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窮忙族”的困局與枷鎖，歡迎閱讀。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号：知趣同學，作者：劉知趣，原文标題：《" 窮忙族 " 的生存困局與階層枷鎖》
2001 年，英文版《我在底層生活》出版上市，作者芭芭拉 · 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成為了一位家喻戶曉的美國社會學者。
這本剖析在美國底層社會存在着的性别歧視、分配不均、福利制度改革不合理等現實問題的著作，時至今日，仍能在美國任何一家書店裡輕松被找到。
為了對真實情況一探究竟，作者艾倫瑞克化身底層，嘗試尋找一份不要求什麼技能但薪水相對還不錯的工作，只要能夠付得起下個月的房租即可。她強調：
這并非出生入死的 " 卧底 " 冒險經歷。
我做的事幾乎任何人都做得出來：找到工作，把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為出，達到收支平衡。
事實上，這正是幾百萬名美國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他們既沒有号角吹奏陪伴出征，也沒有像我一樣怕得發抖。
這段 " 底層體驗 " 結束後，艾倫瑞克用 " 羞愧 " 來形容自己的感受。因為在号稱美國史上最繁榮富裕的一個社會裡，底層勞動者打兩份工都住不起一個像樣點的房子，他們是越忙越窮的 " 窮忙族 "，而富人對此一無所知。
" 窮忙族 "（Working poor）這個詞，最早就是出現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美國。彼時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美國的產業結構開始加速調整，大量制造業向海外轉移，導致美國的藍領工人失去了原本穩定且收入也很好的工作，而新興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又高，在這種背景下，這些工人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轉向一些低技能、低薪水的服務業工作。 雖然他們整天都在忙忙碌碌，但實際收入卻很低，根本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
而 " 窮忙族 " 這個概念真正在國内廣為人知，是源于日本，尤其是 NHK 節目組拍攝了一部同名紀錄片。1990 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後的日本，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滞，" 窮忙族 " 的現象日益明顯，就引起了日本媒體和社會機構的廣泛關注。
與 " 絕對貧困 " 不同的是，窮忙族往往是處于一種 " 相對貧困 " 的狀态， 因為他們普遍擁有工作，只是收入不足以支撐擺脫最低水準生活，通常發生得也頗為隐蔽，社會對這個群體的認知仍存在着明顯的不足。
" 窮忙族 " 面臨的生存困境
2006 年，日本這部講述多個不同年齡層和背景的底層勞動者，無論如何揮汗如雨地工作，卻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的紀錄片《窮忙族》，一經上映，就引起了社會的熱烈反響。
紀錄片展現了本世紀初，在日本經濟大衰退的背景下，其社會漸漸失去活力，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傳統的日式雇傭關系逐步瓦解，合同工、派遣工等非正式雇傭形式越來越多，工作崗位少不說，還極不穩定。
影片中的小山，畢業于日本的一所公立大學，畢業後從未獲得過一份穩定長久的工作。等到 34 歲時，因為年齡的問題（當時的日本社會求職者超過 30 歲就會受到年齡歧視）工作就更難找了，好不容易通過中介找到給寫字樓擦玻璃的活兒，又因為沒有固定住所被公司取消了錄用合同，最終只能繼續打零工。
曾經生意火爆的西裝裁縫鈴木先生，在經濟黃金期時一年能做一百多套西服，後來經濟變差，顧客越來越少，如今一年只能做個幾套。店鋪的經營每況愈下不說，老伴還常年卧病在床，需要支付高昂的住院費。問他為什麼不去申請政府救助，他說因為名下還有一筆 7 萬元的存款（日本社會救助的标準之一是名下不能有存款），準備用來給老伴辦後事，而他本身老後抵御風險的能力也幾乎為零。
單親媽媽櫻子原本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婚後做了全職太太，不成想沒過幾年婚姻破裂。當她帶着兩個孩子想要重返職場時，可謂是困難重重。為了養活一家三口，就選擇去做工資稍高一些的夜班零工，但仍難以維生，還要面臨工作和照顧孩子之間的艱難抉擇。
五年前被公司解雇的中年大叔，在加油站打三份工，收入也僅為原來的三分之一，妻子去世後他一個人照顧兩個孩子，深知教育對孩子未來的重要性，卻無力為他們攢下學費 ……
而諸如此類的個體生存困境，在日本社會早已是顯性問題。
以為到了東京就能容易找到工作，實際找工作極其困難。窮忙族無法存錢以備将來，結果就是每天毫無希望地單純作業，這樣延續下去的話人會被荒廢。
