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科技經驗：特朗普重新上台，專家熱議中企如何應戰“逆全球化”，歡迎閱讀。
近年來，全球化在迭代與逆流間搖擺，產業鏈供應鏈經歷着深刻調整，企業出海之路也随之浮沉。明年1月20日，特朗普2.0就将正式開啟，種種貿易壁壘、限制措施已箭在弦上，這無疑更為中企全球化發展增加了變數與挑戰。
是否應該出海？如何順利出海？出海去向何處？怎樣"避坑""尋寶"？一連串的問題擺在企業面前，亟待解答。
12月6日-7日，以"ALL-in on Globalization， ALL-in on AI"為主題的2024T-EDGE創新大會暨钛媒體财經年會在北京市大興區舉辦，首日"全球增長論壇"聚焦全球經貿格局的演變與中國的機會。在當日上午的主題圓桌環節，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駐華高級顧問兼北京辦公室負責人Tamas Hajba 海博、海松資本CEO、管理合夥人陳立光、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中國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委員、國際獨立仲裁員陶景洲和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常務理事及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前中國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何偉文，圍繞"當今企業全球化發展的挑戰與應對"展開讨論。盤古智庫秘書長李而立主持了圓桌論壇。
繼續還是轉折？"全球化"迎來關鍵時刻
探讨企業全球化發展離不開對宏觀國際經貿格局的考察，四位嘉賓首先分享了自身對全球化演變歷程的理解。
陳立光認為，自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凸顯後，我們就進入到了"全球化2.0"時代，西方甚至有人把它叫做"區網域化（regionalization）"、或者"本地化（loc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了。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走向世界仍是必選項，我們必須繼續高舉"全球化"的旗幟。但如今的出海模式和方法，已經與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高歌猛進的十來年有了明顯不同，全行業都必須高度重視，要有新的思路、新的策略。
海松資本CEO、管理合夥人陳立光
陶景洲則列舉了中國加入WTO、特朗普第一任期退出WTO争端解決機制等關鍵節點，認為歷經種種事件後，我們已處于了全球化重塑的新階段，中國企業也必須要考慮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如何更好地進行全球化戰略規劃。
何偉文同樣認為全球化正處于"繼續還是轉折"的關鍵時刻，他說，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定義為"超級全球化"階段，并認為随後全球進入了"慢速全球化"階段，近年來又出現了"逆全球化"趨勢。"如果這種趨勢延續下去，我們将進入碎片化時代，IMF估計全球GDP可能因此減少7個百分點，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嚴峻局面"，在綜合分析了近年來中美貿易等國際貿易數據的變化後，他如此說到。
Tamas Hajba也提到，地緣衝突、貿易争端的頻發和供應鏈的脆弱性給出海企業帶來了諸多困境，如何規避風險已經成為了這個時代的重要課題。
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駐華高級顧問兼北京辦公室負責人Tamas Hajba 海博
此外，參與讨論的嘉賓還對钛媒體在如此具有挑戰性的關鍵節點，以"ALL-in on Globalization， ALL-in on AI"作為大會的主題表示贊賞，認為真誠的對話和交流在此時此刻顯得無比重要。
"走出去"并"留下來"，企業出海的道與術
全球化的變遷催生了近年聲勢浩大的新一輪"出海潮"，也為企業出海之路帶來了更多的變數與挑戰。
