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1123天，在非洲旅行能看到什麼？，歡迎閱讀。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号：刀鋒時間 （ID：hardcorereadingclub），講述者：呂強，作者：陳敏，編輯：鍾毅，題圖來自：AI 生成
南極的春天，氣候多變，呂強乘坐的 " 烏斯懷亞号 " 在南大西洋海面上不斷搖晃。剛登船的頭兩天，他一直在吐。記憶中為數不多的海上乘船旅行，還要追溯到童年和父母一起去煙台、威海。而這一次，他獨自上路，從烏斯懷亞前往南極，航行持續 22 天。
我們相約在當地時間晚上 11 點通話，因為擔心燈光吸引海鳥撞船，船艙裡所有窗戶都被緊緊遮住。夜色沉沉，旅客大多已潛入夢鄉。安靜的船艙大廳内，呂強依靠所剩無幾的衛星流量，傳來遠方的旅行故事。
最初認識呂強，是因為他人民日報社前駐非記者的身份。受到某種 " 愛玩 " 天性的驅使，他在非洲大陸上空 " 畫三角 " 一樣地飛行，在 1123 天裡走過 30 個非洲國家和地區，試圖理解這片被許多人視作 " 野生動物園 " 和 " 落後博物館 " 的遙遠大陸。
《尼羅河開始流淌》
呂強著，中國工人出版社｜萬川，2024-1
《尼羅河開始流淌》是呂強第一次接觸旅行寫作。站在人們所宣稱的尼羅河源頭，他看見碎石堆起的小島上，19 世紀歐洲探險家溯河而上的身影，那是後來殖民者無比好奇的 " 最黑暗的非洲 "。聖雄甘地的骨灰長存于此，盧旺達大屠殺遇難者的屍體順着卡蓋拉河漂向維多利亞湖。但并非只有混沌的血腥，這裡也有和解——呂強也見證過一個印度人和一個巴基斯坦人在世界上最長的河流旁代表交戰中的祖國宣告 " 和解 "，古老而神秘的猴面包樹，和頭頂閃爍的滿天繁星，一同見證着這片土地的苦難與希望。
來到非洲後，呂強才開始認真學習拍攝星空。南非薩瑟蘭德的無人曠野裡，他攀到車頂，避開月光和人造光源，唯有野鹿的瞳孔在周圍閃光。他輕按快門，等待長久的曝光，留下與銀河的完整合影——必須 " 極盡一切的黑，去捕捉億萬光年的聚匯 "。
烏幹達金賈 " 世界最長河流尼羅河源頭 " 牌子旁，一個印度人和一個巴基斯坦人在呂強面前宣布他們國家的 " 和解 "。（圖 / 受訪者提供）
在非洲人的傳統概念裡，時間以事件為導向：12 月是水源短缺的旱季，便叫作 " 給叔叔找水 " 月；豐收的 5 月則被稱為 " 耳邊聽聞糧草聲 "。那些尚未發生的事都被歸入 " 無時間 " 裡，因此未來并不在場，時間向後而非向前移動，" 現在 " 只能由 " 過去 " 标記。
此時此刻，呂強在一段行進的旅程中，回憶一段過去的漫遊，感覺像是身處兩個平行時空。離開非洲最南端後，他于大約半年前從美國出發，一路向南，在美墨邊境偶遇落日下狂歡的交響樂隊，追尋着馬爾克斯和 " 毒枭 " 的腳步來到哥倫比亞，然後奔赴世界最南端的大陸。
從此，對于生在廣西的他，" 南方 " 除了炎熱潮溼以外，又增添了冰冷的氣息。海浪将 " 烏斯懷亞号 " 推過時區線，時鍾的指針從 11 點回到 10 點，我們慶祝又 " 赢得 " 了一個小時，來講述過去和現在路上的故事。
以下是呂強的自述（内容經修訂）。
一、在非洲，不只 " 參觀 " 貧窮、災難和奇觀
