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砸鐵飯碗、裁撤部門：一場大變革，正在發生，歡迎閱讀。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号：正和島 （ID：zhenghedao），口述：賈康（财政部财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文章摘要
改革挑戰與機遇并存，财稅調整與開放推進
• 政府裁撤部門，精簡事業部門
• 土地财政調整，房地產市場築底
• 推進高質量改革，深化對外開放
中國改革往何處去？這是每個人都關心的大事。
二十屆三中全會落幕後，全國各地的改革加快了進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熱議：
山東重啟省屬事業部門轉制為企業的改革；多地裁撤招商部門，探索市場化招商引資模式；擱淺多年的房地產稅再次被提及……财稅改革、科技改革等成為新一輪改革戰略重點。
作為"94稅改"的親歷者和推動者之一，賈康深刻地洞察到，在推進改革開放40多年之後，我們造就"中國奇迹"的同時，也進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區和矛盾凸顯期，"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但骨頭再硬也必須啃下來，這将決定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命運。
接下來，中國将要改革什麼？開放什麼？如何啃下硬骨頭？中國經濟的機會又在哪裡？近日賈康出版新書《信心與動能》，我們就這一内容專訪了賈康院長，以下是分享内容，希望對你有所啟發。
一、"砸"鐵飯碗是被逼出來
問：前段時間，山東發布的一個重磅通知，引發公眾熱議，省屬事業編向企業轉變，除了山東，河南有些事業部門機構減半，各省市開始"砸"鐵飯碗了，意味着什麼？
賈康：山東和河南的改革措施主要體現在精簡機構上。
中央曾出台過事業部門改革的具體指導檔案，要求非常清晰，比如明确了為期三年推進事業部門改革的目标，要取消行政級别，建立"能進能出、能上能下"的用人機制等。但是檔案發布後，實際落實情況很不理想，缺乏跟進的要求和具體案例示範，更不用說實質性取消行政級别了。改革如何深化仍面臨挑戰。
但事業部門的"飯碗"并不可能完全砸掉。中國事業部門大致可以分兩類：一類是比照公務員，承擔行政職能；另一類是或多或少比照企業，從事對接市場或與市場化機制比較靠近的經濟活動。按照不同類别，政府供給方式有别，有财政全額撥款的，有差額撥款的，也有近乎自收自支的。
總體來說，"砸"鐵飯碗的說法簡單化了，可以說它是在已有的框架下，由地方财政困難導致的倒逼因素，引出新的一輪精簡為主的努力，不排除一部分會轉企。除了山東、河南，其他省市也存在類似的壓力。
有些事情平常動不了，現在倒逼着它去動，但能否落到實處還是未定之數，各地面臨的情況不一樣，如果山東、河南領導層中的關鍵少數人下定決心動真格，其他地區或許會跟着仿效。
二、地方财政的缺口如何填補？
問：現在地方财政壓力很大，有個數據顯示，到了2023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5799億元，同比銳減33%，當前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您認為土地财政是否會落幕？又如何填補地方财政的缺口？
賈康：改革是問題導向的，當下中國最突出的現實問題之一就是地方财政困難，這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國人的話語體系中，土地财政一般指的是土地批租收入，如果地方政府過度倚重這種收入，會帶來一些短期行為。
2023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銳減，這和三年大疫後，各地經濟的復蘇尚待時間有關，特别是2021年之後，受多重因素包括合成謬誤的影響，房地產行業陷入了低迷有關。
但是，房地產仍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當下正處于築底階段。從全國範圍來看，房地產市場仍表現有冰火兩重天的格局。僅看均價，多數城市的成交價仍在下降。但判斷中國樓市是否築底，不能僅僅依照均價，還要看最具有引領意義的"火"的一面。一線城市已經開始有回暖迹象，例如北京的二手房成交放量後，市場均價由負轉正，沿海一線中心城市誕生了新"地王"。
這些都表明，土地出讓收入不會一路銳減下去，在某個時間節點，全局會基本穩住勢态，再分區分步、小幅波動中有望在一些地方重拾升勢，最終由房地產市場築底階段推進到一個回暖過程。
中國整個國土開發還有很大的彈性空間，現在說土地财政落幕的概念，還為時尚早。
在工業化與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土地批租收入不會消失，這是由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決定的。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國家對所有建成區的土地擁有終極產權，在一級市場上，國家通過出售土地使用權來獲取地租收入，土地使用權在二級市場上流轉，總體上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則。
