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你必須要知道，語言與思維的關系，歡迎閱讀。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号：智識未來，作者：陸甲第，頭圖來自：虎嗅（小雨攝）
你能想象在一天裡，不使用任何語言麼？
不使用語言，并不是說你一句話都不講，保持沉默，而是說，你的思維會停滞下來，變得毫無思考能力。
語言是我們思維的質料。我們的思維，是一個個的想法連接在一起，而承載它們的，就是我們的語言。
所以，你可以想象沒有情緒的一天，沒有行動的一天，但是你不能想象沒有語言的一天，因為，你的思維如河流一樣，不能停止，不能幹涸。
澳大利亞有一個叫做波姆普勞的小鎮，他們平時使用的語言叫 " 庫塔語 "，這種語言裡面是沒有 " 左 "、" 右 " 這種表示相對方位的詞，只有 " 東西南北 " 這種表示絕對方位的詞。比如，他們不會說 " 我左邊是杯子 "，而是說 " 我西邊是杯子 "。
這種區别導致了這個小鎮的居民，每個人都有極強的方位辨别能力。甚至無需依賴日光、星空，直接就能報出面對的方位。
實際上，相關的實驗已經有了很多。心理學家們發現，即使生活在相同環境，使用絕對方位語言的人，總是比使用相對方位語言的人，辨别方位的能力更強。
你看，語言幾乎成為了一種本能，一種無意識的東西，但正是這種東西，形塑刺激着我們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
語言與思維的關系
在我們談論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之前，我們首先要理解，語言是什麼？語言就是我們的口頭用語和書面用語，不包括影像等。
20 世紀 50 年代，英國哲學家約翰 · 奧斯丁曾指出，書面和口頭交流不是中立、被動的陳述，" 語言 " 本身會行動，對我們生活的世界具有極強的形塑作用。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 · 福柯（Michel Foucault）通過考察精神病、犯罪、監獄系統和醫療機構的歷史發展過程，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社會生活被一系列話語體系所操控。比如犯罪，我們的讨論範圍只能是法律和秩序的标準，在這個話語框架裡，遵紀守法被堪稱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情。如果有人建議反抗警察的管制，大部分人會認為這是不可理喻、無理取鬧的。
比如結婚生子，傳統文化和周遭環境直接規定了你應該結婚生子，在這套話語體系中，只有結婚生子才是道德的、合乎禮制的，如果有人不想結婚生子，大部分人會覺得這人迷了心智，三觀不正。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管制犯罪、結婚生子這樣的話語體系先于個體而存在，通過社會化的過程逐漸把這些價值和規範灌輸給社會成員并使之内化，從而部分地影響人們的态度和行為。就這樣，話語形塑和建構了每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
心理學上有一個著名的薩丕爾 - 沃爾夫假說，該假說認為所有高層次的思維都依賴于語言，語言不僅會影響我們的思維，還會決定我們的思維，進而決定我們的文化。
喬治 · 奧爾威在他的著名小說《1984》中虛構了一個社會，這個社會通過發明一種新語言來控制人們的思維。這個新語言有一個特點，就是那些反對這個社會的思想是無法產生的。比如在這個語言體系中，沒有推翻、起義、搶劫、殺人這樣的詞語，甚至政府部門的口号是 " 戰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小說中，在這個話語體系下長大的人，就變得不再可能去推翻政府和實施犯罪了。
當然，薩丕爾 - 沃爾夫假說也存在很大的局限，即語言可以決定思維的抽象概念、邏輯部分，而很少能決定人類的直接感官體驗。
比如對于法律、自由、尊嚴、平等的理解，幾乎受到語言的極大影響。以 " 自由 " 為例，在封建社會，我們以為 " 不自由 " 才是常态。但當我們想見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看到了現代社會，才知道 " 自由 " 會是怎樣的嶄新姿态。
