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路風：不要對中國工業發展自我設限，歡迎閱讀。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笛 2024 年 3 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和團隊成員王晨、何鵬宇、李萌發表了《重振增長的關鍵：解綁中國工業體系身上的枷鎖》一文。文中系統性地讨論了中國工業面臨的一種思維上的 " 自我設限 "，并認為工業增長的放緩是中國近年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
路風早年曾在當時的國家經委和國家計委工作，1999 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獲博士學位，回國後長期任教于北大政府管理學院。自 2004 年起，路風先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報告，涉及中國的汽車、大飛機、移動通信标準、核電、液晶顯示等產業政策讨論。
在近幾年的研究中，路風反復強調傳統工業、基礎工業的重要性，那種只追求一小撮 " 高精尖 "，把中國經濟中占比最高的傳統工業體系抛在一邊的思路是錯誤的（傳統工業占整個工業體系 80% 左右）。此前，在接受經濟觀察報專訪時，路風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不要把工業分出三六九等 "。
路風認為，工業體系比例是由經濟的客觀規律決定的，所以推動 " 戰略性新興產業 " 等思路往往很難達到預期，" 未來產業 " 更是難以規劃，我們需要樹立的正确思維是：堅信今天的工業就是產生未來產業的基礎。
路風認為，此前部分的 " 去產能 " 政策思路和執行，本質是在 " 二分法 " 思維影響下，對中國工業發展的一種自我設限，低估了中國工業發展的上限。
按照文中定義，" 二分法 " 的政策思維把中國經濟一分為二：一方面是被認為已經喪失經濟增長潛力的 " 舊動能 "，即占工業體系主體的傳統工業，另一方面是高技術工業、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如 " 互聯網 +" 所代表的内容，當時半導體工業并沒有得到關注）。
在《重振增長的關鍵：解綁中國工業體系身上的枷鎖》這篇長文中，路風與他們的團隊用大量案例系統性地論證了上述觀點。征得路風同意後，《經濟觀察報》根據上述文章，以問題導向的思路梳理出了五個關于中國工業發展的關鍵問題，一鱗半爪式地呈現出這篇異于主流經濟學觀點的文章。本篇内容主要摘取原文章中關于工業發展規律和去產能問題的主要觀點。有關 " 二分法 " 觀點的形成的原因需要參考文章下篇《以偉大復興 " 世界觀 " 破除對經濟發展的自我設限》。
一、近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是什麼？
中國近年來經濟下行的根本原因是工業體系的增長動力受到 " 二分法 " 政策思維的壓制。大約十多年前，中國社會出現一股強大 " 輿論 "，它把中國經濟在 21 世紀最初十幾年的高增長說成是 " 粗放發展 "" 投資驅動 " 和 " 產能過剩 " 的，并因此而導致中國經濟的 " 失衡 "。于是，為高增長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國工業體系被看作是問題的來源。
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 2000 年— 2013 年期間，工業的平均增長速度（10.88%）高于國内生產總值（GDP）的平均增長速度（9.95%）；在經濟下行的 2014 年— 2023 年期間，工業的平均增長速度（5.42%）低于 GDP 的平均增長速度（5.96%）。
此外，雖然服務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 2014 年— 2023 年有大幅上升（從 48.3% 上升到 54.6%），但并沒有抵消工業增長速度下行對于整個經濟下行的影響。這個簡單的分析告訴我們，近年來導致中國經濟下行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工業增長速度的大幅下降。
二、傳統工業就是落後的嗎？
許多人以為 " 傳統工業 " 的根本特征是 " 舊 "（存在時間已久），但這是一個想當然的錯誤看法。傳統工業的根本特征是它們的產品形式穩定。造成這個特點的原因很簡單，工業是圍繞着人類的吃穿住行用發展起來的，一旦找到适用的產品形式，也就不會輕易改變，如紡織品、鋼材、輪胎、汽車、飛機等產品的基本形式都保持不變。