長期來看，土地批租收入在絕對量上仍可能出現增長，但各地區會有極大的不平衡性。過去，中國的土地批租收入在地方财政中占據的比重較大，有時甚至高到地方總收入的4/5左右，這種收入主要集中在沿海的中心城市，約占70%左右，而20%左右發生在中部地區的中心區網域，剩下的不到10%在西部城市。所以，不是所有地方都靠土地财政過日子。
土地财政的健康化，一定要通過配套改革解決根本問題。地方政府的财源建設必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來看，地方财政可以稱為"廣義的土地财政"，由于它們整個國土開發基本飽和、新區開發少，它們主要通過不動產的保有環節征稅，為地方财政持續做貢獻，最具代表性的機制就是房地產稅。
然而，中國"土地财政"在不動產保有環節的稅收嚴重缺失，而在交易和經營環節則存在較多的稅費。為了實現土地财政的健康化，需要進行一系列配套改革，該規範的規範，該取消的取消，實現稅費結構的合理化。上海和重慶兩地的試點提供了保有環節稅收從無到有的實踐案例。
總之，土地财政不應被視為一個即将落幕的問題，而是必須校正其短期行為特征，更好地借鑑國際經驗，一步一步發展出健康、廣義的土地财政。
問：财稅方面可以說是改革力度突破口、先行軍，您是1994年分稅制變革的親歷者和推動者之一，能簡單介紹下分稅制的由來嗎？您認為新一輪财稅體制改革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什麼？稅制改革的難點在哪裡？
賈康：财稅改革也成為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重要議題，如何标本兼治最終根本性化解基層财政困難是改革必須要啃的"硬骨頭"。
自1978年後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财政體制從與計劃經濟相匹配的生產建設型高度集中模式，改為以"分灶吃飯"的财政新體制為突破口，實施中央向地方分權的改革，并要求在财政轉型中進一步對企業推行一系列放權讓利改革，内在邏輯就是為我國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經濟、實現市場經濟主體公平競争。
在分灶吃飯的局限性和弊端逐漸顯露之後，基于大量研究探索，根據鄧小平南方視察後确立的市場經濟目标模式，我國又實行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其裡程碑意義和歷史性貢獻是：在改革進程中以"經濟性分權"取代"行政性分權"，"三位一體"地規範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公權體系與公民之間的關系。這種從行政性分權轉為經濟性分權，絕非所謂"重啟集權時代"之舉。
走過30年，我們在肯定财稅制成績的同時，不得不認識到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當我們把所有的省以下的體制檔案綜合在一起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省以下還沒進入到分稅制狀态。
基層出現的财政困難、地方隐性負債風險和土地财政短期行為的偏頗等問題，其體制性根源就在于此——省以下的分稅制尚未落地。看清了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實質性地深化分稅制改革，使中國的分稅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全面貫徹實施。
中央檔案表述上，從十八大、十九大直到現在，财稅體制改革明确交代了三大任務：
一是預算改革，要進一步公開、規範，約束有力、講求績效。
二是稅制改革，事關優化分配和再分配機制，推動共同富裕，以及一定要打造地方稅體系，使不同地方政府層級都能夠掌握穩定、以征稅為主的收入來源——這是稅制改革結合多目标的任務。
三是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間體制關系，使事權和财力與支出責任合理化呼應、匹配，規則要可操作。
三大任務核心内容，是完成與市場經濟匹配的分稅制深化改革的任務。與過去相比，新一輪财稅體制改革是承前啟後、一脈相承的。對于地方稅制體系而言，首當其衝的就是房地產稅。
問：在中國的四大稅種（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個人所得稅、消費稅）中，只有消費稅全部歸中央，今年上半年，消費稅是四大稅種中唯一正增長的稅種，新一輪的消費稅改革啟動，會帶來哪些影響？
賈康：消費稅改革主要有兩方面影響，一方面是多少能解決地方政府的燃眉之急。按照三中全會的要求，把原來屬于中央的消費稅收入的一部分，征收環節後移，來增加地方收入，這是此輪消費稅改革的基本思路，征收環節後移為地方增加财力來源。
另一方面是，消費稅在中國是一種特種消費稅，承擔着調節使命。消費稅包含了15個稅目，可否增加一些稅目？比如私人飛機這種高價奢侈品。考慮到某些消費品可能帶來的社會成本，比如煙花爆竹、特定型号電池等會帶來環境污染，可否再提升消費稅率？這就是消費稅改革的兩大方向的考慮：一是為增加地方收入可以做什麼，二是怎麼優化調節機制。
