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生育補貼有用嗎？，歡迎閱讀。
這兩年，擁有伊利蒙牛的呼和浩特遇到一個尴尬的問題：它給全國的孩子生產了最多的奶制品，但自己的新生兒卻不夠了。
2023 年，呼和浩特的出生率從兩年前的 6.85 ‰降到 5.58 ‰，該年死亡人口首次超過出生人口，人口自然增長轉負，人口警鈴拉響。
2025 年 3 月 13 日，呼和浩特推出了全國力度最強的育兒補貼政策：一孩一次性發放補貼 1 萬元；二孩補貼 5 萬，每年發放 1 萬直至孩子 5 周歲；三孩補貼 10 萬，每年發放 1 萬直至孩子 10 周歲，此外，三孩還可以擁有擇校選擇權。
而國内第一個加碼生育相關補貼的，是昔日鋼鐵重鎮、五線移民城市攀枝花。2021 年，攀枝花在全國範圍内最先推出真金白銀的育兒補貼發放，當地家庭二孩、三孩分别可以領到 1.8 萬元，每月發放 500 元直至孩子 3 周歲。
不過政策反響一般，雖然攀枝花連續四年常住人口增長，但 2022 年出生人口繼續減少，2023 年才略有回升，2023 年 6.81 ‰相比 2021 年的 6.95 ‰，只能說拖住了生育率的惡化。
真正補貼到位的，其實是位于湖北中部的五線城市天門。
與全國出生人口走勢不同，從 2016 年起，天門的出生人口就已連續下降了 8 年，2024 年生育相關補貼政策推行後，當年天門出生人口 7217 人，相比 2023 年增加了 1050 人，同比增幅高達 17%。
以天門當地一個三孩家庭為例，補貼包括一次性生育獎勵 3000 元，產假補助 4800 元，按月發放合計育兒補貼 3.6 萬元，基礎款的生育購房補貼 12 萬元，如果是產業工人購房補貼還可以額外增加 6 萬元，外加其它醫療福利，合計可以獲得超 22 萬元的補貼。
要知道當地平均房價 5000 元左右，如果是小鎮上相對便宜的地段，40 萬元便可以購入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對于三孩家庭，其中近一半可以由購房補貼來覆蓋，大大減輕了壓力。
可以看到，從攀枝花開始，到天門、呼和浩特，越來越多的中國城市都開始嘗試使用「生育補貼」這個手段，來達到一個目的：讓一部分人先生起來。
随着越來越多的先行城市開始提供反饋數據，「生育補貼」的全面推廣政策似乎已經箭在弦上。那麼問題來了：這些補貼真的能拯救生育率嗎？
名目繁雜的各項補貼到底是什麼？
在嘗試回答有沒有用之前，我們先厘清這些名目繁雜的生育相關補貼到底是什麼？這些補貼與職場女性生育後會收到的一筆「生育津貼」之間又有什麼區别？
先說生育津貼，它是對女性因為生育離開工作崗位造成收入減少的一種補償，相當于是休產假期間的工資，津貼标準各省市略有不同，以上海為例，金額相當于個人半年工資。
生育津貼包含在生育保險政策裡，推行和實施很成熟完善，如果用人部門繳納了五險一金裡的生育保險，那津貼就由社保支付，如果用人部門沒有繳納，津貼需要用人部門給足。
如果說生育津貼是兜底性質，那生育補貼和育兒補貼就是做激勵，它們分别對應 " 生 " 和 " 育 " 兩個環節，目前都是各地自行制定補貼标準。
生育補貼是政府對生育子女家庭的一次性獎勵，根據生育孩子的數量不同激勵不同，有的地區只對三孩家庭做發放，有的對二孩家庭也發放。
育兒補貼，有長期持續的特點，按年或者按月發放，時長從 1 年到 10 年不等，這回呼和浩特就把三孩的育兒補貼标準拉到了 10 年的長度。
除此之外，還有針對孕婦產檢、分娩等給予的醫療補貼；圍繞學前教育給予多孩家庭的學前教育補貼，例如甘肅臨澤縣，二孩給到 1000 元 / 生 / 學年的補助，三孩補貼标準提到 2000 元；還有 2-3 歲孩童的托育補貼，有的地區給到家庭，有的補貼托育機構；對于多孩家庭，部分地區還推出了住房現金補貼，湖北天門就是典型。
上面提到的各項補貼，都是現金補貼。除了現金補貼之外，產假時長、多孩家庭稅收減免等，也是生育福利裡的一部分，只不過對于絕大多數家庭而言，都不如給錢來的直接、有效。
