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科學經驗：南京電動車火災背後的思考：違規停放充電屢禁不止，為什麼人們總是存在僥幸心理？，歡迎閱讀。
此前發生的南京住宅樓大火造成了重大傷亡。據悉，火情是從一樓挑空層的電動自行車（以下簡稱電瓶車）停放處蔓延的，極有可能是因為電瓶車不當充電造成的。
事故發生後，多個科普大号刊登了多篇電瓶車室内充電有危險的文章，有關部門也迅速開展了社區消防安全檢查。
科普媒體及時跟進重大事故并進行科普，這當然值得高度贊賞。除了對公眾進行提醒外，科普号借助熱點議題提升自己的影響力，也是把自身營銷與普及熱點科普知識進行積極結合的不二選擇。
比起在很多公共場合發布警惕電瓶車不當充電的公益廣告，無疑在熱點事件時及時進行相關科普會大幅提升讀者的注意力，也讓讀者因而對此多一份警惕，這也是應急科普或風險傳播的重要功能。
然而，如果我們要考慮風險傳播的效果，也就是讓人們實際上放棄或減少在居民樓内自行給電瓶車充電，就需要更為全面地探究公眾的心理認知規律。當然，有關部門也要加強公共場合的電瓶車充電樁供給和促進充電樁的方便使用。
為什麼面對可能的風險時
人們總存在一種僥幸心理？
風險傳播是二戰以後随着科技快速發展及其對社會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研究領網域。這一領網域旨在讓公眾對核電、轉基因等潛在風險技術形成基于風險收益權衡的合理認識，并積極回避有害健康和公共安全的吸煙、不良駕駛習慣等行為。
經歷長期探索，進入 1990 年代以來，風險傳播逐漸從既往強調提供正确的風險知識和精确的風險信息，過渡到更加關注公眾的風險感知及其背後的認知規律。把風險傳播中大量經過反復驗證的理論應用到電瓶車不當充電這樣的領網域，可以讓我們對如何提升充電安全有更多的認識和可行措施。
多年來的風險傳播研究發現，向公眾提供正确的知識固然重要，但同樣要關注如下問題：公眾是否關注到相關科普信息？人們采取行為時，在多大程度上會采納這些信息？這些信息是如何與風險因素互動形成行為決定的？
學者們廣泛注意到，正确知識自身難以成為人們規避風險行為的驅動因素。一些學者發現，人們總是存在一種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的僥幸心理，即總是認為，其他人遭遇特定風險的可能性要超過自己，因而自己可以繼續從事這些風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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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瓶車室内充電而論，這種發現就可以概括為，雖然明确意識到電瓶車室内充電可能有安全隐患，但總認為那是其他人、其它樓道的事情。
其實這種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是根植于我們人類認知的一種基本偏見，即所謂的第三人效應，這種偏見總是認為，自己比其他人認識更正确，錯誤更少，存在的偏見更少。說它是一種偏見其實不是負面詞匯，是人就總會有各種偏見。
不僅如此，人們還有一種風險補償心理。大量的研究表明，在法規要求司機必須系好安全帶才能出行後，很多司機的平均駕速就會提升；在自行車駕駛員佩戴頭盔後，他們也普遍會騎得更快。
雖然沒有針對電瓶車充電的研究，但基于既往成果，我們似乎可以推測，當人們意識到電瓶車充電時的安全性能被提升後，他們也往往會更多采納不規範的或具有潛在風險的充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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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采納方面，近年來大量的研究也表明，人們總是會優先采用那些與自己的價值立場和行為習慣更相符的信息。但為什麼人們會無視或忽略那些良藥苦口利于病的良藥和苦口呢？
可能我們會想當然地認為這是人們習慣不好。但近十幾年來的研究表明，可供人們獲取的信息極大豐富，但人類自身認知能力并沒有提升。所以他們往往依靠行為習慣和環境提示因素，優先采納那些自己最熟悉或者與自己認知最不矛盾的信息。
而且，人類的正常思維方式是在缺乏刺激的情況下，往往回避調用自己的認知資源，也就是通常帶有一點貶義的對待信息 " 不過腦子 " 的做法。雖然在我們日常語境中，" 不過腦子 " 是一個貶義詞，但用在人類認知行為上，" 不過腦子 " 不過是一個最正常的行為反映。
如何減緩人們的
風險行為？
既然如此，那我們還有辦法來制止至少是減緩人們的風險行為嗎？答案是肯定的。
把這些研究應用在思考電瓶車不當充電這一潛在風險行為上，我們首先就可以發現，雖然科普文章或專門的安全手冊或官方網站，以及部分路标公益廣告上會刊登警示電瓶車不當充電的信息，提醒人們不要自行室内充電，但這樣的信息覆蓋太少了，特别是與人們實際發生這一行為的場所，即居民樓樓道或架空層等存放電瓶車的地方相距遙遠。絕大多數人不會在停車充電時想一想自己看過的公益廣告中對不當充電的警示。