在圓桌論壇中，嘉賓紛紛從自身的專業視角出發，對企業出海的具體問題給出了見解和建議。
陳立光從資本市場的角度出發，認為伴随着中國高端制造的崛起，新能源、新能源汽車及智能化配套系統、半導體芯片這三大新興賽道成為了出海的增量主力軍，未來也将釋放更多活力和機遇。
陶景洲則從合規角度出發，提示出海企業重視企業的内部合規性問題，認真研究、學習當地勞工方面的法規，注意規避易導致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的相關合規風險。他還表示，合規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不可能一勞永逸，有志于出海的企業也需要跟蹤相關動态，識别潛在的法律風險。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中國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委員、國際獨立仲裁員陶景洲
Tamas Hajba同樣關注出海企業在合規方面遭遇的挑戰，他舉例稱全球不同國家、地區在環境方面的稅收政策就有80多種不同的體系，這需要企業加強與當地政府的溝通、談判，也需要OECD這樣的組織通過标準化的手冊來為企業提供指引。他還提到，對于企業來說，出海之後想在當地"留下來"，就要做好本地化運營，尤其需要關注當地的供應鏈情況。
何偉文則從宏觀視角出發，分析了中美、中歐關系的未來走向。他對特朗普重返白宮後的中美經貿關系總體持審慎悲觀态度。但同時提示出海企業可以嘗試走"草根路線"，到美國的州、縣、市去，創造出不同于大環境但有利于自身的微觀環境，滿足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既走得出去，又站得住腳、留得下來。此外，他還建議積極維護中歐關系，共同把蛋糕做大，實現雙赢，積極增加從歐盟的進口，讓雙邊關系更加平衡和持久。
特朗普又來了，今後如何應對？
在圓桌論壇的收尾環節，李而立提到，特朗普即将于當地時間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在其上任前，"加征關稅"已經成了關鍵詞，很多外向型企業都對未來充滿了焦慮。圓桌嘉賓也圍繞特朗普2.0時代的國際經貿變局展開了讨論。
陳立光坦言，特朗普2.0時代的貿易政策預計會更加嚴苛，但大家往往忽略了，就在中美充滿競争的半導體芯片領網域，去年中國出口額就已經超過了一萬億元人民币，這說明未來中國高端制造的出海仍有很多機會空間。他同時也提示，我們的出海企業亟需改變"單赢""内卷"等慣性思維，努力打造良性供應鏈，積極融入當地生态，謀求共赢、多赢。
陶景洲提及，特朗普上台确實增加了不确定性，但美國和歐盟仍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這兩個市場不做好，可能會對我們的出海造成重大影響。他也表示，特朗普重返白宮也催促着中國企業提升全球化能力，只有将自身真正打造成國際性的跨國企業，才能突破種種貿易壁壘、障礙和高牆。
何偉文就應對特朗普2.0的挑戰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是不要放棄美國市場，盡一切努力穩住中美關系，既要看到特朗普具有不可預測的一面，也要看到他有無法做到的一面；二是堅持全球化方向不變，開拓全球市場，将路走得更開闊一些，積極尋找新賽道、新機會，謀求新發展。
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常務理事及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前中國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何偉文
Tamas Hajba對各位嘉賓的觀點和建議表示認同，同時建議中國企業在商品貿易基本盤已經很龐大的基礎上，努力提升服務貿易的含量，創造更多的貿易和投資機會。
以下為圓桌對話實錄，經钛媒體App編輯，略有删節：
李而立：各位尊敬的來賓，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我是來自盤古智庫的李而立，非常榮幸成為大會第一個圓桌論壇的主持人。盤古智庫和钛媒體一直以來都親如一家，從各自創立到發展至今，互相支持，共同成長，成為各自領網域的頭部企業和機構。盤古智庫的創始人易鵬理事長今天也來到現場。智庫和钛媒體保持高頻互動，在全球化和走出去的議題上持續發光發熱，共同擁抱全球化熱潮。在剛剛過去的11月，智庫和钛媒體聯合韓國仁川自由經濟區廳和駐韓大使館，共同主辦中韓未來尖端產業論壇，取得了非常好的社會反響。今天，我們圓桌讨論的主題是"當今企業全球化發展的挑戰和應對"。落腳點是企業，但深入探讨這個問題離不開對宏觀格局的考察，請幾位老師為我們介紹下近年來全球化發展的變遷與趨勢。