育兒補貼的 " 目标用戶 " 們是誰？
各地紛紛踩油門做政策加碼的時候，會有多少家庭會響應号召呢？
這其實跟生育革命所處階段有關系 [ 1 ] 。在生育革命的階段劃分裡，每進入下一個階段，總和生育率水平就會出現質的變化。
總和生育率用來衡量一個地區的女性在其适育年齡期間，平均每個女性将會生育的子女數量。如果值在 2.1 左右，意味着子女數量足以替代父母雙方，人口數量将保持穩定，這個水平也被稱為 " 更替水平 "。
第一個階段是死亡率轉變驅動階段，受益于經濟發展和醫療衛生的進步，人們不再需要用更高的生育率來抗衡死亡率，這一時期總和生育率會逐漸下降，整體保持在 3-5 之間。
第二個階段是生育意願轉變驅動階段，随着社會進步，傳宗接代、養兒防老這些功利性的生育觀念逐漸被改變，總和生育率從 3 逐漸降到 2 左右，如果保持住，社會會處在一個非常良性的 " 更替水平 " 狀态。
但很 " 不幸 "，經濟發展帶動一系列成本的提高，推着我們邁入第三個階段——生育成本約束階段，總和生育率進一步降到 2 以下。
要做區分的是，這個階段的群體不是因為結婚、生育意願降低，而是成本提高導致了願意生育的人們受到客觀限制無法多生育。
這個成本，既包括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也包括因為生育而不得不放棄其它經濟行為的機會成本。
在此階段裡，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意願生育水平的人群，才是各個地方推出補貼政策重點要拿下的 " 目标用戶 "。可問題又來了，各個地方的補貼資金夠嗎？
我們知道，生育成本，成本大頭都在 " 育 " 這個環節裡。
根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 2024》統計數據，如果按收入水平劃分的話，把一個孩子養到成人，高收入組家庭平均成本達到 130 萬元，低收入組家庭平均成本 13 萬元不到，富養和不得不窮養之間，是至少十倍起步的差距。
以呼和浩特三孩 10 萬元的補貼标準為例，對于高收入家庭可能并不在意，但對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這是一筆非常有價值的成本覆蓋。
按照全國平均養育成本 54 萬元做個簡單計算，平均每年支出約 3 萬，呼和浩特三孩每年給到 1 萬補貼，在孩子 10 歲以前足以覆蓋掉 30% 的成本。
國内不管是從政策的實施城市數量，還是實施時間長度來看，可待觀察的樣本量還是太小。
但放諸全球，以歐洲各國、東亞日韓為代表的過河石頭們，同樣經歷過上述的生育革命階段，并用他們短則 30 年、長則 100 年的經驗告訴我們：托住生育率這事緩不得，給慢了會錯過黃金視窗，給少了反而是财政浪費。
海外經驗：給對人、慢不得、不能少
2024 年，韓國總和生育率掉到了 0.72，墊底全球，全國宣布進入 " 人口緊急狀态 "。但縱觀韓國歷史，過去 40 年整整錯過了 3 次彌補生育率的機會。
第一次是在 1983 年，人均資源受限的韓國在一系列人口控制政策下，該年總和生育率降到了 2.06，但全國上下推行的依然是 " 防止人口爆炸全國國民決議 " 運動，之後十年總和生育率一直在 1.7 附近徘徊。
第二次是在 1995 年，意識到出生人口苗頭不對的韓國政府開始調整 " 生育抑制 " 政策，調整節奏晚了不說，在政策宣傳上也偏保守，更多放在提高生育質量上，而沒有扯着嗓門喊鼓勵生育。
可以想見，韓國生育率繼續下滑，2005 年到了 1.08 的歷史低位，政府到這時才下定決心推出應對低生育率的政策。
第三次就是在 2005 年，甚至之後的每一年都在贻誤時機，韓國政府在應該大力花錢補貼生育的時候摳摳搜搜，導致了生育率的不可逆。
2024 年底，韓國對家裡有 2 歲以下孩子的家庭，單孩兩年内合計補貼 9 萬元，雖然是史上力度最強，但對比韓國國内激烈的内卷氛圍、高昂的首爾房價，以及早在 2013 年就接近 8 的成本收入比，依然是杯水車薪。
