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電影經驗：王俊凱X葛優，會不會是年度最戳？，歡迎閱讀。
有人說，顧長衛完成了自己的 " 神經病和遠方 " 三部曲。以《刺猬》為名，回應着 19 年前的《孔雀》。影片确實延續且回歸了顧長衛電影當中難得的人文關懷，相比起前兩部而言，這部有些溫和了許多。甚至可以說，差一點，這部電影就淪為了劣質雞湯，成為不痛不癢的 " 麻醉劑 " ——但還好，它在商業和文藝之間找到了巧妙的平衡。
作者 | 謝秋如
編輯 | 鍾毅
題圖 | 新周刊
最近在院線上映的電影《刺猬》是暑期檔稀缺的 " 異類 "。
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就備受矚目——由葛優、王俊凱主演，導演是顧長衛，改編自東北新生代作家、編劇鄭執的短篇小說《仙症》。
很多人給出了院線國產片久違的高度評價—— " 年度十佳國產片！這是一部寫給理想主義的詩 "" 恭喜顧長衛導演又回歸了 "" 這部電影适合每個 INFJ 體質觀看 "" 願我們不被萬事萬物卡住 "……
電影《刺猬》海報。（圖 /《刺猬》）
有人說，顧長衛完成了自己的 " 神經病和遠方 " 三部曲。以《刺猬》為名，回應着 19 年前的《孔雀》。影片确實延續且回歸了顧長衛電影當中難得的人文關懷，相比前兩部而言，這部溫和了許多。甚至可以說，差一點，這部電影就淪為了劣質雞湯，成為不痛不癢的 " 麻醉劑 " ——但還好，它在商業和文藝之間找到了巧妙的平衡。
原著改編的創作困境
電影當中講述了俗世當中的 " 病人 " ——王戰團與周正，一個陷于時代背景和傳統世俗秩序的壓力，另一個陷于東亞原生家庭的困境。影片以 " 刺猬 " 寓意着不願随波逐流的理想主義者，在世俗當中如何以異類的方式堅守自我，不被萬事萬物 " 卡住 "。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編劇也是由原著小說作家鄭執操刀。小說以 " 我 " 的視角去呈現大姑父王戰團這個人物故事，而影片絕大部分都保留了小說的情節，甚至在短篇小說的基礎上，從 " 我 " 第一人稱叙事體，變成王俊凱飾演的 " 周正 "，并在周正這個人物角色的空間做出了更多的故事延展。
或許正因為文學改編的底色，片中最有亮色的地方，就在于文學性隐喻的想象空間。比如 " 刺猬 " 作為最核心的符号，它既被具象化了，又帶有抽象的想象空間——既是地網域民俗色彩當中的神 " 白三爺 "，又是王戰團和周正渾身帶刺但又柔軟溫暖的異類象征。
刺猬這個意象在影片當中幾次出現。（圖 /《刺猬》）
一些日常細節的意象化和回應，讓這部電影有了更多值得回味的細節。比如象棋裡有王戰團的人生哲學—— " 死子勿急吃 "；水的意象無處不在——王戰團念叨的 " 太平洋 " 與杯子上的大海印花，小紙船随水流而去，照片上王戰團的頭像被摳出來然後順着水流流進了下水道。再比如王戰團三次 " 抓煙 " 的動作，尤其最後一次兒子火化成一縷煙，他抓住珍藏在心裡，如同頑童般的動作，卻讓人由此心生感慨：人生無常如一縷煙。
《仙症》
鄭執，著
理想國 | 北京 · 日報出版社，2020-10
這也是顧長衛較為拿手的地方，故事文本與顧長衛電影風格較為匹配，他一向擅長拍不被世俗理解的 " 異類 " 故事。
此前在《孔雀》《立春》當中，多處有文學隐喻的電影語言，最突出的就是《孔雀》當中降落傘和孔雀開屏的意象。從創作風格來看，《刺猬》依舊延續着顧長衛對理想主義的人文關懷，讓它帶上文藝作品的質感。
但時代與拍攝方式的變化，讓《刺猬》與前兩部也有所不同。
《刺猬》的主角王戰團這個靈魂人物能否立住，取決于他是否足以讓人相信。誠然葛優在當中的演技極為亮眼，讓人看到了《活着》的影子，他可能貢獻了今年度院線影片當中最好的演技；只是片中王戰團的叙事，因為電影叙述空間的限制，會令人遺憾地感受到某種懸浮。
