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電影經驗：她打赢了官司，輸掉了一切，歡迎閱讀。
多久沒見過這麼真誠、動人的電影宣發？
前幾日，口碑神作《墜落的審判》（下文簡稱《墜審》）正式在國内上映，電影女主角桑德拉 · 惠勒為此特意錄制了一段宣傳視頻。
且作為公認的語言奇才（她是德國人，但在電影中能操英語和法語），她全程用的都是漢語！
" 我非常自豪《墜落的審判》可以跨越這麼漫長的旅程和你們見面，這也表明了藝術只有想象的邊界，沒有語言和國界的限制。"
就說國内的演員，能對着觀眾連續輸出 2 分鍾心得，還有這樣深度的，大抵也是鳳毛麟角。
相較之下，更襯出另一些業内人士思想境界之難堪。
《墜審》北大首映禮的喜劇表演
一方面我樂見這可笑鬧劇，真理越辯越明，這些争議客觀上強化了作品的熱度與現實性。
但另一方面我也遺憾，《墜審》遭此一難，已沾染了太多本不必要的劣等讨論。
于是，我們很有必要重新審視它。
恰如其片名，為這場墜落再做細致的剖析。
受審的女人
女性被審判，在電影史上始終是經典的主題，乃至于母題。
德萊葉鏡頭下含淚蒙難的聖女貞德。
德萊葉《聖女貞德蒙難記》
戲本照進現實，因指控走上絕路的阮玲玉。
吳永剛《神女》
更别提好萊塢黑色電影時代，那些在法庭上散發致命魅力的蛇蠍美人。
比利 · 懷德《控方證人》
事實上，一直到近幾年的熱門作品：《毒舌律師》《分手的決心》《醬園弄》……
一個被全場目光瞄準、戰栗着受審的女性，是最尋常的形象。
吳炜倫《毒舌律師》
我們或許要問一句，為什麼？
答案其實也不復雜。
在這個世界，要讓所有人認真聽一個女人說話，尤其大部分說的還是她個人的經歷、想法、觀念，無非就兩種情況——
其一，這個女人是撒切爾、董明珠式的強權女性，有足夠的壓迫力讓你豎起耳朵聽。但究其實質，這是女性在行使父權式管理；
其二，就是以上我們所看到的，這個女人是個亟待調查的嫌疑人。
《墜審》從開場便道出了這一真理。
作家夫婦桑德拉與塞缪爾隐居在法國山區，鮮少與外人來往。一日有一位學生佐伊上門采訪桑德拉，二人聊得投機，氣氛融洽。
突然，樓上的塞缪爾開始大聲播放音樂，以至于二人無法再繼續交談，采訪不了了之。
後來在法庭上，佐伊這樣分析塞缪爾當時的行為——
他并沒有在場，卻強行施加了他的存在，變相壓制了兩位女士的主體性。
這是很微妙的細節，卻如寓言般精準地映照着現實。
直到塞缪爾意外墜亡，桑德拉被推上被告席，她才真正獲得了訴說并被聆聽的資格。
老實講，這樣的劇情走向很難談得上創新，甚至可以說老套。
可《墜審》的獨特其實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其暧昧性。
過去的 " 弑夫 " 主題電影，無非會呈現兩種形象：受冤的蘇三，或實錘的潘金蓮，而這最終都關乎案件的真相。
《分手的決心》
《墜審》呢，壓根不在乎真相。
在設定中，現場搜集的證據既不足以為桑德拉定罪，也不能為她洗去嫌疑，這導致案件的裁定完全依賴于庭審。
恰如桑德拉的律師所言，這場審判與真相無關，真正重要的是人們如何看待、定性并裁決桑德拉。
于是，在類似的題材中，《墜審》少見地沒有執着在斷案，而更關注于受審的女人本身。
桑德拉是嫁入法國的德國人，與丈夫同樣熱愛寫作，卻比他更成功。