2018 年 4 月 29 日，經過 22 個小時的班機加中轉，我終于降落在南非 " 第一大城市 " 約翰内斯堡。之後三年時間裡，我數十次從這裡起飛。但在當時，我對非洲的了解僅來自于出發前惡補的幾本書和幾部電影。
去非洲算是誤打誤撞。出國前我在人民網當主持人，碰上人民日報社面向所屬機構招駐外記者。我更想去中東，還特意寫上 " 服從調劑，願意去艱苦地區，比如叙利亞分社等 "。
最初選擇學新聞，就是因為向往成為一名戰地記者，去經歷戰争與人性。我第一次獨自旅行去的地方是朝鮮。十年前，旅行攻略還沒現在這麼普及，我就一個人跑到丹東，挨個找旅行社問能不能去。後來，我又去了伊朗、古巴、以色列 …… 具有衝突感的現場始終吸引着我。
由于我是第一次駐外，又不會阿拉伯語，報社領導就問我願不願意去南非的非洲中心分社。當時我一心想出去體驗駐外生活，很快就答應了。非洲對我來說是絕對的 " 新大陸 "。
大部分中國人對非洲的印象是非常兩極化的，國内報道中的非洲是 " 粉色的存在 "，主要呈現中非友好、共同建設、講究兄弟情誼。而在大眾層面，人們對非洲的态度是獵奇的：貧民窟、動物大遷徙、落後窘迫的生活，去非洲搞錢、賺第一桶金，這些才是互聯網上的流量密碼。
必須承認，我報名基貝拉 " 參觀貧民窟之旅 " 時，一方面是對這個媒體口中的 " 非洲最大貧民窟 " 抱有獵奇心理，另外還有一種 " 虛榮 " 在作祟，許多駐非記者都把探訪貧民窟當作必要履歷，貧民窟或許是除了戰場以外，最能 " 展現 " 世界復雜、記者情懷和人性道義的地方。
穿過肯亞基貝拉貧民窟的鐵軌。（圖 / 受訪者提供）
兩個小時的徒步遊覽，我安全地走完了既定路線。導遊告訴我，再穿過兩個街區，就是更危險也更真實的基貝拉，但他不能帶我去。稍微令人感到安慰的是，遊覽項目的部分收入，會捐助給當地社區。
所以我在書裡寫這部分内容時，其實懷着特别糾結的心情，既擔心會加深讀者對非洲的刻板印象，又擔心會不自覺地将貧窮 " 浪漫化 "。在非洲，除了 " 參觀貧窮 "，人們也在 " 參觀災難 "" 參觀奇觀 "，可參觀之後我們還能做點什麼，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明确答案。
後來我告訴自己，只有走進去，才能看見，在 " 中國最好的朋友 " 和 " 最極端的被凝視對象 " 之間，去看見這片大陸上具體生活的人。看見是一切思考和改變的開始。
長久以來，非洲常常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出現。我們談論非洲時，只會覺得那是一個黑人居住的地方，一片模糊不清的遠方。肯亞是非洲，加納是非洲，南非也是非洲。
我在盧旺達遇到一位中國主播，她說那時 80% 的 " 非洲博主 " 都待在盧旺達，因為這裡相對安全，拿着手機在大街上直播，不用擔心被搶。但主播間有一種不成文的默契，為了讓網友覺得他們分布在非洲各個角落，大家不會點明自己具體在哪個國家，而只含糊地說 " 在非洲 "。
很少有網友會發現這個小小的 " 謊言 "，就像許多人不知道非洲一共有 50 多個國家，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國家的大陸。我回家過年會有親戚問，非洲人是不是都只穿一塊布啊？我說确實有這樣的。但這就好像問，你們亞洲人是不是都只吃餃子啊？
