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投行人考上公務員，等IPO獎金還是新奔赴？職業轉型背後是投行變遷，歡迎閱讀。
财聯社 4 月 3 日訊（記者高豔雲）從投行人到公務員，這樣的職業選擇越來越不是孤例。
3 月 31 日，财政部公布 2025 年度拟錄用公務員和參公部門工作人員名單，其中一位拟錄用者是來自光大證券的投行從業人員魏欣。魏欣為碩士研究生學歷，畢業于上海财經大學，拟錄用職位為财政部上海監管局。
更早之前，一位中信證券的保代考公上岸，同樣引發同行關注。此外，投行人離開投行還有另一種方式，即跳槽至上市公司。自去年以來，已有多達 52 名投行從業人士前往上市公司任職。
為何越來越多的投行人選擇離開，是這與去年以來投行業務斷崖式萎縮有關。此外，壓實看門人責任，從嚴從重處罰的增多，也讓投行人的執業風險增加。而對于高階投行人，限薪令也使其收入受到較大影響。
投行人考公 " 上岸 "
中證協官網從業人員基本信息公示顯示，2021 年 4 月 8 日，魏欣開始在光大證券從事一般證券業務。
" 魏欣 " 這個名字也出現在即将完成上市的泰禾股份 IPO 保薦項目組成員名單中。泰禾股份的中籤網上投資者于 4 月 2 日繳款，上市保薦書表明，本次證券發行的保薦機構為光大證券，發行項目組其他成員之一正是 " 魏欣 "。
通過從業機構及相關信息交叉印證，保薦書中的 " 魏欣 " 與即将被錄用為公務員的魏欣大概率為同一人。
魏欣或許正面臨 " 幸福的煩惱 "，即需考慮是否要在 IPO 獎金與上岸公務員之間做出抉擇，當然這還需結合具體情況分析。有統計顯示，泰禾股份 IPO 保薦承銷費預計為 3799.39 萬元。
另一位即将 " 上岸 " 成為公務員的證券從業人員，來自中信證券。3 月 24 日，北京市公務員考試朝陽區公示拟錄用名單，其中有一名來自中信證券的員工馬夢琪，拟錄用職位是北京朝陽區發改委綜合管理崗。
中證協官網信息顯示，馬夢琪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在中信證券開始執業一般證券業務，并在 2022 年 12 月 12 日成為中信證券保薦代表人。
投行人上岸公務員，在去年就已有成功先例引發廣泛關注。
2024 年 7 月，" 券商投行保代轉行當村書記 " 的消息刷屏。南京大學校友總會公眾号發布的一篇文章提到，主角顧仔楓從保薦代表人轉型為駐村第一書記。履歷顯示，2016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期間，顧仔楓先後在國海證券、中泰證券、浙商證券投行部任職，參與過多個 IPO、再融資和重大資產重組項目。目前，顧仔楓任職于山東省國資委，并挂職菏澤市巨野縣省派駐村第一書記。
投行人跳槽上市公司
除了考公 " 上岸 "，" 逃離 " 投行還有其他途徑，跳槽到上市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數據統計顯示，截至 3 月 24 日，今年以來已有 19 名券商投行人員跳槽至上市公司，而去年以來這一數字多達 52 名；今年以來，共有 101 名保代辭職，涉及 39 家券商。
以下兩個案例，近期受到關注。
3 月 20 日，福斯達發布公告，聘任黃正傑與張遠飛分别擔任公司财務總監及董秘。黃正傑曾在浙商證券投行部擔任業務副總監、保薦代表人。
1 月 16 日，廣聯航空聘任王夢勳為公司副總經理，王夢勳曾先後在海通證券投行部任經理、中航融富基金任高級投資經理。
逃離投行有三重原因
在業内人士看來，投行人逃離投行主要有三重因素影響：一是業務量斷崖式下滑；二是在 " 限薪令 " 政策下，項目提成縮水；三是從嚴從重的監管環境下，執業風險加劇。
數據統計顯示，22 家數據可比券商 2024 年投行業務淨收入合計為 220.65 億元，同比下滑 28.39%，收入下滑的券商多達 18 家，占比 81.82%。
Wind 數據顯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A 股 IPO 數量為 100 家，同比減少 213 家，降幅達 68.05%；募資總額為 673.53 億元，同比下滑 81.11%。而在 2023 年，有 313 家公司登陸 A 股，融資合計 3565.39 億元。
2024 年，IPO 市場出現 " 撤單潮 "，撤否企業數量達到 436 家，同比增長 49%。多個撤否項目被查出問題，相關保薦機構及保代收到罰單。
今年 1 月，中證協發布修訂版《證券公司投行業務質量評價辦法》，并公布以 2022 年度項目為範疇的投行評級結果，其中撤否率是重要評價指标。此外，證監會、各大交易所發布的多個條例制度，均對券商投行撤否率高度關注。
證券從業人員數量顯著下降，截至 3 月 30 日，證券從業人員數量為 32.83 萬人，同比減少 2.03 萬人，降幅達 5.83%。
相較而言，上市公司高管穩定性強，股權激勵措施潛在收益超過投行項目提成；公務員穩定性更高。
券商保代的職業轉型，本質上是非銀金融行業從 " 規模擴張 " 向 " 質量提升 " 轉型的微觀映射。這一過程既給個人職業發展帶來陣痛，也孕育着行業生态優化的機遇。未來，随着注冊制深化、產業投行崛起，金融人才的價值将更多體現在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上，而不僅僅是 IPO 項目的數量。
對于從業者而言，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結構性機會，将成為實現職業長青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