但是，產品形式穩定并不代表產品的技術内涵不變。事實上，傳統工業一直在市場競争和創新的驅動下發生變化——今天的紡織品和輪胎與幾十年前的產品有着實質性的不同，或者是材料變了，或者是生產工藝變了，而且經常是兩者都變了。這些變化當然包含對新技術的吸收或融合（如今天生產紡織品和輪胎都會使用電子技術），但原有的工業基礎和基本產品形式始終是誕生新產品或新系統的條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随着計算機、半導體、軟體、化學和生物制藥、新型醫療診斷設備等工業的發展，出現了 " 高技術工業 " 的概念。這些工業的特點是技術變化速度非常快，但 " 高技術 " 是以研發費用占銷售收入之比來定義的，并非真的是按技術的復雜程度來劃分。按照這個分類方法，汽車和機床被劃分為中等技術工業。但實際上，汽車和機床的技術是非常復雜的，它們的研發費用比之所以沒有那麼高，是因為它們大量的研發活動是通過與生產過程密切相連的現場改進。
這個問題提醒我們，使用高技術工業和傳統工業的分類是需要小心的。實際上，對工業的所有分類，如重工業與輕工業之分、資本密集型工業與勞動密集型工業之分，都只是側重于工業某個特征的大致分類，并不能反映工業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系和模糊地帶。
我們不能把新產品逐漸代替老產品的普遍現象，錯誤地混同于新工業代替傳統工業，因為後者也在不斷推出新產品并更新自己。因此，新技術在不同工業部門間擴散，而不是某些部門代替另一些部門，才是一個國家可以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高技術工業與傳統工業是共生關系，彼此之間互相依存，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從供給方面講，任何新技術的產業化或新工業的發展都必須得到現有工業的支持，否則連基本的工具和設備都無從得到；從需求方面講，傳統工業是高技術工業的最大用戶。
三、誰來推動 " 未來產業 "" 戰略性新興產業 "？
工業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是由經濟的客觀規律決定的，不以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 戰略性新興產業 " 的經濟比例并非越高越好，因為工業之間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關系。
2016 年 11 月發布的《" 十三五 " 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規定，到 2020 年，" 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内生產總值比重達到 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制造、生物、綠色低碳、數字創意等 5 個產值規模 10 萬億元級的新支柱。" 這個規劃目标沒有完成。根據 2023 年 7 月的媒體報道，工業和信息化部相關負責人介紹："2022 年，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内生產總值比重超過 13%（沒有達到 15%）。"
實際上，新能源汽車并沒有被 2016 年的規劃列入 " 戰略性新興產業 "，可見新能源車的突飛猛進是在政府預料之外的。
最新流行的一個政策思維是以布局前沿技術的研發來推動 " 未來產業 " 的發展。
對于 " 未來產業 " 可以設想，但不能把概念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
" 未來產業 " 是計劃不出來的。即使我們堅信它們終将到來，也知道對新技術的投資終将得到回報，但我們既不可能知道它們到來的路徑和時間，也不可能知道它們最終的實際形态和競争規則。
實際上，政府需要樹立的正确政策思維是：堅信今天的工業就是產生未來產業的基礎，不僅因為這個基礎越大、越堅實就越可能產生新工業，而且因為今天所有的工業都可以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來自我更新。在產業發展上，" 新 " 和 " 舊 " 從來不是截然分開、互相對立的。創新是改變現有的做事規則，但創新的動力來自克服現有規則的缺陷，而創新所需要的能力來自積累起來的知識和經驗。
因此，政府可以指導方向，可以鼓勵前沿技術的研發，但必須重視現有工業的發展，同時必須把通向 " 未來產業 " 的過程留給現有工業的企業和市場。只有承認自己有所不知，才能坐收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意外之喜。
四、只推動某個單項技術就能帶來經濟發展嗎？
技術進步是長期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但技術進步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和過程，卻比大多數人意識到的要復雜得多。