三、房地產稅，時機未到
問：今年《決定》再次提出，完善房地產稅收制度。房地產稅讨論了這麼多年，為什麼實施起來這麼困難？這一次房地產稅改革提上日程了嗎？
賈康：房地產稅改革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從社會層面上來講，絕大多數人存在稅收厭惡和抗拒的心理，這很符合人性，古往今來都躲不開。中國人尤為看重自己的"安樂窩"，自己住房子還要交稅，這是大多數人所不願接受的。
除了"稅收厭惡"，确實還有不可否認的既得利益的因素，即先富起來的社會成員，大多是憑借自己的能力，加上機遇，以及一些理财的技術路線，還有實際上也存在的不規範的分配帶來的影響因素，發展到現在手上有好房子、大房子、多套房，這樣的社會成員肯定不願意承擔這個稅負。
然而，從國際經驗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分析來看，我們要有一個理性認識：現代國家建設，需要現代稅制的支持，而現代稅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直接稅，包括房地產稅。事實上，中國的上海和重慶已經開始了房地產稅的試點工作。
原先（2021年），中央層面曾提出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擴圍，意圖通過試點擴圍來進一步積累本土經驗，為全國層面積極穩妥的立法工作打下基礎，當時确實箭在弦上，但由于時機不成熟，中央判斷出現了三重壓力：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凡收縮性政策都得審慎，所以未能實施。目前也還看不到這個時機。
大家注意到，在《決定》稅改部分，房地產稅沒有直接被提及，但在《決定》的第44條中，提到了"完善房地產稅收制度"，這說明中央不想觸動社會的敏感神經，同時也為改革埋下了伏筆，改革的方向沒有改變。
問：時機成熟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
賈康：長遠看實施房地產稅勢在必行，但不能着急，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等到中國房地產業界普遍擔憂的築底問題已成定局，大家普遍感覺踏實了以後，我們才能認為試點擴圍時機已經成熟。時機成熟了，我們也不能在所有地方都鋪開，應該選擇最具代表性、處于經濟增長極的區網域或是承擔特殊改革任務的地方來試點。
例如，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先行示範區的深圳，作為全球最大規模自由貿易港區的海南，再比如共同富裕先行試驗區的浙江，這些地區都應當被考慮納入試點擴圍。目前，談論這些地區的試點擴圍還為時尚早，我們需要耐心等待合适的時機。
問：網上有信息說，房地產稅将有五年緩衝期，您如何看待這個時間表？
賈康：具體時間還并不是最重要的。今年内，我們肯定等不來時機。二季度後，經濟形勢又有了些不大好的苗頭。統計局表示"形有波動、勢仍向好"，只有加力衝抵不利因素，才能真正向好。
這種情況下，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擴圍等敏感措施無法出台。自2021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以來，房地產政策已經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向，從緊縮轉向了暖風頻吹，政策效應也正在逐步顯現。比如新近推出了白名單制度，在二線以下城市全取消行政限購，僅一線及個别城市仍保留了一些行政限購因素。
在中國，一線城市具有風向标作用，如果一線城市完全取消所有行政性限制手段，我認為那也将是健康的、符合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的，當前我們還沒有底氣采取一刀切措施。
綜合來看，中國房地產市場總體上不會崩盤，目前正處于築底階段，一線城市作為市場的風向标，已經開始在波動中大概率地走向回暖。
四、戶籍改革，何時啟動？
問：您剛才提到，中國整個國土開發還有很大的彈性空間，也有專家認為城鎮化已經頂到天花板了，您認為中國城鎮化的空間還有多大？
賈康：當前我國的真實城鎮化水平決不是以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6.2%為準，而是首先看沒有水分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8.3%（2023年底）這個水平，中間有近18個百分點的缺口。也即是說一半以上的中國人還沒有市民身份，這才是接近了中國真實的城鎮化狀況。
在城市常住人口中，有近3億農民工及其家屬，他們在城市居住、生活很多年，卻難以獲得城市戶口。因此，在養老、住房、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面臨不平等的待遇。這種不平等并非出于故意歧視，而是由于當前城鎮化水平和資源的供給仍然力所不及。北上廣深是最典型的例子，假如政策稍有放松，外來人口立馬如潮水般湧入，這是地方政府招架不住的。