而像我們切身感受到的自然環境、身體感受等，則很少受語言影響。
所以，語言對思維并不是完全決定性的。
比如當代著名認知科學家史蒂芬 · 平克就認為，語言只是思想的載體，人腦既可以用語言的形式思考問題，也能以影像等非語言形式思考問題。大腦存在一套 " 心語 " 機制，能将各種形式的思考統一起來。
另外，我們人類的思維能力，非常強大， 但又非常脆弱。因為大腦的可塑性很強。我們的每一次思考、練習、表達，每一條信息的接受和消化，本質上都是在潛移默化地訓練我們的大腦。所以，我們可以通過自身的行為重塑我們的思維。
我們所處的語言世界
這些年網絡語言的一些演變，正呈現出一種 " 庸俗 "、" 低效 "、" 不思考 " 的特點。
1. 表達啰哩啰嗦，找不到重點。
前段時間的廢話文學，讓我真真切切地見識到了什麼叫 " 廢話中的廢話 "。
如果你每次與人交流，說的話都特别地冗長、特别地繁復、特别地缺少重點，那是非常消耗對方認知資源的，讓一次本來可以 1 分鍾内完成的溝通，硬生生變成了 5 分鍾、10 分鍾，這就造成了溝通的低效，從而帶來工作的低效。
2. 對問題缺乏共識，導致無休止、沒有焦點的争論。
如果雙方沒有一個 " 共識 "，缺乏共識的讨論，完全是在做無用功。
比如關于中醫西醫之争：
反對中醫者：現代醫學要求藥物通過三期臨床驗證，中藥沒有通過三期臨床，所以不靠譜。
支持中醫者：我媽 / 我爺爺 / 我外婆 / 我自己 / 我鄰居家二大爺的某某疑難雜症，就是中藥治好的，你跟我說中藥不靠譜？
這種争論，就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個體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存在極大的不确定性，即使真的治愈了，也有可能是因為自愈、安慰劑效應、作息習慣改變、其他藥物。
3. 邏輯混亂，思維淺薄，喜歡貼标籤、下定論。
現在很多時髦的用語并不會幫助我們思考，反而會替代我們思考。這種不思考，并不是說沒有能力去思考，而是會下意識地按照這些詞的套路來思考。
比如，yyds 這個詞，很多人會下意識地去使用它來表達一種稱贊，他們很少會考慮這麼表達是否有利于思考。
比如，當你聽到一些歌、一些音樂時，就會不由自主地被帶入某個節奏，就像整個人被長期訓練過一般。
而且，現在不少網絡流行詞，低幼淺薄，而且生命力短暫。比如 " 洪荒之力 "" 葛優躺 ""diss"" 瞅你咋地 "，當年都是年度熱詞，現在基本不怎麼被使用了。
還有，如果你聽信了 " 内卷 "" 躺平 "" 佛系 " 正在年輕人中流行，那說明你的思維真的太淺薄了。
躺平沒問題，但問題是這個世界，是一場排位賽。為什麼要告訴别人不要内卷、要學會摸魚躺平？
對職場人士來說，因為别人躺平了，他才有 " 苟且紅利 "，有 " 突圍機會 "；
對自媒體來說，這些熱點的話題才是他們流量的來源，是他們做大做強的基礎；
對資本家來說，對躺平内卷的綜合分析與深度思考，會讓他們增長見識，可以更好地管理公司和應對未來。
不同人對待同一個話題，都是不一樣的态度和利益訴求。
我經常說，人的大腦就像一個貝葉斯機器，你輸入什麼，就會輸出什麼。如果我經常輸入碎片化的噪音，那我的思維會變得越來越雜亂，乃至變成他人的跑馬場，久而久之，你會發現自己沒有思考的能力了，遇到問題、遇到熱點只會想着第一時間去網上看專家網紅、看高贊帖子的内容。
他們潛意識裡以為轉發最多的就是真相，點贊最多的就是權威。他們只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東西，越執迷，越瘋狂。
大眾鮮少會懷疑自己的正确性，他們可以批判罪犯，批判專家，批判社會，一群人批判另一群人，一個陣營批判另一個人，但從來不會批判自己。
所以，我希望每個人都能重新審視自己接觸的信息世界，重構我們的語言世界。
重構我們的語言世界
2014 年，哈佛和弗吉尼亞大學的研究者，做過一個實驗：他們把參與者單獨關在一個狹小的房間裡，沒有任何物品，隔絕外界的一切信息，要求他們在裡面待夠 15 分鍾。
随後，研究人員又在他們身上戴上一個電擊器，可以用來電擊自己，產生輕微疼痛（不會有危險）。結果發現：接近一半的參與者，在 15 分鍾的時間裡，寧願選擇電擊自己，也不願意什麼都不幹。
