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電影經驗:頂級班底還能撲成這樣,導演全責!,歡迎閱讀。
現在大家對于韓國電影裡出現的中國元素都非常敏感。
生怕他們 " 偷走 " 原本的中國文化,然後再說成是韓國的。
但今天要聊的這部電影,直接把片名就寫成了中國的地名,乍一看摸不着頭腦,仔細一看,才知道原來是抗日電影——
《哈爾濱》
這部由禹民鎬執導、玄彬主演的 " 抗日 " 題材影片,以朝鮮義士安重根 1909 年刺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歷史事件為核心,試圖通過宏大的叙事和視覺奇觀重現民族英雄的悲壯史詩。
在 20 世紀初,韓國獨立運動風起雲湧。
安重根(玄彬飾演)是一位堅定的抗日義士,在抗戰期間一直在為恢復國家主權而奮鬥。
當他得知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即将前往滿洲(今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展開談判時,安重根等人決定借此機會前往哈爾濱執行暗殺任務。
而且他們成功了,親手擊斃了伊藤博文。
電影的劇情主要就是圍繞這個歷史上著名的刺殺事件展開。
安重根被捕後,被日本關東都督府地方法院判處安重根絞刑,于 1910 年 3 月 26 日在中國旅順英勇就義。
電影整體票房還算可以,首日以 38.15 萬觀影人次登頂韓國單日票房,次日累計突破百萬,一度被媒體寄予成為 " 千萬電影 " 的厚望。
然而高開低走的票房與口碑,最終讓這部集結名導、巨星和熱門題材的作品淪為一場令人失望的 " 堵心之作 "。
作為一部大片,視覺呈現上自然不用說,但在劇情構建和人物塑造上卻存在諸多瑕疵。
尤其是主角安重根的刻畫,與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形象大相徑庭,更多地展現出了其優柔寡斷、窩窩囊囊的一面。
比如自作主張地放走了日軍俘虜這一段。
導演大概是通過這一情節的設定,巧妙地引入了 " 反英雄叙事 " 的概念,但是站在觀眾角度來說,這種看似精心設定的小細節,實則拖垮了主角的英雄光環。
他堅持釋放兇殘的日軍戰俘,只因對方提及 " 家中有妻兒 ",全然無視戰友橫屍眼前的慘烈;
面對内部叛徒嫌疑,他盲目信任同志,甚至為叛徒求情,全然不顧革命鬥争的殘酷現實。
這種背離史實的 " 人性化 " 改編,非但未能讓角色顯得有血有肉,反而削弱了英雄形象的感染力,将一場民族獨立運動降格為個人英雄主義的拙劣表演。
再者,電影的節奏也很拉胯,開場就是一段持續近 20 分鍾的 " 密會 " 戲份。
結果打斷台詞、冗長的對話既未塑造角色個性,也未推進劇情,反而讓觀眾陷入 " 誰是誰 " 的困惑。
當傷痕累累的安重根終于登場時,其 " 核心人物 " 的光環早已被拖沓的節奏消磨殆盡。
劇情的邏輯漏洞與常識性錯誤進一步加劇了觀眾的疏離感。
為刺殺伊藤博文,義軍策劃用炸藥摧毀專列,卻耗費大量篇幅描寫他們穿越 " 滿洲沙漠 " 向馬匪借炸藥的荒誕情節。
當銀幕上出現一望無際的金色沙丘時,熟悉中國東北地理的觀眾都得懵。
黑龍江,有沙漠嗎?
這種為營造蒼涼氛圍而肆意篡改地理風貌的做法,暴露了創作團隊對歷史考據的敷衍。
更諷刺的是,千辛萬苦運回的炸藥竟因一場馬車事故灰飛煙滅,此前所有鋪墊瞬間淪為鬧劇。
刺殺行動的高潮同樣經不起推敲:
安重根在戒備森嚴的火車站如入無人之境,俄羅斯衛兵呆若木雞,日軍保镖形同虛設,慢鏡頭渲染的 " 英雄時刻 " 反而讓歷史事件的莊嚴感蕩然無存。
若說影片尚有可取之處,攝影師洪垌杓的鏡頭語言堪稱最後的遮羞布。
戰鬥場景中,他用特寫突出日軍割喉的殘暴,以遠景展現朝鮮義軍蝼蟻般的掙扎,血腥與悲壯在畫面張力中形成強烈對比;
日俄談判的對稱構圖暗喻勢力均衡,紅色地毯宛如即将被瓜分的血色疆土;
黑白色調下叛徒金尚賢吞咽牛肉的橋段,通過咀嚼動作的特寫,将人性堕落的過程刻畫得淋漓盡致。
冷暖光影的運用同樣精妙——車廂内飄動的窗簾投下槍影,危險氣息随光影搖曳;
叛徒點煙時氤氲的燈光映出側臉,背叛的陰影悄然蔓延。
這些充滿隐喻的畫面本可成為深化主題的利器,可惜在蒼白劇本的拖累下,攝影的匠心獨運終究難挽狂瀾。
與《哈爾濱》的頹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韓國影史其他抗日題材的成功範例。
李濬益的《鳴梁海戰》以磅礴海戰場面重現民族熱血,崔東勳的《暗殺》用多線叙事将個人命運與家國情懷交織,即便涉及超自然元素的《破墓》,也能借懸疑外殼傳遞歷史反思。
這些作品的成功,源于對劇本的雕琢與叙事的創新,而非依賴明星光環或視覺噱頭。
反觀《哈爾濱》,導演既想展現英雄的人性掙扎,又要描繪歷史洪流下的個體創傷,卻在主題表達上顧此失彼。
安重根冰面獨行的鏡頭本可隐喻理想與現實的割裂,斷指盟誓的場景亦能升華革命者的決絕,但突兀的情感轉折與扁平的角色塑造,讓所有 " 史詩感 " 淪為空洞的形式主義。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影片對民族叙事的解構與重建徹底失衡。
歷史上的安重根是兼具文人風骨與俠士氣節的復合型英雄,他辦報紙、籌軍費、組織義兵,刺殺僅是抗争手段之一。
而電影将他的形象簡化為 " 為贖罪而刺殺 " 的偏執者,甚至安排其子日後向伊藤後人道歉的情節,無形中消解了刺殺行為的正義性。
這種 " 反英雄 " 嘗試本可挖掘歷史的多重面相,但在劇本孱弱、角色單薄的框架下,最終演變成對民族情感的廉價消費。
當安重根高喊 " 大韓獨立萬歲 " 從容就義時,觀眾感受到的不是悲壯,而是與角色命運脫節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