按照國際經驗，城鎮化率走到70%就基本走完高速發展階段。中國在全球是非常獨特的，按照城鄉分治的戶籍管理制度，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所以，真實的、不摻水分的城鎮化水平首先要看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然後可考慮常住人口情況做适當調高。
我認為真實城鎮化水平估計能達到55%左右。比照國際經驗，中國城鎮化水平按照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也還需要15年左右才走完城鎮化高速發展階段（實際上，這個高速階段的後半期，越來越不可能一年增加一個百分點了）。這意味着，至于是到2035年我國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後，真實城鎮化率的增長才會放緩至接近拐點而告别城鎮化的高速發展。
一旦認清了城鎮化的巨大潛力，我們的發展戰略應該更加積極，中央已經明确表示，根據不同城市的人口規模逐步放開戶籍管理。對于30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具備了放開戶籍管理條件的，可以立即實施；對于3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分為兩個等級：一部分城市可以通過積分制度等更積極的方式，引導進城人員便捷地取得戶籍；另一部分則是北上廣深等超大城市，由于人口規模壓力，不得不繼續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但同時也在探索通過打分制度來逐步放寬。
以北京為例，去年一年通過打分制度能夠取得城市戶籍的農民工已有4000多人——但别忘了北京市常住人口超過2200萬，其中有600萬到800萬的外來人口。在如此龐大的基數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通過積分獲得戶籍，可想而知，這還是一個很小的比例。現階段尚沒有更好的辦法，只有具備更多的發展條件形成更有效的供給支撐，才能更快地解決戶籍問題。
在一定的發展階段，政府的供給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承擔不起所有需求時，就必須采用循序漸進的策略，逐步擴大服務的覆蓋範圍和提高服務質量，這是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
五、中國經濟的機會在哪裡？
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是靠投資驅動，但這兩年，一方面是傳統投資的邊際收益越來越低，低效、無效投資的項目規模越來越大；另一方面是有效需求不足，在推進"生產性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中，我們面臨哪些挑戰？又當如何克服？
賈康：投資、消費和出口，過去被比喻為"三駕馬車"動力體系，按照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形成的認識，三駕馬車的認知框架有其局限性，它把需求總量結構劃分為三個不同組成要素，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進出口需求。但這話沒有說完，這三大方面應該合乎邏輯地再引到供給側，處理更加復雜的結構問題，來說明整個經濟循環過程。
從全過程的投資與消費兩個概念的關系來說，中央的表述相當嚴謹——消費是基礎，有效投資是關鍵。
所有經濟活動出發點和歸宿是消費，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但老百姓消費的源頭活水是什麼？從再生產的整個流程來看，有效投資是初始環節。
什麼是有效投資？有效投資可以通過績效考評體系來界定，達到合格标準，才能叫有效。這樣的投資能帶動和支撐内需，表現為給老百姓創造就業機會，當老百姓既有穩定收入，不斷形成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時，所謂消費潛力的釋放才得以順暢進行。
由此可見，從投資到消費的全流程中，有效投資才是源頭活水，是推動經濟循環的決定性因素。不講有效投資，光講刺激消費，那麼消費很快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可能持續發揮支撐作用，更談不上三駕馬車中的一駕了。
過去中國居民儲蓄傾向過高，三年大疫後又有了這種表現，主要是撫平"疤痕效應"中，老百姓心理預期的恢復不如人意。信心提振的表現就是預期向好，而預期有其自我實現、自我強化的特征。如果預期普遍不好，大家都有預防性儲蓄的動機，都不敢花錢，那麼有效需求必然不足。消除居民的顧慮，就在于完善社會保障，提高居民的信心和預期。
人類社會從來是個消費社會，在追趕發達經濟體的過程中，較高的儲蓄率未必全是壞事，處理得好，能夠支持我們更有效地投資，實現超常規的發展。
而中國現階段有效投資的項目俯拾皆是，"新基建"是重點，中央層面已給出了七大項重點，具體包括5G網絡，工業和產業互聯網，特高壓輸變電系統的數字化匹配條件建設，數字化充電樁系統建設，等等。
落實到具體場景中，比如北京、上海塞車比較嚴重的地區，能否加快軌道交通網建設解決上班族的通勤問題；再比如停車場、老舊小區改造，基本農田灌溉體系優化、新農村建設中的鄉村振興項目，等等。至于普遍地在各中心城區，要建海綿城市、地下綜合管廊，那更是8年、10年、15年都做不完的。
