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人口第一大省，開始“砸”鐵飯碗了，歡迎閱讀。
文 | 凱風
鐵飯碗，越來越不 " 鐵 " 了。
繼多個人口小縣主動 " 瘦身 " 之後，中國戶籍人口第一大省也出手了。
日前，河南省開啟事業機構改革，省直事業機構按不低于 50% 精簡，事業編制按不低于 30% 精簡，财政撥款事業編制精簡比例不低于 10%，原則上不再保留科級和事業編制 16 名以下的事業部門。
這意味着，河南省直事業機構要減少一半以上，相關事業編制也将随之縮減，而一些 " 小散弱 " 的事業部門或将不復存在。
這一輪改革，無論是涉及面之廣，還是力度之大，都遠超此前各地的試點。
作為中國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下轄 17 個地級市、153 個縣區、2458 個鄉鎮 / 街道，總量在全國數一數二。
行政區劃眾多，各類人員規模自然也相對龐大，相較于人口小縣，河南的機構改革無疑更有代表性和信号意義。
眾所周知，行政編制、事業編制、國企編制，往往被視為 " 鐵飯碗 "，成為 " 體制 " 的注腳。
作為最穩定的工作崗位，一旦入編，就不會輕易被辭退。在經濟波動的大背景下，體制的避風港效應愈發突出。
所以這些年，千軍萬馬争着考公、考編。
去年，全國 " 國考 " 報名人數超過 300 萬人，各地省考報名人數更是超過 500 萬人，至于考編 " 軍團 " 更是不計其數。
不僅如此，各地還存在着規模龐大的編外人員。
所謂 " 編外 "，指的是沒有機關部門編制的人員，廣泛存在于城管、輔警、衛護、教育等系統，俗稱 " 聘任工 " 或 " 合同工 "。
即使編内編外兩重天，待遇有着天壤之别，但作為最接近鐵飯碗的崗位，仍讓無數人趨之若鹜。
無論編制内還是編制外，最終都要靠财政供養，都屬于廣義上的财政供養人員。
如今，當 " 财政過緊日子 " 成為自上而下的共識，各地終于開始 " 鐵飯碗 " 動手了。
鐵飯碗，究竟被 " 砸碎 " 了多少？
都是鐵飯碗，但 " 含權量 " 和 " 含金量 " 截然不同，因此命運迥異。
如果将權力視作 " 同心圓 " 結構，編外人員處于最外圍，事業編制處于中間，而公務員則位居最内層。
首當其衝的是 " 編外人員 "，範圍最廣，力度最大，部分地區更是一刀切。
目前，黑龍江、湖南、湖北、雲南、安徽、内蒙古多地開始清退編外人員。
其中，力度最猛的當屬哈爾濱，要求每年精簡 20% 相關編外人員，市直機關 5 年内精簡完畢。
編外人員，又被稱為 " 影子雇員 "，作為編内的補充而存在，但" 準鐵飯碗 " 畢竟不算真正的鐵飯碗，在每一輪精簡中，必然首當其衝。
随之而來的是事業編制，雖然縮編壓力越來越大，但也不會輕易 " 裁員 "。
這一輪河南的事業機構改革就是如此。
據悉，當地在省直層面，除學校、醫院外，事業部門精簡 60.7%，事業編制精簡 46.9%，廳級領導職數精簡 9.3%、處級領導職數精簡 25.5%，遠超最初的改革目标。
不過，這些被精簡的編制并非全部消失，而是一部分下沉到基層部門，一部分用于科技、教育、民生等重點領網域。
數據顯示，河南省直改革收回的事業編制下沉縣（市、區）5638 名，為省科學院、嵩山實驗室、神農種業實驗室等科技創新平台核定編制3300 餘名。
至于最内層的行政編制，除了人口小縣有所動作，各地幾乎沒有多少影響，部分地區更是出現 " 擴招 " 現象。
早在 2020 年，山西就開啟了人口小縣機構改革，從事業部門到黨政部門都在其列，縮減的不只是編制，還有領導崗位。
作為典型的山西浮山縣，将 35 個黨政機構精簡為 22 個，科級領導職數由 154 名精簡為 128 名，涉改縣直事業部門由 179 個精簡為 40 個，精簡 78%，涉改事業編制由 1944 名精簡為 970 名，精簡約一半。
當然，無論是行政編還是事業編，即使 " 鐵飯碗 " 縮減，不會像企業裁員一樣疾風驟雨，體制内最擅長的是循序漸進、步步為營。
一般精簡編制都有過渡期，而被縮減的編制人員，要麼提前退休，要麼下沉到基層，或者" 退三進一 "方式慢慢消化，即每退休 3 名人員才能增加 1 名新人。
當然，這只是人口小縣的試點。
這些縣網域相對特殊，人口不足 10 萬，且面臨自然人口負增長、勞動力人口外流的雙重壓力，财政供養負擔相對較重，因此改革走在前列。
但對于更多的地市來說，在編外和事業部門的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不會輕易刀刃向内。
相反，由于退休潮出現，加上就業兜底政策的存在，從國考到省考，招錄人數不減反增，反而出現了罕見的" 公務員擴招 "現象。
所以，這些年，公務員考試熱度越來越高，就不難得到理解。
為何突然開始 " 砸 " 鐵飯碗？
長期以來，兩位數的 GDP 增長，狂飙的賣地收入，再加上沿海地區源源不斷的轉移支付，讓許多地方的 " 錢袋子 " 顯得極其充盈，供養編内編外人員不成問題。
由于人口大盤仍在向上，一些市縣即使面臨年輕人外流，但靠着本地自然人口帶來的貢獻，仍能保持總人口正增長，而财政供養人員也能随之而擴張。
這種背景下，幾乎每個城市奉行的都是擴張思維。
城市框架都在不斷拉大，城市邊界不斷向外蔓延，行政區劃和機構數量随之而膨脹，編制擴容或許受限，但編外人員卻在悄然擴張。
然而，任何擴張都是有盡頭的，最大的制約就在于 " 錢 "。
經濟總體向好，但個别地區遭遇增長之困，而房地產又直面 20 多年來的最大轉折，再加上地方債問題的存在，财政支出自然要一律從嚴。
同時，人口大盤見頂，2/3 左右的省份常住人口遭遇負增長，一些地方除了省會之外，所有地市人口都在減少，而縣網域人口下降的速度更快、幅度更大。
不容忽視的是，作為轉移支付主要貢獻者的沿海地區，也受到地緣變局和國際競争的影響，轉移支付空間未必還有那麼大。（參閱《10 萬億轉移支付，都被誰拿走了》）
換言之，即使财政依舊保持高增長态勢，在持續萎縮的人口面前，也沒有必要再維持如此龐大的财政供養人員格局。
因此，當人口減少而财政增長空間受限，精兵簡政就是必然選擇，财政 " 過緊日子 " 就在所難免。
前不久，有關方面提出要" 習慣過緊日子 "，意味着這不是短期選擇，而是未來的常态。
體制内待遇下降早已不是新鮮事，而 " 鐵飯碗 " 自然也難以像過去一樣牢不可破了。
所以，轉變慣性的增長思維，走向 " 瘦身強體 " 之路，既是城市發展的必然，也是個人面對不确定性的不二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