有三點是必須指出的：第一，技術進步如果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就必須調整產品形式，而產品是工業生產的，所以技術進步和創新只有通過產業發展才能作用于經濟增長；第二，無論新技術從長期看多麼重要，它們對于經濟增長的主要作用不是發生在其突破階段，而是發生在它們被持續改進和擴散的階段；第三，對于那些被稱為通用技術（如可以廣泛應用的蒸汽機、電力應用、集成電路等）的重大創新來說，它們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更是需要通過整個工業體系的應用和持續改進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以技術代替產業的想法莫過于近年來得到政府部門和學術界熱捧的 " 產業數字化 " 概念，其邏輯是把 " 數字化 " 看成推動產業更新的關鍵，而且可以通過行政手段來推廣。實際上，在這個邏輯的背後還是隐藏着 " 二分法 " 的動機：既然產業更新可以通過從外部向 " 落後 " 的工業體系注入技術（如強迫企業 " 上雲 "），那麼產業數字化就可以被用來代替傳統產業。
產業數字化仍然必須經過現有工業的改進和應用創新，因為它受到兩個條件的限制：
第一，對于數字化來說，數據雖然可以被處理成為虛拟世界，但必須來自真實的工業世界（不真實的數據沒有用）。如果沒有現在有的工業，就沒有真實的產業數據，也就沒有產業數字化的可能性。
第二，數字化必須對工業發展產生經濟效益——如幫助提供更好的或成本更低的產品和服務，否則就沒有企業願意為數字化付錢，要不把搞數字化的專業人士餓死，要不就得忽悠政府提供無底線的投資。因此，數字化始終是 " 賦能 " 的手段，而不是工業能量本身，它逃不脫生產率提高必須遵循以機器代替人力勞動的規律。
人工智能技術仍然屬于數字化性質，所以它在工業上的應用面臨着類似的障礙：首先，需要獲取真實和準确的海量工業數據；其次，則需要在把數字網絡與生產連接起來的智能機器或機器人方面，取得新的重要進展，以及工業組織相應的變化。
因此，人工智能應用于工業的可能性，仍然有賴于工業企業的應用創新（因而通用大模型不一定是工業人工智能的最優技術路線），而工業應用計算技術的累積性過程——從機器的控制系統、運營的信息化到產品開發和生產過程的數字化，仍然是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基礎。即使人工智能可以對生產率提高產生明顯的影響，它仍然是 " 賦能 " 技術，不可能代替現有的工業，反而有賴于工業的應用創新才能繼續發展。
強調工業體系的互補性并非貶低發展高技術工業的作用，而是強調這種互補關系是技術進步影響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關鍵機制，即一個工業部門的創新會導致其他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而新技術在眾多工業部門的擴散和持續改進才會使其經濟效果得以充分發揮。正是從工業體系的整體性視角看，中國發展高技術工業是絕對必要的，因為這是工業體系技術進步和更新的主要動力。
五、傳統工業應該 " 被 " 去產能嗎？
對于中國工業來說，過去 10 年影響最大的政策莫過于 " 去產能 "。
2013 年 10 月印發的《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指出，" 我國部分產業供過于求矛盾日益凸顯，傳統制造業產能普遍過剩…… "；" 產能嚴重過剩越來越成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諸多問題的根源。"
該檔案特别列舉了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行業，但也規定該檔案 " 同時指導其他產能過剩行業化解工作 "。當時受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影響，剛剛經歷了高增長的中國工業确實出現了需求不足的問題。政策檔案就是針對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產能過剩現象，且對當時存在的 " 地條鋼 " 等違規產能治理，這也沒錯。
但是，更關鍵的問題是關于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中國工業的產能過剩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如果是周期性的，產能過剩就是一個短期問題；如果是結構性的，那就是一個絕對的、長期的問題。