出發外派前，我曾下決心要走遍非洲所有國家，但哪怕我每個月都瘋狂出差，直到三年後離開非洲，我也只去了其中的 30 個國家和地區，不少還都只是淺嘗辄止。很多時候還沒準備好就去了，總讓我覺得有一種虧欠。
南非是我停留時間最長的國家，我租的公寓在約翰内斯堡北郊一個叫 " 四條路 " 的地方，小區四周是高聳的圍牆、刀片鐵絲網和電圍欄，門口有安保公司重型皮卡保衛。但其實南非的現代化程度很高，很多人認為它曾是發達國家，是一個 " 很不非洲 " 的國家。
而當我如今再次回憶非洲，最先想起的還是基加利山谷裡的 " 盞盞星辰 "。我曾在一篇旅遊推介裡讀到，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每家每戶夜裡都會給 1994 年種族大屠殺中的遇難者留一盞燈。
為了驗證這一說法，我在一個聖誕節的凌晨升起無人機。說實話，燈光并不璀璨，遠遠比不了上海、紐約、巴黎的都市夜景；但在電力匮乏的非洲，親眼看到 " 基加利的星星奔山谷而來 "，那個畫面就像非洲的現狀，經歷了災難和涅槃，仍尚存希望。
盧旺達首都基加利的夜景，" 基加利的星星奔山谷而來 "。（圖 / 受訪者提供）
來非洲前，我迷戀太陽，喜歡俄國詩人巴爾蒙特寫的詩句：" 我來到這世上，是為了看太陽 "。但現在我愛上了看星空。南非限電頻繁，停電的夜晚，坐在窗台看星星成了我打發無聊的方式。
也是到非洲後，我才開始認真學習怎麼拍星空。必須先查閱銀河的方向、起落和月升月落的時間，避開月光和一切人造光源幹擾，找一個足夠黑的地方，立好三腳架，按快門，長曝光 30 秒，盡力捕捉天上星鬥的光芒。
我原本想的書名叫作《大地有星辰閃爍》。黑夜是非洲的本色，似乎沒有一個非洲國家會被當作太陽或月亮，但它們都是散落在大地上的星星，有各自璀璨的理由。
二、沒有旅行者，能逃過 " 來都來了 " 的魔咒
外派非洲的三年裡，我首先是記者，其次是一名攝影愛好者，最後在工作間隙，因為我很愛玩，又變成一個旅行的人。
開始寫《尼羅河開始流淌》之後，這三種身份又颠倒為旅者、拍者、記者。我更希望以純粹旅行者的心态書寫非洲，記者的身份肯定帶給我一些優勢和資源，但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鐐铐和束縛。我也想過徹底剝離記者的一面，不去寫通過工作接觸到的内容，後來發現難以實現，因為中國在非洲本身就是不可忽視的存在。
在非洲期間，我并沒有想過要把這 1000 多天的經歷寫成一本書。真正接觸旅行文學和非虛構寫作，才發現它遠比我想象的更復雜。越寫，越覺得艱難。時間久遠，很多細節都沒記下來，只能努力打撈，再整理成可閱讀的文字，原本計劃 4 個月成稿，結果拖了一年多。
也多虧了之前 " 掃街式 " 的拍照習慣，能讓我在寫作過程中按圖索骥地找回記憶。書裡的很多場景，都是我一邊翻相冊，一邊用文字構圖重建的。一段文字，就像一張照片，有它的前景和後景。
南非約翰内斯堡，貧民窟與富人區的 " 一街之隔 "。（圖 / 受訪者提供）
第一位單人由東向西飛越大西洋的飛行員柏瑞爾 · 馬卡姆，在《夜航西飛》中回憶了她 30 年的非洲生活。她寫道：" 故事可以從上百個地方開始，因為存在着上百個名字：姆萬扎、塞倫蓋蒂、南格威、科摩羅、納庫魯 …… 在記憶中故地重遊，這些地名就是鑰匙，開啟一條條通道，這些通道已在腦海中被塵封，而在我内心卻依舊熟稔。"