後來，他們的兒子因丈夫的疏忽意外致盲，塞缪爾沉溺在自責中無法自拔，桑德拉通過書寫排解痛苦，這進一步拉開了夫妻二人的事業差距。
這些痛苦的往事被擺到台面上，成為審判的依據與證詞。
桑德拉講述着自己的故事，借助媒體吸引了整個國家的注意力。
一個鮮明的反差是，開頭佐伊來采訪桑德拉時，她幾乎本能地抗拒自我表達，而反過來采訪了佐伊。
這或許是出于以往生活的慣性，她習慣了壓抑自己，只把心中所想喬裝後寫進書裡。
但在受審時，她的表達欲卻旺盛到讓我害怕。
怕她說出太多對自己不利的信息。
在後半段，桑德拉面臨着極其危險的局勢，所有證據都無法證明她的清白，指控更來勢洶洶。
但在自己的律師慷慨陳情、企圖将矛盾轉移到亡夫身上時，桑德拉卻突然提醒律師——
" 塞缪爾不是那樣的人 "。
桑德拉很奇怪，至少她和過去凄苦的蘇三、狠辣的潘金蓮都不一樣。
在這個不在乎真相的法庭上，她又成了唯一一個想還原一切的人。
吊詭。
" 受審女人 " 的經典劇本，在桑德拉身上經歷了吊詭的雙重否定。
反真相
現在，我們可以正式走入這場審判中。
前文說到，《墜審》的獨到之處在于其暧昧性，而這種難以界定的晦暗，實際上遍布了電影的每一處。
撇去法醫層面上的問題，這起 " 殺夫案 "，還存在三片難以驅散的疑雲——
其一，" 妻子的不忠 "。
兒子丹尼爾的失明對夫妻造成了重大的打擊，盡管桑德拉仍簡稱他們彼此相愛，他們的婚姻關系實際上已經脫離了一般的軌道。
在那一年創傷期，桑德拉曾有幾次找外遇排解情緒壓力，但都告知了丈夫。
她的說辭是，" 那一年我們都過得不容易 "。
而基于桑德拉的雙性戀取向，那場與佐伊的采訪頓時被解讀出了復雜的意味。
法庭提出，正是因為桑德拉在婚姻中始終缺乏邊界感，令塞缪爾產生嫉恨，而這最終推動了悲劇的發生。
而在一段生前錄音裡，塞缪爾也的确曾言辭激烈地表達了對桑德拉出軌的不滿。
你會發覺，桑德拉這樣一個女性，遠比以往類似的角色要復雜，卻也更現實。
她并非純粹的受害者或蛇蠍女，不太賢妻又不夠渣女，她既愛男人又愛女人，迷戀肉體的欲望，也放不下靈魂的共振。
最復雜的是，她對丈夫似乎時愛時不愛。
而是非分明的法律，并不足以處理這種復雜性。
最現實的矛盾是，法庭希望通過一系列舉證和雄辯來為桑德拉定性，破譯她的所思、所想、所做。
但世界上唯一一個了解桑德拉的，恰恰是她自己。
證據拼湊出的桑德拉是真的，還是她所認定的自己是真的？
這是第一道深淵。
其二，是" 丈夫的心理 "。
塞缪爾患有抑郁症，這一信息同時被法庭雙方視為重要信息。
檢方試圖借此力證桑德拉對丈夫的打壓與傷害，補充她的殺夫動機。
塞缪爾的精神醫師甚至提出，桑德拉的強大自我 " 閹割 " 了丈夫，使他失去了生命最重要的東西。
而在桑德拉這邊，她承受的是巨大的撕裂感。
一方面，她要為自己 " 洗白 "，讓自己盡量顯得像一個溫馴、柔弱的女人，以降低嫌疑。
另一方面，她始終難以接受這套邏輯——
每個證人都和精神醫師一樣，憑自己的專業走上證人席，講述他們的關系和經歷，宣稱自己比桑德拉更了解塞缪爾。
可她不願意用這種獨斷的視角評價丈夫。
恰如她對精神醫師的反問：他從塞缪爾口中聽到的是真相嗎？醫生就不會被蒙蔽與誤導嗎？
而如果心理學都無法了解一個人的内心，又有誰真的能明白死者的意願？
法庭希望通過分析塞缪爾的心理狀态區分這對夫妻的強弱，以此推倒結論。可事實上，或許連夫妻自己都無法确定自己的位置。
若 " 真相 " 意味着一個簡明的事實，那桑德拉是個罕見的 " 反真相者 "。