從要素來說，中國現在什麼都有：有鋼材，有水泥，有勞動力，有技術力量，有管理力量，這些投資的可選項目，更可以順應擴大内需、加大宏觀調控力度的需要，從短期聯結到中長期的通盤考慮，形成實際操作。
問：目前來看，哪些需求領網域更具潛力？
賈康：新消費需求的潛力總體上是由人性決定的。如果居民對未來生活的預判越來越好，又有收入支撐，那麼消費更新的訴求一定會顯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小康到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富起來、再到強起來，這裡面隐含着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經歷了從溫飽到更高層次需求的轉變。起初，改革與發展的重點是解決溫飽問題，先解決吃、穿、用的需求，其後發展到住、行、學（住房、旅遊、學習）等更高需求，現在又更為看重醫、養、娛（醫療、養生、娛樂），這是一個必然經歷的過程。
當前，雖然存在收入分配懸殊，但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以上人群越來越看重住、行、學、醫、養、娛——康養更合意，娛樂更享受，這表明除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外，還要滿足發展和享受的需求，這些領網域都存在着巨大的潛力。具體要看實際生活中怎麼在住、行、學、醫、養、娛等方面提供更好的有效供給。
有效供給創新性地引領需求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喬布斯天才地創造出蘋果手機，消費者就不會知道智能手機所帶來的用戶體驗，這就是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最典型的例子。
六、"開放"可帶來更高水平的發展
問：改革的深水區和矛盾凸顯期，如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推進更高質量發展？
賈康：自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以來，"地球村"中各民族國家和經濟體間，雖然競争紛擾不斷，但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已走到了更新版的"信息革命"數字經濟時代，產業鏈接的全球化和"共享經濟"發展特征，成為大潮所至、大勢所趨，而無法由一些支流、逆流、漩渦所根本改變。
我們可以有确切把握地認為：凡不能順應全球化開放、生產要素于世界大市場充分流動這一潮流導向者，都終将在時間考驗中自我邊緣化而走向衰敗落伍，惟有順應生產力創新發展中的要素流動規律性，合乎邏輯地取向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走好繁榮富強之路。
人們已經意識到，中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不二選擇就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我們應以充分的理性，認知開放環境中"請進來，走出去"以推進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總體而言這對應的是經濟學"比較優勢"原理可說明的互利互惠，并非極端化觀念所說的"讓外商賺了錢而我們吃虧"。
總體上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源配置機制，依托市場公平競争環境，和廣大的市場主體"在商言商"的利益驅動，是可以引出國内、國際交易雙方采取自願交易行為的共赢結果的。
我們可觀察到，中國之所以能發展成為制造業規模全球第一的"世界工廠"，起始的切入點，必然是改革開放之初的"三來一補"、"兩頭在外大進大出"。
發展至今，我們須承認這個世界工廠還"大而不強"，本土的產能主要落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微笑曲線"中間的"加工生產"位置，這符合後發經濟體追趕發達經濟體特定階段上的一般特征。
"微笑曲線"左右兩端"創意創新成功、樹立品牌"和"品牌營銷、售後服務、市場擴展"帶來的較高收益，仍主要在外國人手裡。從歷史過程整體上來看，這并非表明我們只是"吃了虧"。對接世界市場商業文明規則體系，并完成"原始積累"，從而形成與"更新發展"對接之勢的成長性基礎——我們已成氣候的"中國制造"，正是要以此為新的起點，争取更新為"中國創造"和"中國智造"，從而也越來越多地有可能去争取更新獲得"微笑曲線"左右高端的高附加值即高收益。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高質量更新的必由之路。