再次出發，我開始更加有意識地去看見和記錄。
今年 6 月起，我從美國一路向南，由聖地亞哥穿越美墨邊境，途經中美洲危地馬拉、伯利茲、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巴拿馬，這些都不是我計劃中的目的地，原本想的只是搶一張便宜的 Last minute 船票去南極 " 打卡 "，但總覺得 " 來都來了 "。一眨眼三個月過去，我才發現竟然連南美洲都還沒到。
墨西哥蒂華納，美墨邊境附近的演奏樂隊。（圖 / 受訪者提供）
哥倫比亞是我抵達的第一個南美國家，這裡是大文豪加西亞 · 馬爾克斯的故鄉，小說中的馬孔多小鎮真實存在的土地；大毒枭巴勃羅 · 埃斯科瓦爾的 " 老巢 " 麥德林，如今成了美洲數字遊民的聚集地，咖啡廳裡都是抱着電腦工作的年輕人。我心裡想着行程 " 來不及了 "，腳下卻舍不得走，在哥倫比亞又足足待了一個月。
從報社裸辭後，我的目的地不再由采訪任務驅動，旅行變得更加随性。我的拉美之旅仿佛受到冥冥中某種牽引。從世界地圖上看，拉美就像非洲隔着大西洋的鏡像。我駐外期間的兩次長假，一次去了埃及旅行，另一次則去了古巴和墨西哥。
我現在乘坐的 " 烏斯懷亞号 " 改裝自 20 世紀 70 年代起服役于美國海洋局的科考船。船長來自阿根廷，他唯一一次和我們一起下船是登陸南喬治亞島的古利德維肯。和馬爾維納斯群島一樣，南喬治亞也是英國和阿根廷的争議領土。當大家都在參觀博物館，用英文閱讀歷史上英國如何赢得戰争時，船長帶着幾位船員，在港灣另一側的公墓，找到這裡唯一一位在戰争中犧牲的同胞，敬上杜松子酒。
呂強乘坐的 " 烏斯懷亞号 " 停靠在南喬治亞島。（圖 / 受訪者提供）
我問一位船員，不會覺得有點怪異嗎，一群阿根廷人，帶着遊客去參觀本應屬于自己祖國的土地，博物館裡沒有自己國家的文字，他們只能默默在旁祭奠。他回答說：" 我對戰争沒有興趣，這可能就是勝利者和失敗者的結局，但我還是會平等地看待每一個國家的人。"
船上的 60 多名乘客來自世界各地，就像一個小聯合國。不過其中沒有非洲面孔，能找到的非洲元素只有船尾挂着的一面多哥國旗——船只挂靠在非洲小國的公司之下，交的稅和海運費比較便宜。
亞洲人一共有五個，其中兩個說來自香港，一個來自台灣，還有一個從紐約來的大爺。自我介紹突然從國家降維到地區、城市，于是我也只能說自己來自北京。
我們正在前往的南極，是一片沒有主權國家的淨土，但好像這艘船上的所有人，依舊背負着沉重的行囊，關于國家、關于歷史，也關于身份認同。
三、成為旅行作家，不意味着我的旅行更高貴
每次有人問我為什麼要駐外，我都會回答，因為我太愛玩了。為什麼選擇當自由職業者？答案也是太愛玩了。
" 愛玩 " 是我想要出去看一看的原始動力，所以我并不排斥成為一名 " 膚淺 " 的遊客。
很多旅行作家、記者對如今社交媒體上網紅打卡、強攻略式的旅行方式嗤之以鼻。作為曾經的駐非記者，我也不用操心怎麼訂便宜的機票和酒店，只要符合部門标準就可以了，但這其實是一種 " 特權 "。
當我脫離機構，成了完全自負盈虧的旅行者，我發現我不得不去看這些攻略，它告訴我怎麼訂車，怎麼安排行程，怎麼規劃路線才能不走回頭路，确實能省很多時間和金錢。
旅行的方式多種多樣，我們只是走在不同的線路上而已。我并不覺得寫了一些旅行的文字，就意味着我的旅行變得更加高貴。