Tamas Hajba：非常感謝钛媒體的邀請，這對于我來說是特别好的機會，我很喜歡這種家庭聚會一樣的氛圍，我們現在也特别需要這樣真誠的對話和交流。
對于當今的全球環境，我們能看到近年來地緣衝突、貿易争端的頻繁發生，以及氣候變化等帶來的挑戰，這些都和全球經濟息息相關。雖然我們能看到一些貿易復蘇的迹象，但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很大。
對于全球化的挑戰，我想提及兩個值得關注的地方：一是上述地緣局勢等帶來的不确定性，這讓企業的經營環境變得非常不穩定；二是供應鏈的脆弱性，這也讓企業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面臨很多困難和風險。想要應對這些風險，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陳立光：感謝钛媒體的邀請，首先我要為今天的大會主題"ALL-in on Globalization， ALL-in on AI"點贊，在當下如此具有挑戰的大環境下，钛媒體能提出All in，很不容易。對于主持人的問題，我認為，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了"全球化2.0"時代。中國在2001年加入了WTO，之後的十多年是中國經濟高歌猛進的黃金年代，那也是全球化1.0的高潮，例如2006年美國出版了一本書叫"世界是平的"，就是對那個時代一個真實的寫照。到了2018年，經歷中美貿易摩擦等一系列事件，全球化進入到2.0時代，西方甚至有人把它叫做"區網域化（regionalization）"、或者"本地化（loc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了。但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一的制造業大國，必須要繼續走向世界，我們必須繼續高舉"全球化"的旗幟。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全球化與2001年中國加入到WTO時的全球化，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打法了，全行業必須高度重視，我們要有新的思路，新的策略。但同時我堅信，這個時代也能夠繼續為我們帶來更多機會。
陶景洲：說到當今企業全球化發展的挑戰和變化，我認為有幾個裡程碑事件，比如2001年中國加入WTO，那是全球化的高潮。而自從特朗普上台後，他在"逆全球化"方面的動作很大，首先是退出了WTO争端解決機制，或者說阻礙WTO争端解決機制的正常運行，從而造成全球化變得更加地區化。我們現在談得更多是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中國現在還沒有加入進去，而在WTO體系中，美國的退出還是形成了很大影響。
另外，自2016年起，中國對于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加強了限制，此後歐美國家對中國企業也加大了審查力度，再加上新冠疫情前後的變化，更加增強了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對于中國投資活動的審查，不僅包括工業項目，甚至很多基金在海外的兼并收購活動也都受到了影響。總而言之，我們現在正處于全球化重塑的新階段，中國企業需要考慮在新的國際環境下，怎麼更好地進行全球化的安排。
何偉文：首先祝賀钛媒體T-EDGE創新大會的舉行，我也特别贊賞今年的主題，前幾位嘉賓講得也都很好。全球化現在進入到很關鍵的時刻，我們都在觀察，究竟會繼續下去還是出現轉折？