法庭給她的永遠是 " 是或否 " 的單選題。
例如她是否因兒子的失明怨恨丈夫，丈夫又是否因此遭受到了折磨與痛苦。
但在她看來，這些問題從基礎上就是錯的——
她并不把兒子的失明視作殘疾。
她不想譴責他生理上的缺陷，而認為這是他必須好好過下去的人生。
其三，" 孩子的失憶 "。
《墜審》中最神秘莫測的，其實是盲童丹尼爾的記憶。
他聲稱自己聽見過父母的争吵，卻被實驗證實不可能；
他說自己曾回到屋内，卻與他此前的口供完全衝突；
他在最後又想起曾發現父親服藥自殺，但唯一的證據是，他記得自己的狗吃了父親的嘔吐物後中了毒 ……
但即便如此，丹尼爾仍在案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開始，法官考慮到他身體與心靈的創傷，破例讓他繼續與母親住在一起。
桑德拉的律師說，這一次法官 " 拒絕屈從直覺 "。
直覺是啥？
是母親是嫌犯，兒子是證人，他們不應該繼續接觸。
但在情理層面上，丹尼爾剛失去父親，又需要人照顧，此時無法再失去母親。
法律在這一問題上讓了步，代表這整個審判從一開始就照顧着丹尼爾的利益。
而丹尼爾模糊的記憶，亦是對 " 真相 " 二字的審視。
他的每一句證詞，都足以動搖整個審判的根基，無論它是出自記憶還是幻想。
這愈發否認了審判的價值。
電影的隐晦主旨，其實是丹尼爾的臨時監護員道出的——
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做出決定
為了解決問題
有時我們不得不下定決心
在兩條道路間選擇一條
是的，真相有時不是恒在的、既定的事實，而是被選擇的，甚至是被創造的。
世界的復雜性遠非審判能夠裁定，事實與記憶一樣模糊。
歷來的律政片總是在讨論優秀的律師、高尚的法官如何讓正義赢到最後。
但很少有人真的反思過其暗含的邏輯——
真相是被擺弄的，人總能夠重塑真相。
語言
原諒我很難像以往一樣給出一個明晰的結論。
《墜審》這樣的電影不同于商業片，正在于它講的不是什麼規矩的主題。
它一直在探索更諱莫如深的東西，是我們所避諱、不敢直面的反常識。
但在這迷霧缭繞的故事中，難道就沒有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嗎？
或許有。
兩個字：語言。
無獨有偶，更上一屆的戛納電影節也将榮譽贈與了一部審判外國女人的電影。
在《分手的決心》中，中國女人宋瑞萊的語言障礙，反而成了她神秘危險感的來源。
湯唯用漢語說的 " 心 " 被翻譯器誤譯為了 " 心髒 "
但《墜審》中的桑德拉，體驗到的則是語言的另一個真理，也即電影導演茹斯汀 · 特裡耶在采訪中所說的：
語言即是一種暴力。
《NOWNESS 現在》
" 語言 " 二字，首先可以理解為字面意義上的交流工具。
塞缪爾曾指責桑德拉的 " 霸權 "，她的法語一直沒有進步，于是将語言強加于别人身上，讓所有人都陪着她講英語。
然而，桑德拉實際上才是這隐含暴力的受害者。
要知道，她真正的母語其實是德語。
她不想因語言障礙而失聲，而英語只是一個語言的中間區網域，它保證任何一方不會因文化上的劣勢受到打壓，以至于被剝奪聲音。
而在庭審中，這種語言上的暴力愈演愈烈。
她被要求使用法語為自己辯護。
準确的證詞本來是審判最重要的基礎，但在這一要求下，桑德拉從開始就被置于弱勢地位。
這亦象征着，人們其實并不在意她的自我辯白。