有時讀一些旅行文學，能感到文字背後的作者并不太輕松地在旅行，似乎總有一種義務，需要對當地指點一番，讨論一下社會該何去何從。當然，我有時也不可避免地會這麼做。
《尼羅河開始流淌》是我的第一本書，我還在學着如何成為一名旅行作家的過程中。一個變化是，我的旅途更 " 忙 " 了。一方面我迫切地想把看到的都拍下來，這次出門我帶的一塊 4T 硬碟，都快被照片和視頻塞滿了。另一方面我又想和旅途中遇到的人更深入地交談，跨越語言的障礙，去了解他們的故事。
玩着玩着，我會突然覺得，為什麼要讓自己那麼累，不如就打個卡、參觀一下好了。但夜深人靜時，當我再回頭整理那些照片，在備忘錄記下那些與陌生人之間的談話的時候，我會想這大概就是旅行意義的所在。
在塞内加爾采訪時，呂強和非洲的孩子們在一起。（圖 / 受訪者提供）
一直在路上的一部分原因，是覺得自己的人生太淺薄了。之前我參加過一檔演講類競技綜藝，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沒有什麼故事可講，我只能去講别人的故事，或者形而上的内容。我渴望一些有血有肉的東西，但我身上沒有，我只是一個按部就班成長、考學、工作的普通人。
我想象着，讓旅行填充人生的閱歷，讓世界豐富淺薄的自我。正如我曾經想象過，身處戰争現場，穿上防彈衣的那一刻，自己也就成了一個有力量、有故事的人。
阿根廷是我抵達的第 70 個國家，遺憾的是，旅行中需要确認的那個 " 自我 " 依舊模糊不清。但現在我已不再執着于成為一個 " 有故事的人 "。我開始慢慢承認，有些人的角色就是記錄者，講述他人的世界已足夠動人，抵達和記錄本身就是意義。
34 歲生日當天，呂強登陸南極洲。（圖 / 受訪者提供）
我們船上有一位 23 次探險南極的前阿根廷艦隊成員。某天晚上，他自告奮勇和全體遊客分享他的經歷，還準備了 PPT。
但那時我完全沒有心思聽他激昂的講座，因為我身旁坐着一位令我更好奇的老人。從上船起，我就注意到他腿腳不便，經常獨自行動，呼吸也有些困難。
在簡單的交談中，他提到自己的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英國人，有一個中文名叫林邁可。我立刻拿出手機搜索，發現他父親當年和白求恩同船到中國燕京大學任教，是把無線電帶到延安的第一人。而我身邊這位 79 歲的老人，出生在中國，繼承了父親的爵位，生活在澳大利亞，曾是一名物理學家，後來成了派駐過智利、老撾、委内瑞拉、孟加拉國、巴基斯坦、肯亞的外交官。
很難形容看到這些信息時我内心的震撼——同船的一位長者，垂垂老矣，竟然是一位英國男爵。尤其是當我知道，他 1945 年出生在延安窯洞裡。我覺得，他的生命中應該有過堪比探險極地的驚濤駭浪。
我想借用《夜航西飛》譯者的一句話：任何作品，或許都只是短暫的逃離。可能你正在閱讀一個不復存在的非洲，合上書的時候，什麼都沒有改變。但你知道，曾有過那樣的生活、那樣的世界、那樣的信念、那樣的人。
我們并沒有太高貴，我們也沒有太淺薄，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平等的時空裡，經歷着相似的喜怒哀樂。旅行能帶給我們什麼？可能就是讓我們放下很多東西，去看見世界另外一些角落裡，那些和我們一樣又不一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