我們的大腦，就像溺水的人一樣，渴望着外界的刺激。
缺乏這些刺激，我們就會窒息。
那麼，我們該如何在這樣的刺激下，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
1. 多關注原因，自己尋找答案。
塞缪爾早川 · 在《語言學的邀請》中提到：美國的雜志有兩種，低級的雜志提供結論，高級的雜志提供原因。
" 低級 " 的雜志唯恐你看不懂，怕你把它放下，因此處心積慮地幫你作出判斷，告訴你 " 結論是什麼 "；而 " 高級 " 的雜志則不然，越是看上去明确的結論，它們就越不下判斷，而是把事實和原因放到一起，依賴讀者自己去找出論斷。
現實生活中，大多數的電視劇、電影、綜藝，乃至各類學習平台，為了使更多人易于接受，常常把内容掰開了、揉碎了，一口一口喂到觀眾的嘴裡。但這麼做的後果就是，觀眾變得越來越不愛思考了。
所以，不要急于下結論、貼标籤，先學會自己去尋找原因，尋找邏輯關系。
2. 多審視信息，審慎對待媒體。
伊拉克戰争中，英國出兵的一個重要理由是：薩達姆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 BBC 此時援引了一位匿名官員的話 " 英國政府在撒謊 "。這在英國激起軒然大波。這位官員很快被猜出來是英國國防部武器專家大衛 · 凱利。
但是，凱利被接受政府質詢前選擇了自殺。民眾十分憤怒，認為 BBC 是殺死凱利的罪魁禍首。英國政府就順水推舟，在這項調查中把所有責任推給 BBC。
但是，沒過幾天，一些報紙大肆報道這項調查是政府操縱的結果，目的是搞垮 BBC。于是民眾又掉頭同情 BBC。
英國首相布萊爾一看情勢不對，就站出來寬容 BBC 的錯誤。
在整件事情中，真相是什麼已經沒有人知道了，但我們清晰地看到：輿論是可以被操縱的，随着媒體的報道忽左忽右。
所以，我們對待新聞媒體提供的信息時，一定要仔細辨認，如果這些信息，只是簡單價值判斷，羅列或者直接給出結論，告訴你 " 網絡遊戲就是毒害青少年的精神鴉片 "，但沒有給出有力的論證，這就不能簡單相信。如果這些信息只是在煽動情緒，沒有提供有力的邏輯論證，這也不能簡單相信。
3. 多接觸社會，想見更大的世界。
很多人覺得深圳的三和大神，就是社會廢物，他們不努力，不勤奮，不去找工作，所以釀造了現狀。
但在《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一書中寫道，三和青年最初對工作和生活都有一些期望，大城市沒有排斥他們，但是他們試圖抵制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背後不合理的制度邏輯，他們不願意做生產線上一個可替換的零部件，而想去做一個活生生的人，或者說他們試圖活出理想中的模樣。問題是，抵制進工廠、抵制工作的結果，只能是成為在生存線上掙扎、混吃等死的軀殼。
所以，凡事都應該區分 " 源于周遭情景的個人困擾 " 和 " 關乎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 "，困擾發生個人狹隘的社會網絡之中，是一種私人事務；而議題則是基于整個社會結構，超出個人具體事務和所處環境，是一種公共事務。
我每碰到一次重大決策，或是人生難題，比如未來職業發展，财務危機，當下迷茫焦慮等等，我都會用 " 系統 " 的思維習慣，去思考更宏大的叙事，還有更不易察覺的細節。
比如說，我選擇自媒體和價值投資，作為我長期堅持要做的事情。
放在更宏大的叙事中去看，中國要想實現偉大復興，必須堅定發展。要想持續發展，就要保持開放，這就需要自由市場經濟，只有在自由市場經濟作用下，經濟才能夠持續增長。這一點從英美等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就可以看出來。
放在更不易察覺的細節中去看，我自身已有的資本是知識，是寫作能力，是定力與堅持，同時我的自驅力來自輸出，來自利他，來自價值。如果能夠給他人提供價值，能夠幫助他人獲得更多智識，這是讓我非常欣喜的事情。而且，投資與寫作都是這個時代最具有復利效應、最能抗住風險的事情。
當我把個人問題，與時代、社會、他人相聯系來思考時，隐約就能把握一些時代的力量。（具體參考：《" 個人成長 " 與 " 社會學的想象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