實際上，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曾指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我們都處于"超級全球化"階段，之後就到了"慢速全球化"階段，近年來則明顯出現"逆全球化"趨勢。2018年以來，不光是特朗普對中國及其他國家全面加征關稅，實際上過去三年全球貿易限制措施整體也翻了兩番。除此之外還有個特點，就是很多貿易變得愈發區網域化，最突出的就是中美間的貿易變化，美國在2018-2023年這五年，從全球的商品進口累計增加了21.3%，其中從墨西哥進口增加30%，加拿大增加25%，從德國、荷蘭、愛爾蘭的進口分别增加28%-60%，唯獨從中國的進口下降了12.8%。從中國來看，2018-2023年對外貿易夥伴所占比重中，美國下降了2.5%，東盟比重則上升了2.7%，如果這樣的趨勢繼續下去，國際貿易就将更加"碎片化"，在最惡劣的情況下，根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的估計，相關趨勢可能使全球GDP減少7%，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嚴峻局面。
李而立：感謝四位老師的分享，今天我們也準備了一些大家都比較關注的問題，有普遍性的宏觀問題，也有一些針對性的問題。我們知道，企業出海涉及到選區網域、選賽道的問題，海松資本在這方面的市場嗅覺非常敏銳，陳立光總，您覺得未來哪些新興賽道最有前景？
陳立光：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來回顧幾組數據：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去年出口金額大概是3.38萬億美元，進口額2.56萬億美元，順差8200億美元左右，其中3300多億美元的順差來自美國，也就是說我們賺錢最多的地方還是來自美國，所以我們不能忽視美國歐洲這兩個最大的市場。在我國出口產品的占比中，機電產品（電子產品、機械設備等統稱為機電產品）排在首位，大約占比35%；第二類是鋼材、水泥等建築材料；第三類是各類家居輕工產品；第四類是服裝紡織品。
我當年剛去美國的時候，中國的服裝在沃爾瑪到處都是，但從沒聽說過中國的電子產品能走出去。後來随着中國各種家電像電視、電冰箱、空調等的大量出口，我們從買日本品牌、美國品牌、韓國品牌變成買中國品牌。到現在，我們的手機、電腦、通訊設備等成了出口的大頭，也基本上占據了歐美的絕大部分市場，這映射出了中國制造的進步，這個時代的變化。
在這些產品之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比較新的出口品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新質生產力"，主要包括三個領網域：一是新能源。比如光伏、風電、儲能等，去年出口首次超過1萬億元人民币；二是半導體芯片。大家都知道美國對中國的半導體企業持續實施制裁措施，但大家可能想不到，去年我國半導體芯片出口額也首次突破了1萬億元人民币；三是新能源汽車及智能化配套系統。我國去年出口汽車520萬輛，總金額超過1000億美元，我國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實現了歷史性突破，這個非常值得自豪。中國從原來只能出口衣服襪子等低端產品，到之後出口各類家電、輕工產品，再到今天新能源汽車的出口、半導體芯片的出口，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這是非常巨大的進步，也是中國制造能力的巨大躍升。
我們回到企業出海和選賽道的問題。随着中國市場需求被滿足，很多制造業領網域的產能甚至出現過剩問題，出海成了必須要走的路。結合我上面所介紹的，傳統的出海產品已經十抽成熟，市場格局已定，基本沒有太大的提升空間了，但傳統的出海產品也還是要守住。至于新的增長點，我認為未來在出海領網域能夠迎來高速發展的最可觀的三條賽道，就是新能源、半導體芯片、新能源汽車及智能化配套系統，我們在這些領網域裡面有不同的優勢。針對不同產品、不同賽道來說，它的全球化策略、出海戰略也是不同的，例如不少光伏產品巨頭有的到中東設廠，有的甚至到南美設廠；有的汽車主機廠到泰國、墨西哥、或者俄羅斯設廠。但是現在特朗普号稱也要對墨西哥產品征稅25%，這些策略可能也需要重新評估。
李而立：感謝陳總，陳總的介紹中有很多幹貨，也為我們指明了出海的方向。作為出海的第一步，合規對企業來說非常重要，我們也看到無論是剛剛起步的出海企業，還是像TikTok這樣在海外已經非常有影響力的企業，都面臨着合規的困境。陶景洲老師是國際商務糾紛處理、出海并購等領網域最知名的專業人士，請您為我們拆解下，中企出海在合規方面最常遭遇哪些問題？又該如何應對？