原著《仙症》裡對于王戰團的過去被時代所迫從正常到 " 不正常 " 的變化過程，在片頭淺淺帶過，吳主任的臉譜化形象、初戀的悲慘過往潦草地承擔了某種歷史叙事的功能，王戰團匆忙地完成了變化。
王戰團的過去，在影片當中帶過的篇章較少。（圖 /《刺猬》）
之後王戰團的精神狀态介于清醒與糊塗之間。這個人物最核心的戲眼就在于與世俗不相容的矛盾感，需要與周邊、社會空間和人物發生互動關系才能突顯。
影片以喜劇感的方式強化了與家庭和親戚的傳統世俗秩序之間的矛盾，正常和不正常都是家裡維持的臉面的說辭，并沒有造成更廣泛的社會關系，他的發瘋更像一種不被理解的行為藝術，而不是讓人共感強烈的異類。
同時，電影也填補了原著小說，豐富了周正的原生家庭背景。比如周正父親母親背負着較為沉重的東北失業工人背景，父親的暴戾感、母親的負重感色彩濃烈，家庭秩序壓力的外化更明顯。
周正母親的負重感，讓家庭内部的矛盾和悲情更外化了。（圖 /《刺猬》）
周正的結巴和口吃，讓他背負了異類的标籤和青春的傷痛，結尾他對着父母說 " 我不原諒 "，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王戰團衣缽，成了能抵達太平洋的海員。周正的人物矛盾感被強化了，原生家庭是 " 卡 " 住他的困境，它貼合了當下網絡語境當中，年輕人讨論最多的母題—— " 哪吒自刎弑父 "，原生家庭，親子關系附帶的傷痛。
一種面臨市場的溫情妥協
如果看過原著小說，再對照電影，或許你會發現當中最為迥異的兩種基調。鄭執寫的小說底色是悲涼的，無論是王戰團從過去到現在的命運，還是叙述者 " 我 " 本身。
小說當中最能亮出作者之意的在于這兩處——王戰團曾跟 " 我 " 說過一句夢話：" 人一輩子就是順杆兒爬，爬到頂，就是尖兒。我卡在節骨眼兒了，都是灰。你得爬上去。"
到了小說結尾，是這麼一段話：" 木劍豎劈在我腦頂正中，靈魂仿佛被一分為二。我感覺不出絲毫疼痛。趙老師再度高呼，吐出來！劍壓低了我的頭，暈漾在我嘴裡的一口鮮血借勢而出，滴滴答答地掉落在暗紅色的地板上，頃刻間遁匿不見。一袋香灰從我的頭頂飛撒而下，我整個人被籠罩在塵霧中，如釋重負。我再也聽不見屋内王戰團的呼聲了。許多年後，當我置身凡爾賽皇宮中，和斯裡蘭卡的一片無名海灘上，兩陣相似的風吹過，我清楚，從此我再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
對于地方神明宗教的描述，影片用的基調較為诙諧喜劇。（圖 /《刺猬》）
編劇鄭執在映後受訪稱，從小說到劇本，故事走向已從一個相對灰暗的結局，被重塑為一個有暖色調、更有希望的故事。對于他來說，面對世俗，異類擰巴的解法是相對悲觀的，一半的靈魂消極入世，另一半變成刺猬消失遁形，他想探讨的是 " 入世與自我 " 的主題，對于傳統世俗和信仰神明，他想保留的是敬畏的色彩，于是人物才有了難以左右命運的無力感。
導演顧長衛讓片子整體基調變成暖色調。對于青春叙事，從帶刺抵抗，到最後與父輩和自我和解的溫情走向，是影片與原著小說最大的區别。
相比起顧長衛前幾年的青春片來說，《刺猬》是他整體完成度最好的一部作品；而飾演周正的王俊凱難能可貴，或許這個角色也是他從業以來最大的突破。
片中比如周正面對着父親威吓，一怒之下将中藥抻在面裡，還有最後見神明 " 白三爺 " 的片段，周正被打到口齒冒血，仍挺起脖子，不願跪下妥協，盯着趙老師，決絕地一字一句：" 你家白三爺，救不了我。" 這些戲份，王俊凱演得讓人眼前一亮。
王俊凱最精彩的戲份，是完成了周正的控訴和抵抗。（圖 /《刺猬》）
王俊凱在讀劇本時，印象最深的台詞在于電影尾聲，周正的母親漸漸意識到家人多年來對孩子的傷害，她問周正 " 你能原諒我們嗎 "，周正回 " 我不原諒 "。這也是編劇鄭執認為，和導演在創作上最強的共鳴——當所有人都經歷了 " 拔刺 " 的過程，電影最後并沒有想用和解的方式，而是保留了 " 我不原諒 " 的刺。