2016 年 10 月 28 日發布的《鋼鐵工業調整更新規劃（2016-2020 年）》中說：" 今後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并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經濟增長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旦回升就會持續上行并接連實現幾年高增長，產能過剩已不可能通過歷史上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來消化。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是結構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是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是環境資源等發展條件的變化決定的，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 V 型或 U 型反彈，将經歷一個 L 型發展階段。"
根據這個指導方針，這份檔案有這樣一段今天看起來大大低估了中國發展勢頭的預測：" 從國内看，‘十三五’我國鋼材消費強度和消費總量将呈雙下降走勢……國内粗鋼消費量在 2013 年達到 7.6 億噸峰值基礎上，預計 2020 年将下降至 6.5 億噸— 7 億噸，粗鋼產量 7.5 億噸— 8 億噸。"
事實與此完全相反。鋼價從 2015 年年底開始周期性回升，訂單增長迅速，鋼鐵行業也在 2016 年扭虧為盈（同年 4 月的產能利用率高達 88.93%，大幅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其他被列為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由于需求頑強存在，中國粗鋼產量仍在緩慢增長：2018 年突破 9 億噸，2020 年突破 10 億噸（10.6 億噸）。主管部門要求壓減產能，2021 年砍掉了 3000 萬噸產量，2022 年又繼續實施壓減，砍掉了 1200 萬噸的產量（至 10.18 億噸）。
2023 年，重點鋼鐵企業的利潤大幅下跌，政策改為產能平控（不增不減）。于是，當年的鋼鐵產量漲回到 10.3 億噸，而且鋼鐵的直接和間接出口非常強勁。
無論如何，" 二分法 " 思維經不起一個 " 靈魂拷問 "：為什麼中國就不可以達到人均一噸鋼的水平？
在地方，金屬制品、建材、輪胎、陶瓷、紡織、造紙、制鞋甚至連家具制造都成了 " 官官喊打 " 的 " 過街老鼠 "：全世界技術最先進的電解鋁生產線，剛建成就因 " 違規產能 " 被關，只是因為被扣上 " 舊動能 " 的帽子。與此同時，" 二分法 " 思維使得對 " 新舊動能轉換 " 理解產生偏差，一些地方政府在執行過程中追逐少數時髦的 " 高技術 " 產業，全國将近三千個縣都想發展生物制藥、新能源和半導體（2018 年之後），大量同質化的招商泛濫和投機活動反而瓦解了當地傳統優勢產業的根基。
不得不指出，" 二分法 " 受到一些部門青睐，并非因其理論邏輯上的說服力，而是背後的權力邏輯在起作用。我們從 2019 年 11 月 5 日北方某省冶金行業協會根據企業座談會報給該省工信廳的函裡，摘取一些只言片語，以幫助理解一些 " 涉事 " 企業當時對政府部門做法的不滿：" 目前一些地區将停產、限產常态化，不符合法律規定 "" 對于連續化生產的設備（如高爐），頻繁啟、停操作，某些地區還要求停爐時扒爐 "，造成部門的資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 " 事故主要發生在生產設備啟動、停止時 "；" 排放标準和環保設施要求變化時間間隔過短、幅度過大 "" 生态環境部門要求車間、原料場全封閉，安全（部門）要求留有通風口，雙方總有一方（可以）處罰企業，尤以生态環境部門，經常頂格處罰 "" 環保檢查沒有統一規劃，沒有計劃，省、市、縣、區、鄉鎮多層檢查，不同部門多頭檢查，檢查過于頻繁，企業一天要接待多批不同檢查人員，疲于應付 "" 檢查标準不一，檢查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前一個檢查組提出的要求企業執行了，又被後一個檢查組要求整改 "。
正是因為一些政府部門可以用環保、能耗、質量、标準、安全、市場監督等名義随意關停企業（民營企業首當其衝），才造成了所謂 " 市場缺乏信心 " 的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的要害問題在于，中國要想產業更新、要想發展高新技術工業，就必須保持經濟增長，而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仍然是以傳統工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傳統工業占整個工業體系 80% 左右）。就在這些工業還處于技術突破和更新的過程中，卻被扣上 " 產能過剩 " 的帽子，受到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