陶景洲：合規包含很多方面，比如企業的内部合規，企業是不是要認真地去研究和學習當地勞工方面的法規？還是以中國的管理模式繼續經營在海外的企業？這就是個很大的問題。剛才嘉賓提新能源的出海，當然我們出海的目的是為了能夠進入到新的市場，但同時也需要考慮盡可能地規避當地反傾銷、反壟斷制裁的風險。針對内部合規來說，企業出海過程中要認真地交稅，對于所有兼并收購的項目，或者新建的項目做出合規性的盡職調查等等。
此外，合規也是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比如，我們有的企業走出去到美國進行投資時，項目是合規的，但之後美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以前合規的項目就不合規了，面臨被強制退出的問題。所以說，合規不可能一勞永逸，企業也需要跟蹤相關動态，識别潛在的法律風險。
李而立：產業發展、出海合規都脫離不開國際經貿格局的大背景，何偉文老師對此既有深入觀察又有切身體會，也在钛媒體發表過多篇深度解讀文章。請您談談，國際經貿關系的變化趨勢，尤其中美、中歐間的關系，未來将會走向何方？
何偉文：我先補充一點，現在企業出海普遍來講有兩個動力：一是國内需求不足，產能太大；二是對外經濟關系嚴峻，尤其是美國對我們的限制持續加碼，走出去有時能更好地參與全球市場。
但是我們出海時也要注意，就中美關系來講，随着特朗普2.0時代的到來，我對中美經貿關系走向總體上持審慎的悲觀态度，可能未來會遭遇重大困難時期，雙邊貿易要下降，我們企業在美國的經營環境會更加惡化，我們需要為此做好準備。
但這并不意味着我們将毫無作為，我們的出海企業可以嘗試走"草根路線"，到美國的州、縣、市去，創造出不同于大環境但有利于自身的微觀環境，滿足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既走得出去，又站得住腳、留得下來。
對于歐盟來講，我們要積極維護中歐關系，不要因為電動車的問題就認為中歐關系一塌糊塗，實際上電動車只占我們對歐盟總出口的1.4%。未來我們還是要積極推動和歐盟的合作，要把蛋糕做大，實現雙赢，積極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從雙邊關系講，下一步我們也可以積極增加從歐盟的進口，這樣可以讓雙方關系更加平衡和持久。
李而立：美國一直是全球化關注的重點，但現在也有一種說法講"全球化就是本地化"。Tamas Hajba先生，您是非常資深的外交人士，目前也是OECD駐華的高級顧問兼北京工作室的負責人，在您看來，出海企業應該如何做好本地化，在當地市場生存下來呢？
Tamas Hajba：我認為，國際化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點，目前的區網域化現象應該引起警惕，我們要看到這種趨勢對很多國家都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當然，全球化并不是完全消失了，我們需要讨論的是如何重拾國際合作，此前我也提到了，這種努力面臨着供應鏈、氣候變化等很多挑戰。
從供應鏈的維度來看，如果一個企業的供應鏈過于聚焦在某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遭遇洪水、氣候變化、地緣衝突後，其穩定性就會受到很大影響。所以，我對出海企業的建議是，讓自己的供應鏈更加多元化、更具包容性，增強韌性、稀釋風險。包括以前我們在供應鏈中可能不會納入考量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如全球南方國家等，我們現在就應該看到他們獨特的優勢，包括在新能源關鍵礦產上的禀賦等等。加強在這些國家的布局能讓企業的供應鏈更具韌性，同時也有助于這些國家自身的發展。
再說一下我眼中的中國企業，我在OECD工作了很多年，我們十分贊賞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也看到了中國如何幫助企業變得更有競争力。今天我也想進一步讨論下，在國際分工出現變化後，中國已經在價值鏈上上升了，可以生產更多高價值的產品了，這又對我們整個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形成了深刻的影響，也可能會帶來一些衝突和對抗，這是我們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我也很同意嘉賓們的觀點，出海企業需要注意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關注當地的發展需求。在做好本地化的過程中，也尤其需要考慮當地供應鏈的整體狀況。