那麼把這種警示标語貼在樓道中就管用嗎？不完全，還要看他們如何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後又如何影響我們的決策過程。對于前者，我們要去做到的，不僅僅是有一個标語貼在那裡，還要确保它是醒目、易見、朗朗上口，容易理解。
近年來，大量的研究表明視覺刺激要強于單純的文字刺激。這是因為研究越來越多地揭示人們認知和決策過程中，并不一定是依托于理性（通常需要借助文字元号和文字意義），而是更依托于不那麼 " 過腦子 " 的認知快捷方式。圖片或視頻往往起到更好的說服效果就是這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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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發現，負面表述要強于正面表述。雖然有關負面表述更有認知效果的研究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發現，但其實這根植于人類認知的一個基本原理，那就是基于信息處理能力有限說基礎上的負面傾向。
我們人類無法處理環境中大量的信息并非始于今日的數字化時代。實際上，我們的原始人先祖需要處理的環境風險信息就已經很多。所以，優先處理那些負面信息（也就是與人們長期形成的習慣相反的信息）更容易回避風險。
比如，發現某一片草叢有大量的倒伏，這可能是野獸出沒的先兆。相對于正常生長的草叢，草叢倒伏就是一個典型的負面特征，人們優先對其進行處理，就有更大可能回避風險。這種基本的認知傾向也是媒體的負面報道往往更抓眼球的原因。
這裡還可以補充一個常見的應用于行為說服的傳播學理論，那就是認知不協調理論。人們遭遇了認知不協調（當然前提是相關信息已經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就會想法回避這種不協調，或者回避信息，或者在信息無可回避的情況下，就會想到改變行為。
認知不協調理論最為常見的場合是戒煙戒酒的公益廣告，吸煙連着一個被煙草燒焦的肺部是我們許多人都見過的影像。
對于那些存在僥幸心理的人
我們該怎麼辦？
對于那些認為其他人、其它樓道風險更大所以我可以繼續放心充電的心理該怎麼辦呢？一種解決方案是提供可比的數字，比如相比于單純警告，用絕對化的數字，比如室内充電，你就有某種幾率在火災事故中喪生。而絕對化數字仍然可能會讓部分人覺得事不關己。
那麼相對幾率就是一種更有脅迫力的表述，比如你室内充電比不充電，在火災中喪失的幾率就會增加若幹倍（待專業研究估算），雖然就絕對數而言，這個幾率仍然是相當低的。
從公共安全或者風險防患管理的角度，其實這些做法增加的成本并不多。但它們實際上代表着一種管理風格的轉換，從注重公共宣示，到更加關注對公民個體态度和行為的影響和幹涉。我國在公共衛生領網域，特别是在戒煙戒酒的健康宣教中，已經廣泛地采納了這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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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還是不夠。比如煙盒上最多寫一行字 " 吸煙有害健康 "，怎麼有害都不提。最近我注意到，這行字甚至變成了 " 吸煙有害青少年健康 "，仿佛成人就可以安全一樣。即便如此，通過影響個體态度并進而對其行為進行幹涉，已經成了我國很多公共衛生事務的慣常做法。
但在公共安全領網域，即便仍然與個體健康有關，這種做法也不算普遍。比如禁毒信息，在很多國家都是以呈現毒品對個人身心健康的危害的形式、借助各種我們上面介紹的傳播模式來廣而告之的。但在中國的大街小巷，禁毒信息往往是以毒品對社會危害以及國家嚴厲打擊禁毒的表述而被宣示的。
國情不同，當然我們不能照搬國外的做法。但針對那些主要由個體自發行為導致的不良後果，通過深入學習研究風險傳播的理論及優秀做法，并結合中國的國情（比如健全的基層社區組織）進行普及，最終形成對個體行為的提示與幹涉，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措施。
策劃制作
作者丨賈鶴鵬 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審核丨樊春雷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
策劃丨徐來
責編丨王夢如
審校丨徐來 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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