而 " 語言暴力 " 更深的一層含義，還在于女性語言與父權語言的鬥争。
從頭到尾，桑德拉都是被一種苛刻、自負、侵略性十足的聲音包圍。
塞缪爾的音樂是如此，法庭上尖銳、飛速的法語是如此，而她所受到的指責與控訴，更是充滿了父權式的臆斷意味。
一個細節是，桑德拉的律師與她很是交心，卻依舊聽不進她的辯白，只相信自己的直覺。
桑德拉都感覺得到他的審視與評判。
另一個細節是，當佐伊被法官詢問時，她被稱為 Mademoiselle。
法語中專門指代未婚女性的稱呼。
可她幾乎條件反射般表達了不滿：我不喜歡自己被簡化為婚姻狀況。
妙的是，這位話語裡自帶刻板印象的法官也是一位女性。
這場審判實際上是整個社會運行規則的搬演，表面上是有罪與無罪的評判，實質是兩種語言的較量。
在審判之前，律師與桑德拉一同整理信息，彼時的桑德拉帶着一種全然的柔情。
她帶着微笑描述塞缪爾，他如何出色、他的天賦、他的志向，以及他與自己的異同，語氣中透露出的是理解、認可、反思，這是一種被感性與人文關懷驅動的語言。
直到律師猛地打斷她，不讓她繼續以這種論調叙述。
桑德拉曾說，她希望盡可能在這次審判中維護塞缪爾的形象。
她内心有一種天真，認為這種復雜的情感才是他們夫妻的真實情況。但她未能想到，世界只想快刀斬亂麻地萃取一個最直截的結論。
感性使她落于下風，高度理性的社會規則會将所有的問題歸因于她。
導演引用了女演員斯特裡普的一段話：人們總是讓女性來講述男性的語言，卻不會讓男性講述女性的語言。
70 年代還是内閣成員的撒切爾夫人曾因自己尖銳的白人女性嗓音，失去了一次演講機會。後來她找了專業的教練，塑造出了低沉渾厚的聲線，這才受到了政界的尊重與接納。
在既定的語言系統裡，女性不得不付出更多去配合外界。
《NOWNESS 現在》
但聊到這裡，我們其實還沒看到《墜審》最具新意的部分。
1961 年，有一部叫《妻之告白》的日本電影，塑造了一個令丈夫墜下深淵的妻子形象。
增村保造《妻之告白》
片中借一位配角之口，表達了對女性身份的憐憫與共情——
女人用愛來面對世界，而男人只會用黑與白評判一切。
瞧，兩性語言的主題，其實早在黑白電影時代就被講過了。
而《墜審》更狠辣的筆觸其實是，它在最後撕碎了桑德拉、甚至包括是你我的幻想。
呈上公堂的一段錄音，展示了這位妻子的崩潰時刻——
她嘶吼着，用那些最刻薄、尖銳的話語攻擊丈夫。
桑德拉被逼到了極點，以至于終于無法守住自己的底線，那種 " 女性式 " 的溫柔與共情。
一個事實暴露了出來：世界被父權統治是錯誤的，但 " 女性式 " 的語言或許并非更好的選擇，它會在某一個時刻突然走到另一極端，以致崩潰。
我們都忽略了，" 女性 " 本就是對應着 " 男性 " 被生產的概念，是那些被硬塞給女性的特質和标籤。
可我們所追求的，應該是超越兩性的東西，一種二分法之外的更崇高目标。
可惜的是，《墜審》也只能深入到這一步。它給不出更多的答案，只能在分岔路口插下一塊新的路牌，留待我們繼續探索。
但我很喜歡它的結尾——
桑德拉說，當人輸了，就只是輸了；當人赢了，就會想要回報。
但她的勝利沒有任何回報，只是一個結束。
我們的生存即是如此，輸了是輸了，赢了也揮不去空虛。
《墜審》不在乎輸赢。
因為這場審判并不會就此結束，它總會在我們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啟。