" 我不原諒 " 的下一個場景，就變成了陽台開滿了鮮花，父親與周正聊孩子的名 " 陽陽 "。父親問：" 是太陽的陽嗎？" 而周正回：" 不是，是沈陽的陽。" 兩人相視一笑，面對父輩周正主動完成了和解。
" 我清楚，從此我們再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 ——原本這句話出現在小說最後，是帶着悲觀色彩的：周正被迫順從守序，消極對抗和入世，是一種人物面臨命運的無力書寫，也是突顯王戰團悲涼命運的一環，這兩個人才足以讓人信服。
結尾導演保留了開放的空間，王戰團逃離了精神病院，周正也遊到了他想去的海洋。（圖 /《刺猬》）
但這句台詞在影片當中停在了周正衝破桎梏，控訴命運，又入世和解。周正看似繼承了王戰團的衣缽，奔向海洋，但這種理想化的色彩，似乎迎合當下 " 發瘋 " 精神狀态的趨勢，正應了電影海報宣傳的那句話 " 有病沒病，先瘋為敬 "。
你能在這部電影當中找到顧長衛久違的風格，看到《孔雀》《立春》的影子。影片當中最能挖掘人物深度的地方在于，王戰團半醉半醒、混沌交錯的狀态，以及他與周邊親友等社會關系的互動。但顧長衛将故事處理得更像《人間喜劇》的類型片。
兩人換着中藥喝，試圖用戲谑打破規訓。（圖 /《刺猬》）
這也無可厚非，喜劇能突出荒誕感。但荒誕感的靈魂在于諷刺，與外界無法兼容的孤獨和渴求，也在于人物在命運當中的掙扎和無奈。
片中最有感染力的地方在于王戰團爬上高高的煙囪，含淚喊着送女兒出嫁的情節，這是他偶爾的清醒時刻，意識到不被世俗理解，但内心深處又有孤獨和渴望的狀态。
對于片中的主角，讓人更能共情的不是他們的發瘋狀态，而是難以逃避的命運和病因。尤其是普通人對理想的偏執與現實的錯位產生的精神失常，好比《立春》裡不甘平庸的鄉村女教師王彩玲，她的人物厚度和矛盾，是在她周邊的人和社會關系的交錯互動中產生的，她的每次人生的選擇，背後都似乎有一種必然的命運感。
影片《立春》當中，王彩玲和胡金泉兩人的互動，有值得回味的空間。（圖 /《立春》）
影片裡除了王彩玲，還有浪蕩想成名的，但最後成了婚介所騙子的流浪畫家黃四寶，也有被傳統性别觀念壓制下，以極端的行為證明自我的芭蕾舞老師胡金泉。他們自知是不容于世的 " 六指 "，扎在很多人的嗓子裡的 " 魚刺 "，面臨着自我的堅守和落于世俗與平庸的困境，有的人流俗，有的人走了極端。王彩玲最後放棄了唱歌的執念，開了一個羊肉鋪，領養了一個女娃娃叫 " 小凡 "，最後看着天安門，畫面是她在中央歌劇院當首席女歌手的想象。
這結尾也跟《孔雀》最後有異曲同工之妙——姐姐最後碰到自己最開始喜愛的男人變得庸俗油膩，她帶着孩子在動物園裡等着孔雀開屏。影片最後終于等到孔雀開屏了，但面對我們的不是它開屏的羽翼，而是它不怎麼樣雅觀的屁股。
《孔雀》結尾當中，孔雀開屏是最為核心的電影隐喻。（圖 /《孔雀》）
理想主義者可能是每個普通人與生俱來、從心底萌發過的微光，它的美正在于你終于知道從來不曾擁有過它，但落入世俗和日常并不意味着英雄主義般的妥協。生活還要繼續，只是疼痛依舊存在，而且要直面它。
很顯然的悖論在于：當創作者過于面向觀眾和市場創作，它便會失去某種向内挖掘的深度和厚度，容易淪為一種雞湯書寫，一種但願的呼籲，若體現深刻的荒誕感，則銳利和溫情難以兼得。所有的創作者都需要在市場和自我表達之間找到平衡，《刺猬》盡最大可能完成了它的人物，沒有敷衍認真的觀眾。
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裡，《刺猬》或許會有另一個不那麼理想主義的結局。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需要拔刺的過程，也不需要一首關于人生的情詩，保留該有的刺痛感也挺好。
校對：遇見；運營：小野；排版：黃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