日本目前發生的窮忙族問題，是個根深蒂固的問題。假如人口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都無法擺脫困境，那這樣沉澱了的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沉澱的可怕在于不會一代而告終。
根據 2014 年的報道，日本年收入不滿 200 萬日元（約為 10 萬人民币）的 " 窮忙族 " 人數已超過 1100 萬，而他們将成為日本長壽社會 " 老後破產 " 的預備軍。
貧困的代際傳遞現象明顯
即便是在少子化的背景下，日本貧困兒童家庭數量在過去 20 年裡仍是成倍地增加。
2016 年，國際兒童支援機構 " 拯救兒童 " 發布的數據報告顯示，日本每 6 個 17 歲以下的兒童中，就有一個處于貧困狀态，兒童貧富差距在發達國家中最為嚴重。
紀錄片《窮忙族》中岩井的經歷，也讓人們看到貧困是如何在 " 窮忙族 " 群體中代際傳遞的。
岩井從小是在一個父母關系破裂且對他毫不上心的家庭裡長大，從上中學開始，他就意識到了這種窮困帶給自己的格格不入，比如買不起社團活動的衣服，需要靠自己打零工維持生活，更不用說花錢去買學習資料或者是上課外班，這種經濟壓力讓他早早辍學。
父親好賭，母親對他又缺乏關愛，家庭給他帶來的都是消極的生活态度和價值觀影響。或許在他的潛意識裡，認為生活本就如此艱難，對未來沒有規劃、沒有向往，形成了一種 " 得過且過 " 的人生觀念。
又由于沒有完成學業，缺乏學歷背景和專業技能，父母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系網都有限，無法為他提供任何有效的幫助，成年後的岩井在就業市場始終處于劣勢。
他只能去做一些低層次的體力勞動，比如去垃圾桶裡撿雜志，然後賣掉換飯吃。但随着年齡的增長，體力下降，工作機會自然就越來越少，收入會更加不穩定，于是陷入 " 越窮越忙，越忙越窮 " 的惡性循環。
在這種就業困境與社會資源匮乏的情況下，人很難有機會去突破這種貧困階層的限制。而生活環境與成長機會的缺失，導致的機會不平等，只會進一步加劇貧富差距的代際傳遞。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很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了貧困代際傳遞的現象。據日本文部科學省調查，家庭收入越高，孩子考試的正确率也越高。
在日本，普通家庭子女的大學入學率為 73%，而貧困家庭僅為 33.4%，高中退學率卻是普通家庭的三倍，達到 4.5%。2012 年，日本有 7.9 萬名大學生因經濟困難中途退學。多項研究結果都表明，貧困家庭子女在學習、自信和社交方面都更容易遭遇困難。
社會要給 " 窮忙族 " 希望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觀念中對貧困的認知和價值觀也存在着明顯的差異。
比如在日本和韓國這些亞洲國家，社會普遍對 " 窮忙族 " 都存在着一定的誤解和偏見，認為他們的困境就是個人能力不足或不夠努力的結果，而忽視了社會經濟結構等外部因素對個人生活的影響。這種觀念也左右着社會對貧困家庭子女的态度。
而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通常擁有更濃厚的家庭觀念，貧困家庭雖然經濟困難，但家庭成員之間仍樂于相互扶持，這種家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減輕貧困對子女的負面影響。
但讓日本貧困代際傳遞的觀念更為根深蒂固的是，社會階層固化後，個體無法通過努力來實現階層躍遷，貧困家庭子女想要突破階層要面臨更多的挑戰，這也磨滅了他們努力奮鬥的想法，也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埋下了伏筆。
2007 年 1 月，朝日新聞旗下一本聲名遠揚的左翼雜志《論座》，發表了一篇題為《真想扇丸山真男》、乍一聽頗具右翼色彩的文章，而比标題更令人震撼的是副标題—— "31 歲，散工。我的希望，是戰争。"
這篇文章的作者赤木智弘寫道：
" 從我們作為低工資的勞動者被抛向社會後，已有十年。為什麼社會沒有給予我們絲毫幫助？…… 如果社會仍然維持和平，這種不平等的狀況就會永遠持續下去。那麼，什麼才能打破這種封閉的狀态，帶來變化呢？可能性之一，就是戰争。"
丸山真男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他的一生經歷了戰争與和平。從東京帝國大學的助教、社會精英，到二戰末期應征入伍的二等兵，那時誰都可以扇他耳光，讓他遭受了極大的屈辱和苦難。
如果說丸山從這段經歷中看到的是傷痛，那麼赤木則是看到了平等。這種平等不只是社會地位上的平等，更是一種發展機會的平等，是一種能夠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改變命運的平等。他說：
" 戰争爆發，就會出現社會流動性。對于受盡欺辱的我們來說，這是徹底改變現狀的機會。也許，我可以狠扇丸山真男幾個耳光，戰争真是希望之光。"
這似乎也印證了日本經濟評論家們的觀點：當他們的希望被剝奪了，日本社會的安全、繁榮、安定是很難得到保障的。所以讓年輕人能更容易地獲得有真正勞動意義的工作，看到生活變好的希望，是迫在眉睫的事。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号：知趣同學，作者：劉知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