日本相比韓國在現金補貼上更大方，政策效果也更有效。
從政府支持家庭生育總支出占 GDP 的比重看，2019 年，日本從 2000 年的 0.5% 提高到了 1.9%，現金補貼占比 0.66%；韓國從 2005 年前後的 0.5% 提高到 1.5%，現金補貼占比僅 0.32% [ 2 ] 。日本托住了生育率的下滑，1980 年日本生育率在亞洲相關國家和地區（日本 + 四小龍）中墊底，現在反而是第一。
但日韓整體給到的支持力度對比歐洲國家們還是不夠，東亞兩國都是采取漸進式增加補貼的方式，錯過了最佳的生育率調整期，尤其韓國，磨磨蹭蹭反而是對财政的浪費。
要知道以法國、瑞典為代表的歐洲促生育優等生，政府整體支持家庭生育總支出占 GDP 的比重高達 3.5%，光是現金補貼部分占比就到了 1.3%。
法國的有效經驗主要來自入坑夠早。它是全球歷史上最早面對生育水平下降難題的國家。
主要受戰争影響，法德在 1900 年都處在 4000 萬人口水平，到了一戰前夕，德國人口達到了 6700 萬，而法國只有 4000 萬，為此法國在百年前，就開始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試點。
時至今日，法國是歐洲乃至全球在促進生育這事上做的最好的國家，也是進入 2000 年以來，歐洲唯一一個将總和生育率維持在 2.0 水平的國家，近幾年還能托舉在 1.8 左右。
總結法國經驗，充分踐行一條原則：對低收入家庭，多搞現金補貼；對高收入家庭，多推稅收優惠。
在法國政府官網給到的補貼分類中，補貼人群無一例外都做了低、中、高的區分，激勵設定上對中低收入、無工作者的補貼力度也更大。以 3 孩家庭為例，從孩子出生到 21 周歲，粗略估算一個中等收入的家庭可以累計獲得 12.5 萬歐（約 90 萬人民币），低收入家庭可以獲得約 18 萬歐元的現金補貼。
對照前文我們提到的平均養育成本分組表格，法國低收入家庭的補貼标準，平均到每個孩子身上，基本可以覆蓋我國 40% 的中低收入家庭育兒成本。
但歐洲裡也有開擺的國家，南歐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在生育上的各種支持力度都在歐洲墊底，兩國對應的生育率水平也一直排在末尾。
尾聲
綜合國内外的經驗，生育補貼的正确使用方式已經很清晰地寫在了考卷上：
給得早、給得足、給對人。
長期跟蹤韓國社會現狀的一名日本記者，曾精準地指出兩國生育現狀的不同：日本年輕一代，" 想生孩子但不能生 " 的人較多，而韓國 " 不想結婚，不想生孩子 " 的人越來越多 [ 3 ] 。
前者有解，後者難解。而兩位隔壁鄰居的現狀，映射到國内，便是北上、一二線（除北上）、三四五線城市甚至廣大農村地區的分層。
在那些生活成本更低的區網域，只是因為生育成本而壓抑生育的人群，政策花點錢可以辦出實事。就像同樣累計 20 萬元的補貼，在平均房價 5000 元 / 平的天門，與 50000 元 / 平的深圳，體感和效果能是一回事兒嗎？
而對于那些不想生的人群，日本反而 " 快人一步 "，計劃在 2026 年開始推行一項新的政策。屆時年收入 200 萬日元（相當于 10 萬人民币）以上的群體，根據收入水平不同需要每月上繳金額不等的 " 兒童育兒支援金 "。
如果你是年收入在 600 萬日元（相當于 30 萬元人民币）的小白領，政策計劃裡 2026 年便需要上繳 360 元的育兒支援金，之後每年會有所上升，不少人将其稱為：
單身稅。
盡管這筆資金所有滿足收入條件的人都需要支付，但如果你有孩子，就會從另一個渠道收到育兒補助。按照日本目前的政策，一孩家庭累計可以收到 25 萬人民币左右的補貼，二孩可以達到 50 萬人民币以上。
這本質上是一種财政的 " 轉移支付 "。它的背後是一條公式：把錢從不生孩子的人口袋裡，轉移到生孩子人的口袋裡。
這條公式，全世界任何一個鼓勵生育國家，都在或明或暗地使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