功的，尤其是在與生成式 AI 融合之後，其戰略價值正在上升。
附帶說一句，Bing 的啟動和 LinkedIn 的收購，都發生于納德拉的 CEO 任期内。
我們不難發現，巴爾默擔任 CEO 期間，微軟确實不擅長消費端業務，朝令夕改、毫無頭緒，收購過來的優質業務往往也灰頭土臉收場。可是在納德拉接手之後，微軟的消費端業務更成熟了，其表現至少可以稱之為中規中矩。
從财務角度看，時至今日，微軟的全部消費端業務均實現了盈虧平衡，就連歷史上的燒錢大戶遊戲業務也是如此（這得益于對 Xbox 硬體平台定位的轉變）。從資本市場的角度看，它們不再是拖後腿的業務，對微軟市值的正面貢獻越來越明顯了。
納德拉對于消費端業務的态度，集中體現在 2022 年初他對收購動視暴雪決策的解釋當中：對于遊戲這樣一個擁有超過 30 億用戶的大型消費業務，微軟不能缺席。同理可以推斷出，在納德拉看來，微軟若想保持科技巨頭的地位，就不能龜縮在企業級業務的 " 舒适圈 " 裡，必須打出去。
這一方面是為了建立與消費者的直接聯系、培養用戶心智，另一方面是為了形成業務協同效應——例如 AI 與 Bing 的協同效應，以及 Azure 與雲遊戲的協同效應。反觀 IBM，過去二十年的歷任 CEO，沒有一個做出過類似的判斷；他們無一例外地認為，IBM 可以通過僅僅做企業級業務，甚至僅僅做利潤豐厚的大企業業務，就維持科技巨頭的地位。歷史證明他們錯了。
不過，既然 IBM 已經在雲計算、AI 兩個戰略方向上犯下了更不可饒恕的錯誤，對消費端業務毫無押注的錯誤就沒那麼重要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諷刺的是，IBM 歷史上最高光的時刻，恰恰是它在消費端最強大的時刻——從 1980 年代直至 1990 年代初，IBM PC 引領了第一波信息技術革命走進千家萬戶，直到康柏、惠普、戴爾等生機勃勃的新廠商後來居上。
在消費端電腦市場，蘋果曾經是 IBM 的手下敗将，可是在短短十幾年内它就重新站了起來，成為了一家完全立足于消費端市場的科技巨頭。世事萬變，但是事在人為，" 基因 " 也好、" 歷史積累 " 也好，歸根結底是依靠人去執行的。
因此，我們更能理解，在美式上市公司中，CEO 為什麼總能拿到極端豐厚的薪酬了：根據彭博新聞的統計，2022 年美國上市公司 CEO 的平均薪酬是員工平均水平的 400 倍！像埃隆 · 馬斯克這樣的明星 CEO，每年能夠拿走價值幾十億美元的薪酬包。納德拉 2023 年的薪酬包為 4850 萬美元；而在他就任 CEO 之前的 2013 年，作為微軟高級副總裁、雲計算業務的負責人，他的薪酬包僅為 760 萬美元。哪怕考慮到最近十年的通貨膨脹因素，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
這種情況合理嗎？考慮到 CEO 至關重要的地位，顯然是合理的。在納德拉擔任微軟 CEO 的十年之内，微軟的股價上漲了 10 倍；而在此前巴爾默的任期内則基本是零增長。
如果羅睿蘭在擔任 IBM CEO 期間能夠在雲計算和 AI 兩大戰略性問題上面至少做出一個正确決策，并執行下去，那麼 IBM 現在可能還屹立于科技巨頭之林，其市值可能是萬億美元而不是 1850 億美元。美式公司治理結構賦予了 CEO 幾乎無限的業務決策權，所以 CEO 應該為一切錯誤承擔責任，也應該為一切成就獲得獎勵。所謂 " 權力與義務的統一 "，就是這樣的。
由此可以進一步推斷出：在采用美式公司治理結構的中國公司，主要是互聯網中概公司當中，CEO 的權力和責任就更大了。他們不但享有美式公司所賦予的制度性權力，還擁有中式人情社會所特有的非制度性權力，從而可以更高效、更徹底地将自身意志貫徹下去。當他們做出正确或錯誤的選擇時，對公司的影響就更大了。所以說，互聯網大廠的成敗至少有一半可以歸結為一号位的問題，這個說法或許有些偏激，但還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