另外，我認為合規問題也是企業出海過程中面臨的一個很大的挑戰，可以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在全球不同的國家、地區中，環境方面的稅收政策就有80多種不同的體系，很多企業對此往往會不知所措，這就需要這些企業加強與當地政府的溝通、談判，也需要OECD這樣的組織通過标準化的手冊為企業提供引導，讓他們能夠更好地适應不同國家的法律法規。
李而立：最後，我們再來談一個比較時髦的話題。大概還有一個半月，特朗普就要正式開始他的第二任期了，在上任之前，剛才很多位嘉賓提到了加征關稅等問題。也想請大家分享下，如何看待特朗普2.0對全球化的影響？企業又該如何應對？
陳立光：特朗普2.0時代對中國產品、中國制造肯定會更加嚴苛，但我們不能輕言放棄，要堅守，因為我們現在賺錢最多的地方是美國，未來一段時間也還是美國。特朗普2.0也只能從高端制造像高端半導體裝備和先進制造領網域卡我們的脖子，對于成熟產品、中低端產品他也無能為力。就算高端制造領網域，我們的企業也仍然有很多機會，所以我們還是要繼續加大對美國市場的投入，只不過策略和打法必須要進行調整。首先，中國企業要解決自己的問題，例如當下最普遍的"内卷"問題，那種為了自己單赢就要把所有人都幹趴下去的内卷，諸如某企業"所過之處、寸草不生"的做法就是要堅決抵制的，我們需要改變這種價值觀，形成共赢、多赢的理念，在當地培育一個良性的供應鏈，創造就業、創造稅收、融入當地社會，而不是簡單的組裝或轉口貿易。總之，雖然我們未來會面臨很多挑戰，但只要找對方法，還是會有很多機會。
陶景洲：特朗普上台确實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為特朗普本人就是一個不确定因素。但是不管怎麼說，美國和歐盟仍是我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查查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數據就可以知道，我們大部分外匯儲備都是通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形成的。去年，我們對美國的順差是3360億美元，對歐盟的貿易順差是2000多億美元，如果這兩個市場做不好，可能會對我們的出海造成重大影響。
由于特朗普政府可能出台的針對中國的各種限制措施，我們的企業就更需要考慮全球化，其實現在的全球财富500強名單中有很多中國企業，但看看他們在國際上各個國家的項目，就會發現他們還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企業，而不是一個跨國企業。特朗普上台之後，就會催促着我們更進一步考慮，怎麼把我們的企業打造成國際性的跨國企業，從而繞開特朗普針對中國作為出口國的種種限制。這需要全方位地考慮我們的海外投資戰略，不僅僅是單一的股東或者主要股東，作為一個分散的少數股東、有一定的否決權的股東，也需要考慮這些安排。
何偉文：我簡單總結兩點：第一，我們不要放棄美國市場，要盡一切努力穩住中美關系。我們要看到特朗普具有不可預測的一面，同時也要看到他還有無法做到的一面，他講的很多措施，未來并不一定能做到。所以我們要堅持穩住中美經貿關系不放松，這點很重要。
第二，開拓全球市場，走得更開闊一些。美國在我們的貿易總額中占比14%，全球還有很多空間亟待我們挖掘。我們要堅持全球化方向不變，積極尋找新賽道、新機會，謀求新發展。
Tamas Hajba：我非常同意剛才各位嘉賓的看法，美國政策的不确定性很強，未來如何發展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還是回到我自己的觀察，我認為多元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我們的目光不需要僅僅集中在美國市場，對于中國出海企業來說，全球還有很多市場值得關注。
最後我也提出一個建議，中國毫無疑問是一個貿易大國，但在貿易結構中，商品貿易占比一直較大，而服務貿易則有很大的進步、發展空間。我覺得中國現在有很多有能力、有實力的企業，他們能夠提供很多的服務，如果能夠推動服務貿易的占比持續提高，将能夠創造很多的貿易和投資機會。
李而立：感謝各位嘉賓的精彩分享，這次圓桌到此結束。（本文首發于钛媒體APP，作者｜胡珈萌，編輯｜劉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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