問：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三中全會之前，中央科技委員會首次亮相，緊接着各地組建科技委，領導班子都是高規格，省級黨政"一把手"出任是"标配"，科技改革的力度不可謂不強。中國新型舉國體制創新自有其優勢，能集中力量破解"卡脖子"難題，但如何平衡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賈康：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像高端芯片和高級航空發動機等這類核心技術，中國人"不論如何出天價也買不來"的核心技術，屬于比較優勢原理碰到天花板而無法解釋的挑戰性問題，只剩"華山一條路"，只能以"新型舉國體制"突破瓶頸。
在"兩彈一星"時代，一旦搞出樣品就形成了震懾力，為數不多的核彈頭，配上洲際彈道導彈的投射能力，就能達到核戰略平衡的基本訴求。
但與傳統的舉國體制不同，新型舉國體制意味着，真正的成功不僅僅是研發出產品，而且是要能夠持續提供大規模、高穩定性、具有競争力和性價比、有持續吸引力的成品，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占據某一類别產品超過特定臨界點的市場份額，只有達到這一境界，我們才能說突破瓶頸成功。
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光講市場不行，光講政府也不行，有效、有序市場再加上有為、有限政府，這是新供給經濟學提出的公式。
從歷史上看，明确劃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維，這當然有進步意義。但随着時間的推移，這種關系螺旋式上升發展至今，政府和市場主體可以以夥伴關系共同參與PPP（公私合作夥伴關系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這是一種"否定之否定"的新的境界。
雖然"有效市場加有為政府"的理念被廣泛接受，但政府自我革命并不容易，往往容易出現越界、過度幹預的情況，甚至做出鄧小平所說的"管不好、管不了、不該管"的事情，做起來還非常起勁，誤以為這是中央所說的"管得住"。
為了防止這種情況，一定要注意，政府的有為要加上有限。這主要依靠在制度和規則體系上取得法治化的進步。上海自貿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原則體系範例，對于企業，實行負面清單制度，"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法無禁止即可為；對于政府，實行正面清單制度，即"法無授權不可為"，而且"有權必有責"，要求政府行為在事前、事中、事後都要有績效考評和問責制。不過真正落實也頗有難度。
問：中國花了40年走過了西方百年的工業化道路。今天，中國外部環境面臨極大挑戰，美國挑起了貿易戰，世界出現"逆全球化"趨勢，特别是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實行"卡脖子"和"系統性脫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又如何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呢？
賈康：中國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應與國内改革聯系在一起，打造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首先在保護產權、公平競争、确保要素自由流動等方面實現制度規則的統一，同時這個統一大市場必須對接國際市場。
這一過程中，我們需要特别注意中美關系這一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美國朝野空前一致地認為要打壓中國，中美關系回不到從前了。我們既要做好底線思維，準備應對最壞的局面，下決心在卡脖子問題上以新型舉國體制尋求突破，也要努力争取最好的結果。
總的來說，最好的結果就是"鬥而不破"。中美之間的競争或鬥争不可避免。但中國官方已明确表示，我們的态度是将合作放在第一位，中美之間有合作的客觀基礎和根本利益層面上的一致之處，同時也要控制分歧，防止戰略誤判和脫鉤斷鏈。
客觀上來講，這種"鬥而不破"的關系得到了中美共享一個全球產業鏈的支持，而多邊關系也是制約雙邊關系的客觀條件。
比如歐盟在俄烏衝突的立場上和美國高度一致，但剛開完峰會，歐盟就宣布與中國籤署了一個300億美元的外貿大單，包括260架空客大飛機。消息一傳出，美國波音公司的領導坐不住了，不顧美國政府的态度，在疫情管控期就通過復雜的程式來到中國，親自談合作。這是在生產力基本盤層面上，中國對美國制約的一個典型案例。
中美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全球產業鏈，相互都有投資的機會空間，明顯不同于當年美蘇冷戰時的"北約"和"華約"，互不求人，各領一個陣營、各貼一個标籤、各有一個閉環的格局。
所以，相較于當年美蘇關系的處理，我們多了一大塊，就是中美共享全球產業鏈，要維系基本利益，在基本盤上尋求"鬥而不破"，這關聯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崛起，及其對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意義，是我們應當在主觀上千方百計去實現的境界，也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